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情史：离婚前出轨表姐，称妻子像无法解雇的职员

【本文节选自《爱因斯坦传》，作者【德】于尔根·奈佛，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社已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连载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半年之后，米列娃遇到了更加酸涩的事情。这时，他们之间已经愈加亲密，相互的称呼也已由礼貌客套的“您”变成了亲切随便的“你”。他现在打趣地叫她“小淫妇”或者“小妞儿”，而她则戏称他为“小嫖客”或者“纨绔儿”。爱因斯坦同他的母亲和妹妹在麦尔希塔尔一起度假，他从那里给米列娃发了一封信，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他和母亲之间因为她而引起的一场“争闹”：
“我们回到家里，我走进母亲的房间（在四只眼睛的注视下）。一开始，我言不由衷地给她讲了讲考试的情况，然后，她就一本正经地问我：‘说吧，你和那个小丫头到底打算怎么着？’‘娶她做我妻子。’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并且准备好了有一场‘大闹’。结果立刻就来了。妈妈扑到她的床上，用枕头捂着头，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当她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马上转入一场绝望的进攻：‘你毁掉了你的未来，自己堵住了你的人生道路。’‘那个女人根本不能进入任何一个正派的人家。’‘一旦她有了孩子，你可就糟糕透了。’”
他为什么如此详细地把这件事情讲给米列娃？难道是为了向她显示，他是何等的宽容：尽管母亲如此激烈地反对，他还是要娶她为妻？要么是为了折磨她？还是说，除了他的孩子性情，在这种残酷无情的坦诚中并没有反映出其他任何东西，而且他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何等的伤人？
面对他和玛丽之间的爱情，爱因斯坦严厉的妈妈曾经是如此的幸福，在与保莉妮·温特勒经常性的通信中曾经对这一关系给予了慈母般的祝愿。而现在，她却要竭尽全力阻止他和米列娃之间这桩新的情缘：“这位马里奇小姐让我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她在给与自己同名的玛丽母亲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有权力，我会调动一切力量，将她逐出我们的视野，她实在是让我厌恶。”
阿尔伯特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将母亲的反感转达给自己的未婚妻。在信里他向米列娃报告了这场“争闹”，以及他如何“全力”反驳“对我们可能会有失体统地在一起生活的怀疑”。但是，接下来他却没有让她稍感宽心，而是继续用他“妈妈”的激愤独白来刺伤她：“她是一本书，就像你一样——而你应当娶一个妻子。”“等你到了30岁，她已经变成一个老妖婆了！”
这种预言变成了折磨。从这时开始，一位母亲的诅咒沉甸甸地压在这对年轻情侣的心头。几个月之后，米列娃尴尬地读着下面的话：“我的父母因为我对你的爱情非常忧虑；妈妈经常哭泣，流淌着苦涩的泪水，一时一刻也不让我安宁。我父母为我伤心痛哭，好像我已经死了似的。她在我面前不停地唠叨，由于我对你的承诺，我已经陷入了不幸，他们认为你的身体不健康。……噢，小淫妇，这简直是要疯了！你不知道，当我看到他们两个是那么爱我，在我开始这桩最严重的罪过而不去做心灵和良知让我无法忘怀的事情，从而让他们那样绝望的时候，我要忍受何等的煎熬！”
他非常痛苦，并以父母担忧为说辞婉转地责备米列娃身体的虚弱。其实，即便没有他这些直率的话，她的身体状况也足够让她烦恼的了。虽然她没有生什么病，但从小走路就有点儿瘸，估计是骨结核造成的。有一次，当一位朋友与他谈起她的残疾并且问他，他怎么能忍受一个这么丑陋的女人时，他回答说：“那有什么，她有一副可爱的嗓子！”
在米列娃身上，流浪汉阿尔伯特找到了他的吉卜赛女郎，一个有着南欧人肤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女子（有一次他把她称作“我的小黑妞儿”）。而且她还有着斯拉夫人的低沉嗓音，既是一位物理学家，又是一个“放荡的妖妇”，一个他可以“在晚上和夜里随心所欲地抚弄和搂抱”、既温文娴静又激情似火的情人。

（爱因斯坦和第一任妻子米列娃）

谁要是不接受她，会激起他更加强烈的逆反情绪。如果说他的母亲确实想阻止这桩婚姻的话，也许赞成会比抗拒更加有效。由于他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而斗争，结果连米列娃也成了他用以挑战权威的工具。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总归有利于他摆脱掉对强势 “妈妈” 的依附。她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他本性中儿童那一面所需要的母爱。她为他操持家务，尽管同那些满身小市民气息的瑞士邻居相比，她所能炫耀的一切完全不同于一个能干的主妇。她为他洗衣做饭，尽可能把他一天到晚乱七八糟的什物归置整齐。“所谓称职的家庭主妇，”他心满意足地指出，“是那种处于臭猪和洁癖中间的女人。”
