北平城的几家店铺，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与敌人周旋真是费尽心思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日本人之手，而中国人民也迎来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北平沦陷之后，北平城中很多共产党员撤出了北平回到了大后方。但是为了与侵略者对抗，中共组织特地留下了一些共产党员，隐蔽在北平城中从事地下工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事地下情报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但中共中央还是成立了中央社会部，将一位位共产党员送到北平城内从事地下工作。如何能够避开日本人的搜索，成为每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面临的难题。为了躲避搜捕他们不得不寻找各种掩护。

相信很多人在看谍战剧的时候，会经常看到中国地下党员总是在某个店铺中接头，接头的时候还要说出暗号。这并不是影视剧瞎编，当年在北平很多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都在店铺当中，地下党人在店铺中接头见面交换情报。另外店铺一般位于人流较多的繁华地带，平时人来人往，并不太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力，也可以很好地掩饰地下党的身份。

当时，平津情报联络组的负责人陈叔亮，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想依靠着自己良好的出身，能更好的从事地下工作，但没想到还是被捕了。接替他工作的地下党人叫做杨宁，他当时身处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同仁堂药店，以这个药店为掩护点开展工作。

平津情报联络组的另外一位成员李才，公开身份就是北平西直门附近一家店铺的账房先生。平时的工作是在店铺中管理账务，私下他会四处搜集情报，并且想方设法的将情报送出去。

中共地下党在北平的工作，除了搜集情报，发展共产党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前线以及大后方筹措药物。无论是中共根据地还是八路军抗战前线，战士们的生活都极为艰苦。

尤其是在伤病之后没有药物的及时治疗，导致很多战士死亡。而当时的日本人对于药品的封锁非常严格，想要弄到紧俏的药品实在是不容易。

1939年，加拿大援助中国的医生白求恩列出了一张药物的清单。这张清单后来被送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黄浩的手中。抗战爆发之后，黄浩便潜伏在北平城中，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搞到药品，然后想方设法地将药品运出封锁线。但是这次需要的药品数量实在是太大，黄浩也十分为难。

黄浩做通了协和医院一位交际处主任的工作，由协和医院出面购买了大量的药品。药品买到了，怎么能运送出去呢？黄浩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王佩芝。要想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佩芝先是开了一个绣花厂。她让人将药品藏在绸缎的绣品包裹中，瞒过了日本人的盘查，运到了前线与根据地。

黄浩知道想要搜集更多的药品，运送更多的药品，单凭自己一人之力很难办到，所以他开始发展其他力量，他与一位居住在北平法国医生关系很好。在运送药品时，便通过这位法国医生来进行运送。而当时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盘查并不严格，这也使得黄浩多次能够蒙混过关。

另外，黄浩还联系了很多商界的爱国人士，艺术家等人一起协助自己的工作。而他与各界人士频繁互动也引来了日本人的注意。1943年的一天，日本人查到了黄浩的所在地并前往抓捕，黄浩只能仓皇逃走。

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在选择店铺作为掩护点的时候，也是有所选择的。北平东安市场的丹桂商场拥有大量的书摊，很多旧书籍、旧杂志都会在这里售卖。所以来这边的人手中持有的书报特别多。很多中共地下党会在这里用手中的书报作为掩护交换信息，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丹桂商场还有很多文具店，中国地下党高炎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一名记者，为了工作的展开，他说服一家文具店的经理，一起跟他做抗日工作。这位经理被他说服，便将文具店的经理室腾出，供高炎与其他同志接头使用。

一般来说，棺材铺是很多人敬而远之的地方，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很晦气，日本人也一样。所以棺材店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因为这样的地方，日本人也是不愿意盘查的。

中国地下党人曾威从延安来到北平时，便被人带到了东直门外的一家棺材铺中与其他人接头。而带曾威来到棺材铺的是一个卖艺的老头儿，两人对上暗号之后，这位卖艺的老头儿才将他带到棺材铺。

沦陷之后的北平可以说是风声鹤唳，日本人更是对抗日爱国人士严酷打压。中共地下党们从事地下工作真的就是在刀尖上跳舞，一不小心便有性命之忧。为了获取情报，他们绞尽脑汁，用自己的智慧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敌人做斗争，他们都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