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老子，“易经”与“道德经”

孔子与老子，「易经」与「道德经」

《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现实主义思想的最高峰，而《道德经》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浪漫主义思想的最高峰，《易经》和《道德经》构成中华传统文化永不磨灭的双子峰。《易经》被奉为儒家最高经典，被称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和现实主义传统文化之根；《道德经》被奉为道家最高的经典，被称为道家思想的总纲领和浪漫主义传统文化之根。孔子是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老子是道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孔子与老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河洛文化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源头，五行和阴阳理论是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却同源而异流，形成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大体系，一个用于修齐治平，具有积极出世的现实主义风格，一个则用于守本养性，具有消积入世的浪漫主义色彩。

提炼《道德经》之思想精髓，不外乎八个字，那就是：顺其自然，清净无为。提炼《易经》之思想精髓，亦不外乎八个字，那就是法其自然，中庸适宜。所谓“中庸”就是权衡以平，允执厥中。“适宜”包括适时、适位、适度。适时就是要遵天命，因为时间就是天命，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天命之也，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违时失时，则天命不佑，必有灾眚。故孔子曰：“时也，命也”。适位就是言行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不失职也不渎职，勿要僭越，故孔子极力主张“正名”。“正名”就是确定各种名分，名分就是指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奴隶主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关系区别。孔子主张“正名”，就是要从确定名分入手，确立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以求得社会政治的稳定，从而巩固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度。适度就是把握好尺度和分寸。

儒家与道家皆崇尚自然，以自然为最高境界。不同的是，道家更崇尚绝对自然，把绝对自然的规律性法则称为恒道，把掺杂了人为因素的规律性法则称为非恒道。道家强调人要遵从恒道，极力反对人为地干预自然。道家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积极作用，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致乱的根源。而儒家则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以图构建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在老子看来，儒家的所谓“道”，虽然效法于天地自然，却都是人为的规定，故皆非“恒道”，故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可道，非恒道”。孔子主张“正名”，在老子看来，名分只不过是人为设计的，而且名分也是会改变的，故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恒名”。

老子及《道德经》的思想，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但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轻视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力，主张人要被动地顺应自然，反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干预自然。这一点正是道家和儒家思想最大的分歧，也正是这一点，使道家思想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变得曲高和寡，恍如仙界玄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思就是老子思想若用于近世，无异于心灵鸡汤，麻痹人心，塞人耳目，消磨意志，教人躺平，故几乎无可行之处。

孔子及《易经》的思想可不像老子及《道德经》的思想那样消极，而是充满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鼓励人们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加强个人修养，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修齐治平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现，而《易经》正是帝王和仕人的修齐治平之学，不通《易》道，在任何领域都不会成为大家。《易》道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每个方面的每个阶段，具有广泛的使用性，而《道德经》虽然具有高境界的智慧，但在使用方面却有片面性，它只适用于事物的收敛和闭藏阶段，也就是适用于五行的金和水的阶段。所以，《道德经》可作为《易经》的参考和有益补充。

我们若真正学好《易经》，即使不能成圣，也可为贤。可惜笔者已是“知天命”之年，当“鼓缶而歌”，采菊东篱，行退隐之德，《易经》只可教人，而自己最适用的却是《道德经》了。后生可畏，来日方长，不可不学《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