不管怎么说，她对他而言，至少是在初期，意味着某种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东西：他把这位“唯一甜美的小女人”当成了可以穿透他的防护罩的知己。“除了你以外，所有的人都让我感到陌生，好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壁将我和他们隔离开来。” 可以说，米列娃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位真正贴心的伴侣。在她之后，任何人都未曾像她那样也能了解他阴暗的一面。在他后来其他的两性关系中（说来说去反正都是一些暧昧关系），包括他和爱尔莎的第二次婚姻，都缺少某种程度的知心、尊重和志同道合，而他和他的“小妞儿”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曾感受过这一切。
在有关爱因斯坦的作品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把米列娃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象。一说到她，就是情绪低落、心情抑郁、性格内向、意志消沉，一个怀有病态嫉妒心理的、难以相处的女伴，把幽默风趣、无忧无虑且心地善良的爱因斯坦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不过，实际情况也许恰恰是另外一个样子；她之所以越过越萎缩，逐渐丧失了自信，变得“容易消沉，寡言少语，喜欢猜疑”，应该说他“功不可没”。从早期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迹象表明，她身边这个男人，可不仅仅是一个性情随和、和蔼可亲的人，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面孔。
“现在，当我思念你的时候，”他在1900年9月的信中写道，“我就会想，我永远也不再惹你生气和愚弄你，对你要始终像个天使一样！噢，这美丽的幻想！不过，即便我故态复萌，又变成了那个老无赖，蛮不讲理，残酷暴虐，情绪变化无常，就像以前一样，但你还是喜欢要我，对吧？”
将近两年之后他又写道：“如果我不在你身边，那么我总是会怀着这样的柔情想念你；但你恐怕不会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请求她的原谅：“我只是由于烦躁不安才总是对你这么粗暴。”
米列娃知道，她在他心目中是怎么一回事儿。至少他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对于自身和自身的行为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他在阿劳时的一位老熟人尤莉娅·尼吉（Julia Niggli）就与一个岁数比较大的男人的关系问题向他讨教。他在1899年给她的回信里说：“噢，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对这类小畜生可以说非常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对这种人不要寄予太多的希望，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可能怏怏不乐，明天又可能高兴得忘乎所以，后天也许会冷若冰霜，然后又可能激动万分或者有些厌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嗨，我差点儿忘了还有对爱情的不忠、忘恩负义以及自私自利。”
还有一点米列娃同样无法回避，那就是他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优先权。处于最高地位是的物理学，他的另外一个至爱，而她却觉得自己已经逐渐被从这一领域中排除出来。她在1900年给女友海伦娜·萨维奇（Helene Savic）的一封信里就已经写道：“这样对他的前程更好一些，我不能挡这个人的道，另外我还非常爱他，而为此我所承受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很快，又有了让她感到痛苦的另外一件事情。罗伯特·舒尔曼于1986年发现的那批情书揭开了这桩秘密：大约在1901年的5月，米列娃有了身孕，并于当年夏末返回了塞尔维亚的父母家中；那年冬天，她生下了一个名为莉泽尔（Lieserl）的女孩；一年之后，她只身回到了瑞士，没有带着这个非婚生的女儿；而爱因斯坦则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女儿。这个孩子后来的命运如何，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这件轰动一时的新闻被披露之后，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美国女作家米歇尔·查克海姆（Michele Zackheim）所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这个小姑娘可能患有残疾。