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经方大家，印会河“抓主症”与刘渡舟“抓主症”有何不同
都是经方大家，印会河“抓主症”与刘渡舟“抓主症”有何不同
印会河教授是五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的主编，我于教材之外了解他，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期刊室内散漫地翻阅旧杂志，读过他的一些文章，还有就是在福州路的科技书店买过一本他的名著《中医内科新论》。
印老最出名的学术主张是“抓主症”，这或许有点贴标签的嫌疑，但我的印象的确如此。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最近集中阅读有关印老的一些著作，印老本人及其弟子确实将“抓主症”作为他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然而，到底什么是“抓主症”，这些著作往往又语焉不详，说不出个究竟来。另外，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当代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刘渡舟教授也强调“抓主症”，不过他是在运用经方这一场景里强调的，这一学术主张也很出名。两位老中医都说要“抓主症”，是一个意思吗？还是有所不同？
下面我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1983年，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内科新论》未对“抓主症”有系统的论述，而只是在内容简介里有这样的介绍：“本书在辨证论治方面有其独特的学术见解，编写体例亦与一般中医内科学有别……书中重点介绍的38首'抓主症’处方，是作家传、师承及本人从事中医工作40年来经过反复验证，疗效可靠的经验方……”
近几年关于印老的出版物逐渐增多。
徐远教授主编的《印会河理法方药带教录》（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年出版）在前言里谈及“抓主症”，此外没有再深入探讨。
同一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韩仲成先生主编的《随印会河侍诊记》，此书上卷是日记，记录了作者每年去北京看望印老或领患者找印老看病的感受，而重点是记录印老三度赴保德义诊的情况。“每次义诊近一个月，这期间的日记没有间断，真实记录了印老如何辨证、如何'抓主症’'抓主症’方如何运用等”。的确，在韩先生222篇日记里，“抓主症”是一个高频词，反复出现，但可惜的是，“抓主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的辨治方法，语焉不详。
后我又买到侯振民、王世民两位先生主编的《印会河抓主症经验方解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出版）。原来印老“抓主症”的思想主要见于《略谈从辨证论治辨病论治到抓主症》一文，此文发表在《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上，《印会河抓主症经验方解读》将它作为绪论置于书前，并说这篇文章“如今已成为'抓主症’医学理论的经典文献”。
通读这篇“经典文献”，我感觉文章写得条理不够清晰，究其实，并没有脱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只能说是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的深化，谈不上“从……到……”，好像达到一个新境界一样；而且，用“抓主症”来表达印老的临床思维并不准确。
那印老究竟是如何深化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做一个约定，传统的辨证论治模式这样来表述：证→方；辨病论治模式表述为：病→方；而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模式我这样来表述：病+证→方。
细读印老的文章，特别是他举的例子，可知他有以下几种深化模式。
第一，病+证+症→更有针对性的方。
一般认为，传统中医多是辨证论治，即证→方，尽管这种认识并不完全对，古代中医也有辨病，但目前一般人的看法是这样的。由于近世多强调“异病同治”，故所选用的方往往是那些能通治许多病证的方，其好处在于执简御繁，但坏处在于针对性不强。现代提倡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者的模式是：病+证→方。把病的因素加入后，针对性显然会增强。而印老更增加了症的因素，如他之治疗高血压：
这段文字的前半段，即高血压属实证、属肝阳上亢者，印老在病、证的基础上，深化到了症，无疑选方就更精准，针对性就更强了，故印老辨治模式可总结为：病+证+症→更有针对性的方。
第二，病→高效方。
印老说：“在抓主症时，另有一类病我是以抓西医的诊断为主的，实际上就是把西医的诊断作为主症来抓。”这种讲法不妥当，抓西医诊断怎么能名之曰“抓主症”呢？循名责实，可知这种情况实际就是辨病论治。
前文我已提及，中医古代也有辨病论治，但是中医古代之病往往比较简单、直观，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多数是病证而不是疾病，与现代医学之病在多数情况下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辨病论治的辨病，主要是辨现代医学之病才有较大意义。因此，印老说他把西医的诊断作为主症来抓。那辨病论治的目的何在呢？当然是为了更有效的治疗。所以，目的在于通过辨病的思想，根据病的机理，或结合药物治疗的机理，摸索出高效方来，即专病专方。
