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的闺蜜
从记事起，就很熟悉和我娘来往最多的时老师、贾老师、石老师、林老师。
她们的关系由曾经的同事、邻居发展成牌友、密友。
由扑克牌的争上游开始，到打四十分，最后改成打麻将。
时老师和石老师喊起来会混，我娘就把石老师别称为“瞎子”。
她高度近视，眼镜片厚到看不清她眸子；一摘下眼镜，她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瞎子”的称呼，后来竟由她们几个人喊开了。
我看到过一张石老师和林老师、赵阿姨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她没戴眼镜，人显得秀气、漂亮。
时老师的爱人孙伯伯曾在国民党旧政权里做事，很晚的特赦才算“解放”，印象里和我父亲历史问题的“更正”差不多同一时期。
贾老师的爱人蒋伯伯在蚌埠邮电局，他的这个“蒋”在旧政权里背景大，却又不是和蒋介石一族直接挂钩。
我后来猜想，大约是蒋百里那一系的吧。
蒋百里是杭州人，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后来蒋伯伯也是几个涉及旧政权长辈中第一个扬眉吐气的，成为政府和单位极为重视的统战对象。
那个时代高高低低、沉沉浮浮的境遇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林老师的爱人是蚌埠工笔画大家柴老，我猜想当有旧式大家族的历史背景。
依据就是他家在二马路东头有个独门院子，虽不大但幽静；林老师生了九个孩子，小九子和我同龄。
那个年代生九个不稀奇，活九个就得有家底子。
赵阿姨是由林老师带入这个牌圈的，她的弟弟当时就是部队里的高级干部，七十年代她家就有了电视机。
我就是在她家里看完了令我惊叹不已的法国电视连续剧《红与黑》的，才知道还有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学与影视世界。
石老师的爱人王伯伯没听说有什么太大的历史问题，他们住在人民电影院后面巷子里的邮电局宿舍。
王伯伯也在邮电局上班。
他脾气大，管女人跟管孩子一样。有时候石老师在我们家玩得好好的，儿子来喊说爸爸叫她回家，她就急慌慌的回去了。
晚一点都不行。
其他几个人都是太太打牌，老公鞍前马后陪着的；唯有王伯伯，一声令下，立刻搅局。
四五十年前就热火朝天的这个牌局是很奇特的。
一是时间长，一般中午吃过饭开始，然后一气打到晚上吃饭，在谁家打就在谁家吃；吃完接着打。
我爹我娘要带着我这个老儿子去，很多次都是晕晕乎乎睡着了被喊醒回家的。
打牌一直都没有彩头，只看牌局输赢。
扑克牌四十分上下台。
但只要一上牌桌，几个老师的表情那真叫投入，胜者春风满面，败家则一脸的凛冽寒意。
不一会，河东转河西。
多少年之后我再去看那个牌局，那是她们唯一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地方，输了不怕，总有赢的时候。
我暗自心惊。
石老师是牌局的核心，瘾最大。
华盛街是个早市菜场，一大早我娘还没起她就拎着篮子来打门，坐在床边和我娘商量好后，再忙不迭的跑到大菜市那边，喊时老师、贾老师。
有时一场打完，她拉住一圈人，就把下一场定好了。
有一段她跨界进了其它的有彩头的牌场，打起了麻将，一块两块的连拉带跑。
我娘知道后很生气，硬给她拖回来。
但打惯了带彩头的麻将，再打没有刺激的牌，她就直打哈欠，有点强撑着陪玩的勉强。
几个老师为调动她的积极性，也来起了彩头麻将，但严格限定在一毛、两毛的范围，输赢不大，进进出出的不伤感情。
石老师不过瘾，有时就偷着再去玩输赢彩头大的牌。
我娘一见她就数落，反复交代不能去。
我娘好客好玩，我们家是几个打牌人的主阵地之一。
我放假回去，见他们玩牌，会到街上买几个卤菜，时不时的给她们添茶加水。
她们也最欢喜小四子，说是聪明伶俐又懂事，小时候没白疼。
翻出一张他们打牌的老照片，让我又看到了华盛街亚美巷老家，窗前是父亲栽下的杨树；远去的天际线，是向阳路小学教学楼的屋顶。
窗台上有父亲喜欢摆弄的盆景假山，还有彩塑马。
我又变回小四子，站在他们身边。
父亲去世后，几个老师成为我娘的伴，石老师来得最殷勤。
华盛街拆迁，我娘的老年痴呆突然加重，再不认识这些相伴几十年的老友了。
石老师来，就拉着我娘的手晃：“瞎子，瞎子来了，还记得我么？”
我娘的眼睛里片刻放出光芒来，闪烁闪烁的如同点亮了眸子里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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