不过，她的根据主要是米列娃在一本关于《性的问题》的书中以及一本关于《酒精中毒与堕落》的小册子中所做的标记。查克海姆从中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爱因斯坦可能得过梅毒（他一辈子坚持滴酒不沾）。毕竟，长期以来就有传言说，爱因斯坦经常嫖妓，而且是在米列娃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事情。爱因斯坦在柏林期间的医生雅诺思·普雷什不是在他去世之后曾经宣称，他腹部膨出的主动脉的破裂，可能是未曾治愈的梅毒所造成的后果？这种情况在爱因斯坦身上一再发生：猜测渐渐浓缩成了历史，然后又通过诸如查克海姆《爱因斯坦的女儿》这类有影响的书籍广为传播。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位生身父亲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第一个孩子，而且在他未来的妻子米列娃分娩之后也未曾去探望过她。按说这绝对是不应该的。那时，从瑞士乘火车到塞尔维亚连一天也用不了，时间肯定不是问题。把这种“疏忽”归咎于爱因斯坦由于受叔本华的影响而蔑视“妇女”肯定是过于简单了。有一次，他当着一位同事的夫人肆无忌惮地说：“你们女人的生产中心根本就不在头脑里。”关于“妇女的选举权”，他在1928年写给二儿子爱德华的信里说：“为此而斗争的只是妇女中间那些具有男人气质的人。”可是，就算第一胎生的是一个男孩，他又能怎样对待呢？

这个莉泽尔的命运让人们的好奇心无法平息，不断有人去追踪寻迹。阿尔伯特和米列娃把这个孩子送人了？那么，总该有收养文件留存下来。可是对这方面的调查却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次说到了猩红热，也许这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那么在米列娃家乡的某个地方应该有她的坟墓。罗伯特·舒尔曼也曾按着有关提示前去寻找，但直到今天依然徒劳无功。
在这一切努力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意图，即人们希望更清楚地了解阿尔伯特和米列娃的婚姻后来破裂的原因。在文献中，关于莉泽尔的悲剧只有唯一一条间接的暗示。直到发现这批情书之前，它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一暗示是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于1962 年出版的第一部较大型的有关他的传记中提到的。作者彼德·麦克摩尔（Peter Michelmore）从负责管理爱因斯坦遗产的海伦妮·杜卡斯那里所获得的全都是有利于展现爱因斯坦光辉形象的材料。对于那段破碎的婚姻，就像对已经存在的爱因斯坦同他表姐的暧昧关系一样，他知道的恐怕非常少。
不过，麦克摩尔还是有机会同这对夫妻的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1904—1973）进行详细谈话的。汉斯想必向作者暗示过父母关系中灰暗的一面，而且很显然，这与他出生之前的一桩“意外事故”是有联系的。“朋友们发现，”传记作者记录了这样一段话：“米列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且认为她同阿尔伯特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大概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但米列娃只是说，是一件‘极其私密的事情’；究竟会怎么样，她正在仔细考虑，但不管怎么样，看来都应该由阿尔伯特承担罪责。”
他的“罪责”会是什么呢？是不是他在1902年曾经逼迫她丢弃他们的孩子呢？或者干脆提出：是要莉泽尔还是要我？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在事业上开始艰难起步的阶段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带着一个非婚生的孩子，他有可能得不到伯尔尼专利局的岗位。“她的朋友们认为，她应该把事情说出来，这样心里会轻松许多。”麦克摩尔接着写道，“但她坚持认为，这纯粹是私人的事情，要一辈子把它埋在自己心里。”
那她为什么又要保留这些信件呢？而且有几封里面还谈到了莉泽尔。难道说她已经有所打算，或者说甚至希望在她死后这些信件被人发现并拿去发表？即便如此，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为了身后的忏悔，还是为了以后用来报复她声名赫赫的前夫？但不管因为什么，有一点恐怕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些信件的内容敏感而又容易引起轰动，一旦大白于天下，给他造成的负担肯定比她大，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犯有罪孽之人，而她则是一个受害者。
