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院士：《伤寒论》一两等于13.8克
仝小林：《伤寒论》一两等于13.8克
《北京中医名家巡讲实录》
剂量问题应该说是中医非常核心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医的不传之秘就在于药量。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内科老师是任继学教授，他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你在跟师学徒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方子，告诉你到药，但是如果不告诉你量，你仍然是“摸黑”。这个药量，有师承的关系，有的在跟老师从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小剂量，所以就一辈子小剂量。有的老师是大剂量，就一辈子都是大剂量。所以说，师承关系影响很大。像伤寒大家曹颖甫，他是自学成名，他在早期的时候，用量非常小，麻黄用到1.5g，或者3g。但是到了晚年，麻黄用量越来越大，用到了15g。他觉得15g麻黄在治疗外感热病的时候效果要远远高于低剂量。但是，15g的麻黄对很多疾病来说应该还是远远不够，但是他因为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小剂量的影响，所以就一直慢慢地往前探索。那么剂量问题是怎样引起这些思考的呢？实际上是从1983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柯雪帆教授在《上海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伤寒论》的药物剂量考证的。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中的一两是15.625g，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教科书《伤寒论讲义》，包括我们的参考书，都写的是《伤寒论》中的一两等于3g，相当于现在的一钱。
突然出现这样一种观点，大家都很重视。我1983年的时候，正在读硕士，跟着国医大师李济仁老师在安徽学习。当时发现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感到吃惊不小，因为老师们讲的都是一两等于3g，怎么突然一两等于15.625g了？差了5倍之多，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我们现在的用量就真的值得反思了。如果是假的，那么现在的用量是真理。为了弄清到底是多少，我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证，这个考据花了我很长的时间，花了一年多，后来又陆陆续续地花了很多时间。到199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医史杂志》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农秤”考》，实际上就是对一两等于3g、甚至还有一两等于6g，这种小剂量的观点进行考据，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是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1994年的时候曾经在中日的国际交流会上，专门和日本的树岛新村先生进行了一场辩论。他们日本的观点是一两等于1.6g，和我们的15.625g相比小了十倍。起由是从孙思邈开始，因为孙思邈当时在《千金方》的序里专门记载了一个梁代陶弘景的论述。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里面专门讲了度量衡的问题。因为当时在唐代，度量衡在小秤上仍然是100黍为一铢，即100个小米粒为一铢钱，这是延续汉代的剂量。唐代分为大秤和小秤，而小秤越来越不适宜日常生活和商业的交往，所以从隋以后逐渐有了大秤，大秤是用于商业的，但医药上仍然保留的是小秤，而小秤仍然是汉代时候的秤，100黍为一铢。但是陶弘景记载了十黍为一铢，10个小米粒为一铢。日本有很多人就非常倾向于这个剂量：一两等于1.6g，比我们的一两等于15.625g小了十倍。为什么呢？一个是100黍为一铢，一个是10黍为一铢，差了十倍，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医家仍然是用量比较偏小。我在日本待过几年，在那里医生的用量的确是很小，但是体质原因和药材原因效果还是明显的。从度量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紊乱的剂量。傅延龄教授把它归纳了一下，《伤寒论》中的一两折合成现代剂量的有1g、1.2g、1.6g、3.0g等。这里面有很多是有文献依据的，有很多完全是臆测的，有很多是书抄书的。那么现在比较靠谱的是哪个剂量呢？就是13.8g，这个剂量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在前几年曾经写的一本关于《伤寒论》药物剂量考据的书里明确提出来的，一两等于13.8g。我们现在做的“973课题”——以量-效关系为主的经典名方相关基础研究，其中一个课题“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挖掘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承担的，他们的课题组主要从事文献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13.8g和15.625g有一点差别，差了1g多，这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柯雪帆教授在考据的时候讲的是汉代，并没有把它分成东汉和西汉，他考证的这个剂量实际上是西汉的剂量，而我们考证的这个剂量是东汉的剂量。西汉和东汉都是16两秤，即一斤等于十六两，但西汉时一斤是250g，而东汉时是220g。那么，250g÷16=15.625g，220g÷16=13.8g。