1903年1月3日，在两个人发生恋情五年之后，米列娃终于答应同她的阿尔伯特结婚，但他心中的爱情之火恐怕已经接近熄灭了。而她却相反，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一个对自己不理不睬的男人，想方设法让自己变成他的附属品。婚后不久，她在给女友海伦娜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只要能做得到，我会比在苏黎世的时候更加深爱我可爱的宝贝。他是我唯一的伴侣和朋友，有他在我身边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但是很快，阿尔伯特就违背了自己对爱情的承诺，抛弃了只属于他们两个人共有的梦幻世界。不过他还知道安慰她，在给她的信里说：“我每天都在思念你，但我不会做类似的事情，因为那样就太没有男子汉气概了。”不过，他同朋友、同学以及同事（无一例外都是男人）来往得越密切，对他的妻子就越冷落。
当她于1904年生下汉斯·阿尔伯特的时候，尽管因为孩子而充满了幸福，但他们的生活已产生了严重的裂痕。她也曾经“小荷才露尖尖角”，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女性有可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拥有似锦的前程，但在隐瞒未婚先孕的沉重精神负担下，却未能取得学位。米列娃同她之前之后的千百万妇女一样，在传统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角色中结束了她们的自我解放，而她们的丈夫则径自走自己的路。
“一人得珠，另一人获椟。”她在给海伦娜的信中心灰意懒地写道，“我对爱情充满饥渴，每当听到一句‘是的’时，我便高兴得忘乎所以，以至于会认为这全都要怪可恶的科学，于是我便乐于容忍这种可笑的状况。”
这位女友是1909年收到这封信的。此时，让米列娃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可恶的科学”，已经将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在此期间，至少在专业圈内，他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就在这一年，他离开了专利局，当上了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在姗姗来迟的锦绣前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一段出自这一时期的小插曲，明显地反映出米列娃无法抑制自己的嫉妒心。10年前，爱因斯坦在同他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度假期间认识了一位女士，并在她的纪念册上题写了几行亲切却无他意的诗句。安娜·施密特（Anna Schmidt）终生保存着爱因斯坦的这段题词：
我该给你写点儿什么？
你，娇小美丽的姑娘，
各种事情你都知道，
包括一个亲吻，
印在小嘴之上。
如果你为此而生气，
千万别又哭又闹。
请你也吻我一下——
这才是最好的惩罚。
这位女士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爱因斯坦荣任教授的消息，于是特意致信表示祝贺。
爱因斯坦给这位已经结了婚的女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邀请她到苏黎世来做客。对方的回信显然落到了对两人的关系起了疑心的米列娃手里，她怒气冲冲地向这位女士的丈夫提出了抗议。爱因斯坦被迫介入此事，为“只是由于我夫人强烈的嫉妒心而造成的可以原谅的错误”写信向那位女士的丈夫表示道歉，并保证她“不会再做那种有可能对你们的幸福造成新的干扰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原谅米列娃。五个月之后，他在写给好友贝索的信里说：“由于米列娃而失去的心理上的平衡再也无法恢复了。”
米列娃收获了和其他无数妇女相同的命运。当婚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危机的时候，她却在期待着另一个孩子的降生。1910年，儿子爱德华来到了这个世界。当阿尔伯特事业上的辉煌进一步给米列娃造成不幸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不顾她的反对，他接受了布拉格大学的聘任。她在布拉格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没有一个朋友；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6个月，她却从未有过家的感觉，而她丈夫在事业上却如日中天，和她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他会接连几个星期出去做报告或者参加会议，而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1911年10月，他接到她写来的一封伤心欲绝的信。“我很想倾听，哪怕只是一点点儿，或者见到所有这些出色的人。”她在信里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不知你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他们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1912年5月，在他8岁生日的前后，已经明显感觉出他父母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绝非偶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爱因斯坦童年时代同他表姐的一段旧情重又燃烧起来。他的表姐爱尔莎这时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女儿玛戈特（Margot）和伊尔莎（Ilse）住在柏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段婚外情是怎么开始的还是一个秘密。用作者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和保罗·卡特（Paul Carter）的话说，这“不仅说明爱因斯坦在掩藏其痕迹方面非常高明，而且反映出他周围的人对他的崇敬”。
仍然是相关的信件为后世提供了这桩桃色事件的证据，只不过这一次是阿尔伯特写给爱尔莎的。爱因斯坦的女婿迪米特里·马连诺夫（Dimitri Marianoff）显然是知道这些信的。马连诺夫的妻子是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特，从1930年起他和她一直住在哈伯兰特大街的那套寓所里。他在他关于岳父的传记里写道：“要是将他写给她的那些信发表出来，肯定会在世界著名爱情书简中占得一席之地。”这肯定不是夸大之词。可是，当1993年这些信件在文集中发表的时候，展示给人们的却是，作为主动求爱一方的爱因斯坦始终忠于自己的行为规范。

（爱因斯坦和第二任妻子，表姐爱尔莎）

“我必须要爱某一个人，”他在1912年4月30日给爱尔莎的信里写道，“否则活得就太悲惨了。这某一个人就是你。对此你不能表示任何反对，我问你并不是为了获得你的同意。在我想象的冥府里我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或者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得到。”
虽然他再一次表示了退缩，并且宣称要终止两人之间暗地里的书信来往，但是，大约在他34岁生日的时候，心中的爱火再次燃起。“我很想能够和你在一起度过几天，而不……再忍受痛苦。”在一封信里他这样说。然而，他的“痛苦”，也就是他从前所追求的米列娃，却重新点燃了一丝希望：在布拉格住了不长时间之后，阿尔伯特被任命为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即以前的综合技术大学）教授，爱因斯坦一家重又回到了苏黎世，这让她非常高兴。
但返回他们最初恋爱的城市并不能挽救他们的婚姻。“他不知疲倦地研究他的问题，完全可以说，他只是为此而活着。”失望之极的米列娃写信对她的朋友海伦娜说。从这家人的一位女朋友的日记中可以推知，爱因斯坦甚至对他的妻子大打出手。从他们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的说法里也可以看出，很有可能他是打过妻子的。据说，在离婚文件中（这份文件一直封存在耶路撒冷的档案馆里）也谈到了婚姻中的暴力。
阿尔伯特对他的表姐说：“我们是两个流浪的人。”就像从前对米列娃展望一种充满大学生浪漫情怀的生活，“如果我们能一起过上一种吉卜赛人的小日子，那该多美呀！”这样的机会没过多久便来临了——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向爱因斯坦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做出决定一点儿也不费劲，因为那里有爱尔莎，“我们在你小屋里的相会”将他和她连接在一起。后来他对他的朋友海因里希·臧格尔坦白道：“我和别人来往很少，但多亏有我表姐的关怀，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孤单，其实就是她把我吸引到柏林来的。” 他已经把爱尔莎的女儿们称为“我的小儿媳们”，很显然，他已经下定决心结束他和米列娃的婚姻了。
对于米列娃，宣布搬家是一个可怕的新消息。她和她的家庭刚刚在可爱的苏黎世重新安顿下来，又要再次面临离别。在柏林，他那些亲戚就在近旁，她却对她们充满了憎恨之情。而爱因斯坦则津津乐道地，几乎以一种虐待狂的心态给她的新情人描述了自己妻子那种令人怜悯的境况：
“我的夫人出于对柏林和亲戚们的恐惧对我不停地哭喊。她觉得自己受到了折磨，害怕3月末她的丧钟就会敲响。好了，顺便再说点真实情况。我的母亲通常脾气很好，可儿媳妇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只要她和我们在一起，一切就都像是填满了炸药。”
看到这样的信爱尔莎也许会高兴，但也许会对米列娃感到同情。仅仅在不久之前，阿尔伯特还告诉她：“我害怕看到她和你在一起。哪怕她仅仅从远处看到你，也会像条虫子一样蜷缩起来。”对于爱尔莎而言，这难道不是一种警告？——她将和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啊！在这期间，她的情人给她写信说：“我对待我的妻子就像对待一个无法解雇的职员。我有自己的卧室，以避免和她单独待在一起。”此后还不到10年，爱尔莎就落到了相似的境地。