明朝嘉靖年间给嘉靖皇帝看病的御医，后来专门研究药学，也应该说是个大医学家，李时珍根据已经流传了千百年的情况，根据个人的体会，提出“古之一两，今之一钱”。明代的一钱大概是3g，所以他说古之一两相当于今之一钱，所以一两等于3g，就是这样定下的。作为医生，人人皆知一两等于3g的剂量。 汪昂编了《汤头歌诀》，《汤头歌诀》的说明里专门引了李时珍的这段话。李时珍的这段话是“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可也”是商量的语气，但在汪昂那里却变成了“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就成了一个定论。后代基本上都尊重汪昂的意见，都是“古之一两，今之一钱”,所以看《伤寒论》时，桂枝3两就是9g，白芍3两是9g，就是这样算出来的，但实际上是错的。我在早年刚出校门的时候，很喜欢经方，也很喜欢用经方，但是受到一两等于一钱这样一个观念的限制，用量非常之小，结果感觉到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效果非常差，尤其是对一些外感疾病，你用桂枝9g、白芍9g，作用非常之弱。所以后来逐渐恢复到用内科方，用中医基础的方来治疗疾病。
直到后来考据了张仲景的剂量之后，我们开始对经方本原的剂量进行尝试，从那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了经方的疗效。看一下张仲景有没有可能用那么小的剂量。如石膏，在木防己汤里面，张仲景讲“如鸡子大，十二枚”。现代的鸡蛋肯定要比汉代大得多，所以我们当时请药学部的人称一下如鸡子大的十二枚石膏到底是多少，就选择跟鸽子蛋大小的石膏，十二枚是800g，这是有实物可称的。再比如说，水蛭，抵当汤里面是30枚水蛭，我们选了比较小的30枚水蛭，称了实际重量是108g，大概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能用到108g吧，我用过60g，还未用过108g。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水蛭能否煎煮，水蛭煎煮后水蛭素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用的时候都是打粉冲服。如果是冲服的话，3g、6g足矣，不需要这么大的剂量，但是若煎煮的话，这么多量也没有特别大的危险，因为里面的成分早都破坏掉了。从上述的非衡器剂量上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张仲景的用药剂量是非常大的。当然，张仲景时代，毕竟是一个医疗条件各方面都非常差的时代，在南阳那个地方，老百姓生活很苦，这种情况下一般没有大病不来，也不可能长期吃药，所以一般情况下几服药、几十服药就能解决问题，而且看的多数都是重病，所以整个剂量偏大也是情有可原的。傅延龄教授经过论证以后确定：经方中一两等于13.8g，是根据文物实地的考察、经方药物重量的实测、文献资料的再研究、度量衡专家的权威认证，然后对于一两约合13.8g的再分析，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从汉唐到宋朝这么长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都是这样一个用法，就说明它应用是很有依据的。而后来临床上应用的剂量非常小，原因是在宋代的时候，由政府来推行的一种剂型：煮散。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包括战争，饥荒，药源的紧缺，给部队免费的供药等。当时就有很多医家提出能否节省药材，根据他们医家的经验把汤剂的饮片打成小的颗粒。我们现在说大概是在20～80目的颗粒，打成这样的颗粒以后，然后在进行煎煮，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药材，同时也能节省煎煮的时间。所以宋朝由政府主导，像《太平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这些方书中的方剂都是以煮散为主，而这种煮散整整推行了四百年。这样的情况导致后面的医家由于煮散小剂量用惯了，再回到汤剂的时候就回不来了。……
有人听我的课之后总是听不好，没有完全去理解，以为我就是大剂量，其实错了，我们从来提倡的都是合理用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该用汤剂就用汤剂，该用丸、散、膏、丹就用丸、散、膏、丹，而不是说一味的大剂量，大家对此千万不要误解，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