米列娃是否明白，她的婚姻在这一时刻已经破碎？就在迁居德国之前不久，爱因斯坦向爱尔莎报告说，他的妻子已经在她身上“嗅到了某种威胁。” 他肯定了米列娃的绝望，手段近乎狡诈：“迄今为止，除了我以外，可以说她从来不会同其他任何人干这种蠢事。”1914年4月，被蒙在鼓里的人带着儿子们到达了柏林。阿尔伯特向她提出了有可能在一起生活的“条件”。很明显，只要她还残存一丁点儿尊严，永远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你需负责：
保持我服装、衣物的干净整洁；将一日三餐按规定时间送到我的房间；让我的卧室和书房始终保持井井有条，尤其是我的工作台，只能供我一人单独使用；
只要不是出于维护社交关系的需要，你必须放弃同我的一切个人关系。尤其是不得要求在家的时候我坐在你的身旁；
我和你一起出门或者外出旅行：你要明确承诺，在和我的交往中，既不能期待我对你温柔，也不能对我进行任何指责；
只要我请求，必须立即停止针对我的谈话；
只要我要求，必须立即离开我的卧室或书房，并不得抗拒；
你必须保证，不得当着孩子们的面通过语言或者动作对我加以贬低。
出于无奈，米列娃起先甚至打算接受这些条件，但他再次加码，并且告诉她，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儿子。他们之间的同窗之谊已经毫无考虑的余地，如果她不能遵守上述交易条件，他便立刻和她分手。最后他建议他们先在形式上离婚，并且提出孩子可以跟她，他每年给她5600马克——这几乎是他收入的一半。

米列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举手投降。1914年7月29日，她又一次离开了，永远地离开。阿尔伯特把他们送到安哈尔特火车站，吻别了两个儿子。当火车载着他们驶离以后，他不由得放声大哭。第二天，他把他们共用的家具收拾打包，随后给她发运了过去。还要过将近五年的时间他们才能正式离婚。送别米列娃以后，正如他在给好友米歇尔·贝索的信中所写，“通过舍弃一段婚姻，保证了同我表姐那种极其温暖舒适、真正美妙的关系的持久性”，他现在可以去尽情品味与享受了。而且，他还重新对爱尔莎做出了承诺——同她结婚。
“我们男人是一些很可怜的、不能自主的家伙，对每个人我都乐于承认这一点。”他在1916年对他的朋友贝索坦言。“但和这些娘们儿相比，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国王；因为他还可以凑合着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而不必总是等待某种外援，然后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可那些女人却总是等待，直到来一个什么人，对她随意进行支配。要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她们简直就会垮掉。”
在爱尔莎身上，阿尔伯特找到了与米列娃截然不同的东西；她是他母亲的一个翻版，作为旧友是一个适当的补充，但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伴侣。两个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慕尼黑一起玩耍，具有终生熟悉的、只有孩提时代才能形成的相同习惯。她和他说的是相同的方言，懂得他粗俗的施瓦本幽默，喜欢吃同样的美味佳肴，有一副和妈妈保莉妮非常相近的丰满身材，丝毫不见米列娃的纤细瘦弱和异国风情，也没有科学方面的壮志雄心。相反，她是一个胸怀坦诚、意志坚强的女人，愿意和人们交往，为他们做饭，带着德国人那种举世闻名的从容不迫，以一种安闲舒适的形式关心照料他们。
她以精于世故的谦逊听任她的阿尔伯特沉湎于科学，根本没有想过去探询他的思维的秘密。“尽管有时候她也会烦躁，而且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后来爱因斯坦在给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的信中赞许地说，“但她善良敦厚，所以还是非常出色的。”
当她与他重续旧情的时候，这位生活优越的离婚母亲和受过培训的演员靠教语音课挣得些许补贴。有一次，她曾参加公开的诗歌朗诵会，她的朗诵艺术赢得了大部分听众的热烈鼓掌。她喜欢社交，在柏林的上流社会中小有名气，后来把她的丈夫也引进了这个圈子里。她竭尽全力把他打造成一位与自己比肩的绅士——不过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变得越来越像。从照片上看，他们就像姐弟一样。“要么因为懒散，要么因为劳累，她已经有些未老先衰。” 她的女友安东妮娜·瓦伦廷写道。“她的脸变得虚胖，头发也过早地花白。这位曾经责备她的丈夫不修边幅的女人，自己也逐渐邋遢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她的签名也开始随他。她在写“爱尔莎”（Elsa）中的字母“E”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敞口，而是像阿尔伯特写“爱因斯坦”（Einstein）那样，给“E”的上半部弧线加上了花饰。

尽管她不再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似乎想让自己变得和他一样），但出于虚荣心，她还是不愿意让一副眼镜遮挡住自己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她的眼睛近视得非常厉害，以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把桌子上的花铲到了自己的盘子里。她连一巴掌远的东西也无法看清，可拒绝上任何理发店的爱因斯坦却偏偏把头发交给她来打理，所以，那个著名的、长着一头乱蓬蓬飘舞的鬣毛的爱因斯坦形象也许应该归功于她。
能够站在声名显赫的丈夫身边在大庭广众前抛头露面的同时，热衷社交的她也得忍受苦涩的日常生活。“在阿尔伯特身边，一切事情都得让她操心，”女儿玛戈特回忆说，“从他不顾禁止偷偷抽烟，到吃饭或者驾驶帆船——这就是她的命运。他这个人——如果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根本就是一个孩子。比如我一直记得，吃午饭的时候我母亲经常要说：‘阿尔伯特，快吃吧，别做梦了！’”
她得照料他，喂他吃饭，替他阻挡那些纠缠不休的记者和求见者，给他穿戴整齐（他最喜欢穿着同一身旧衣服跑来跑去），每当他要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候，还要操心他的外表形象。“她蜷缩在他的影子里，而且觉得心满意足。” 安东尼娜·瓦伦廷说，“她的同情心让她把掩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执拗所造成的后果当成了自己的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满足了他给米列娃提出的“条件”——虽然她可以和他一起旅行，一起出门，“在家里和他并肩而坐”，可是他自己的卧室却位于住宅中距离她最远的另外一头。他位于顶楼的办公室只有在得到他的许可的情况下她才可以进入。有一次，她领着一位造访者上楼，刚刚问了问客人身体可好，旅途是否顺利，她的丈夫就训斥说：“你妨碍了我们。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何等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如果她，就像每个妻子那样，把他包括在共用的称呼“我们”里面，他就会极不耐烦地怒斥道：“要说你或者我，但决不要说我们。”
这位“新的哥白尼”（马科斯·普朗克有一次曾这样称呼他），也可能是一个让人生厌的人。另外，他还具有一些秉性，使得跟他在一起生活并非总是品尝甜美。“我丈夫的呼噜打得响极了，”爱尔莎对一个熟人承认说，“在他身边你根本就睡不成觉。”他不肯认真洗澡理发，还长着一双汗脚。在他们的关系开始之初，当爱尔莎有一次犹犹豫豫地批评他不讲卫生时，他给她写信说，如果她适应不了他的习惯，她就应该立刻去找“一个按照女人的口味可以吃得消的男朋友”。而且结尾还写上：“顺致粗野的诅咒以及一个来自诱人的飞吻，你的诚实的、肮脏粗俗的阿尔伯特。”所以，最后将两人的卧室分开这一主意至少不会让她觉得那么糟糕。
此前不久，他已经带着极大的快乐证明了他的独立不羁：“公务方面：发刷要定期使用，另外也要比较认真地清洗。其他生活作风方面可以马马虎虎。出于真正科学的考虑，让牙刷进入退休状态。猪鬃可以钻透钻石，我的牙齿怎么受得了呢？”
当两个人于1919年（也就是与米列娃离婚以后不久）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至少在他这一方面，激情早已经熄灭。爱尔莎——她的嫁妆有10万马克——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家庭之外的爱情中寻求快乐。
关于他对异性的口味，人们的看法可谓大相径庭。“在选择爱侣方面他倒是不怎么挑剔，”雅诺思·普雷什认为，“但他觉得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女比圆巧世故的社交型妇女更有吸引力。” 普雷什的儿子表达得更为尖刻：“爱因斯坦喜欢女人，而且她们越是粗俗邋遢，便越是讨他喜欢。” 女婿第米特里·马连诺夫说：“我始终觉得，爱因斯坦仅仅是出于对女人丑陋的同情才被她们所吸引。”相反，女管家赫尔塔·瓦尔杜（Herta Waldow）却保留着全然不同的回忆：“偏爱漂亮的女人是他的一个弱点。”
他在柏林期间的几桩风流韵事似乎支持这样的看法：爱因斯坦并非不喜欢“圆巧世故的社交型妇女”。最起码，他会接受一些有钱而又高雅的妇女的邀请，并让她们坐着有司机驾驶的高档轿车到家里来接他去看戏或者听音乐会。而爱尔莎至少得给她这位一向不善于和钱打交道的丈夫足够的零花钱，以便他能自己支付存衣物的费用。
他经常同艾斯特拉·卡岑鲍根（Estella Katzenbogen）相会。她是一位美丽而又傲慢的交际花，经营着柏林的若干家花店。还有一位富有的寡妇托尼·门德尔（Toni Mendel），他经常在她位于万湖边上的别墅里过夜。据赫尔塔·瓦尔杜说，爱尔莎偏爱甜食是出了名的；为了平息她的怒气，托尼每次都要给她带夹心巧克力。有关这些婚外情详细情况的最重要的来源已经随着时间湮灭了。遵照爱因斯坦的愿望，在她们死后，她们的遗产继承人把他写给她们的所有信件都毁掉了。
贝蒂·诺伊曼（Betty Neumann）曾经作为女秘书为他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他们之间的信件被封存在耶路撒冷的爱因斯坦档案馆。有一次，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这些“简单捆扎的（但是封死的）信件”落到了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手中。“我正想偷偷翻看一下这些信件，可还没来得及，它们就被夺回去了。”按照斯特恩的说法，这段暧昧关系延续了10年以上。

玛嘉蕾特·雷巴赫（Margarete Lebach）每周都要到卡普特的夏季别墅做客。她也试图用甜食来平息受骗主妇的怒气，所以每次都给爱尔莎带自己烤制的香草味小面包。“这位奥地利女人比教授夫人年轻，” 赫尔塔·瓦尔杜回忆说，“看起来很漂亮，非常风趣，经常发笑，而且很喜欢笑，教授先生也是一样。”
这位女管家还说，在雷巴赫来访的日子，爱尔莎“可以说就得让位”：“只要她一来，教授夫人便驱车去柏林，以便订购或者置办什么东西。她总是一大早就坐车进城，直到很晚才回家。”根据未经证实的传言，雷巴赫同爱因斯坦也有一个私生子。
当爱尔莎终于忍不住在女儿们面前发泄她的愤怒的时候，玛戈特和伊尔莎向她解释，要么“和阿尔伯特父亲分手”，要么容忍他的婚外私情，她只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结果，这位母亲哭着决定，在雷巴赫来访的日子里，自己还是继续出门采购比较好一些。“她的爱情是不可分割的，” 卡普特夏季别墅的建筑师和这个家庭的朋友康拉德·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认为，“她根本不明白，她的丈夫有时也会对别的女人发生兴趣。”
“他对女人的吸引有点像磁铁吸引铁粉，”瓦克斯曼说，“而他在女人的围绕中也感到非常惬意，并且对所有的女性都感兴趣。但不管怎么说，这对夫妻之间的烦扰通常都是由爱尔莎因吃醋而争吵开始的……爱因斯坦观察那么几天，最后终于发了火，因为他把此类行为看成是幼稚可笑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多半都会谈到离婚。”
“婚姻是给天长地久这类东西一个偶然机会的没有结果的尝试，”爱因斯坦有一次曾经这样说，“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奴隶制度。”到了比较成熟的年纪他仍然说：“婚姻肯定是一头缺乏想象力的猪猡发明出来的。”在辞世前不久，他坦率地说，婚姻是“一种冒险，在这种冒险中我曾经两次相当可耻地失败”。
当涉及同女人们的关系时，人们有时候会采用某种特殊的道德尺度来衡量爱因斯坦的品格，而这种尺度从来不曾用在文学、音乐、艺术或者政治领域中可以与之相比的人物身上。无论是肯尼迪（John Kennedy ）还是毕加索，无论是莫扎特还是布莱希特，同样的不道德与其说对他们的名誉造成了损害，还不如说有助于他们声望的提高。然而，一个不带性征的、天真无邪的世界智者形象似乎比一个淫荡猥亵的色鬼更适合于爱因斯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甘地或者现代精神的摩西，他理应把先知的圣洁与和平主义者的纯真结合在一起。他自己却用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实用主义来应付诸如此类的道德命令式：“对于纯洁者一切皆为纯洁，对于污秽者一切皆为污秽。”
在他们结婚之前，爱尔莎想必已经遭受过男人在同女人交往时最让人丢脸的局面：她的“年纪”曾把她置于何等难堪的境地。1918年5月，他让她和她的女儿伊尔莎作出令人愤慨、闻所未闻的选择。
这段故事之所以能在几年之前公之于世，是因为这些贴心话的收启者没有遵从写信人“阅后请将此信立即毁掉！”的急切愿望。在医科教授格奥尔克·尼科莱（Georg Nicolai）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这封伊尔莎·爱因斯坦所写的信。尼科莱是这个城市颇为有名的花花公子，据说他同伊尔莎曾经有过一段关系。
“昨天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阿尔伯特到底打算和妈妈还是和我结婚……阿尔伯特拒绝做出任何决定，无论和我还是和妈妈结婚他都愿意。我知道，阿尔伯特非常爱我，也许再也不会有一个男人这样爱我，昨天他也亲口对我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在肉体上有同他亲近的愿望或者最微小的兴趣。他就不同了——至少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曾经亲口对我承认，控制住自己是多么困难……请帮帮我吧！”
尼科莱是如何回复的我们不清楚，反正伊尔莎摆脱了爱因斯坦的纠缠。尽管发生了这次的事情，一年之后她的母亲还是同意了与阿尔伯特的婚姻。虽然他在这个总是追逐时尚、在美女沙龙打发时光的柔弱而又骄傲的女儿身上未能得手，但某些迹象让人猜测，他的激情仍然没有熄灭。1919年8月，他通知伊尔莎，她可以担任他的秘书，但有一个条件——放弃在大学实验室里的职位。“理由是：保持和尽可能增加处女的魅力。”1920年，当他准备赴挪威旅行时，他给他的朋友和同事弗里茨·哈伯写信说：“两个女人我只能带一个，爱尔莎或者伊尔莎。后者最为合适，因为她更健康和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