为何能研制出专病专方？因为存在着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某些病是外因占主导地位的，患者自身的因素占次要地位，这样表现出来的常常就是一个证，变化很少，相对那些变化很多的病来说，容易研究出高效的方来。这种方，除了要从病的角度去探索，也要从证的角度去探索，好在这种情况下证与病高度重叠。第二种情况，虽然某一病是内因占主要地位的，患者千差万别，能分出不同的证来，但是因为疾病机理的某些内在一致性，人们研究出某些有效药、有效方，不论何证都能应用，也成为专病专方。
所以，上述辨病论治或者说专病专方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是中医治病方法的新发展，而与传统的辨证论治不同。印老列举了咽白喉合剂治疗白喉、活血化瘀剂治疗宫外孕、大黄牡丹汤加减方治疗阑尾炎、大剂量枳实治疗胃下垂，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新成果，为他赞赏。他本人则探索用大承气汤加味治疗肠梗阻（有套叠、嵌顿者除外），用清咽解毒法治疗咽炎、扁桃体炎等。
很容易发现，上述实例多数都是急性病或外感病的范畴，因为此时往往是单一的病理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患者表现出一样的证候，所以较能实现专病专方。上述实例中只有胃下垂是慢性病，应该是患者的体质因素占据主要地位，但是这一疾病的病理因素还是相对单一的，而大剂量枳实又有针对性的药理作用，故也可以实现专病专方。
这是第二种深化方式。
第三，病+不一样的证→高效方。
今天看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已是一个常识，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印老当时在医林第一线，亲身经历，所以一定在内心留下深刻的烙印。而且，虽说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常识，但具体到某一病种，如何辨病论治、如何辨证论治、如何结合，那还得看医家各显神通了，疗效也因此有高下之别。
印老就在某些病种上，善于发现问题的关键，从而抓住要害症状，进行分型论治，并选用或创制出高效之方剂。也就是说，同样的从病到证，印老的分型是与众不同的，有他独到的实践经验，独到的依据（这种依据，就是所谓的主症）。比如呼吸道疾病，印老抓痰。这本身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其实这里有他独到经验。印老把痰分为有痰、无痰、白沫三种。有痰，属湿，再分寒热；无痰，为肺燥；而痰如白沫的，印老认为这更燥，比干咳无痰还要燥，当用清燥救肺汤治疗，而这一点人们每多混淆。故他说：“这个病最易与痰饮混淆，因为它说是无痰又有痰，说有痰又不是痰，而且正好是痰的对立面（湿与燥）。对这个，患者姑妄言之说成是痰，大夫也就姑妄听之，当作痰治。殊不知燥上加燥，正像火上添薪，含冤益疾，所以这个燥与湿一定得分明。”
在这里，“痰如白沫”，表面上就是所谓的主症，但实际背后蕴含着印老诊治呼吸道疾病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他对病机、对辨证依据与治疗经验的把握。请注意，印老不仅仅给出“主症”，他同时也给出了久经验证的高效方，这无疑是他对呼吸道疾病辨病、辨证论治相结合全过程的一种深化。我给出了这种深化模式的示意：病+不一样的证→高效方。
分析完印老的三种深化模式，不妨回过头来读一读《印会河抓主症经验方解读》一书编者为《略谈从辨证论治辨病论治到抓主症》一文写的“编者按”：
不难发现，这段按语并没有搔到痒处，说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这没有错，但太过泛泛；而说“以患者最痛苦的症状为线索”，则完全不符合印老的原义，主症≠患者最痛苦的症状；但两次说到“定方定药”，则是对的。印老列举的三种深化模式，最终都要落实到方药，即他所谓的“抓主症”方——验之临床有效之方，这就达到了最终目的：提高临床疗效。
我认为印老的学术思想与临床实践就应该这样客观地用一句话来表达：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深化。具体如何深化，详细地说，就是我前文归纳的那三种模式。如果一定要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那我愿意这样来表达：印老对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深化，就好比是优质的一条龙服务。
此话怎讲？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优质的一条龙服务？就是服务者把服务全部包揽了，最后给你一个很好的结果。印老对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深化，就是这样。他在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多个环节与方面进行了探索，提供了独到经验，最后给出了有效的方剂。印老的这种做法，类似于给普通医生在提供优质的一条龙服务。当然，我并不是说印老的实践就到顶了；相反，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探索，进一步完善，对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深化还在路上，属于现在进行时。希望吾辈进一步努力，将来能提供更优质的一条龙服务。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能够明白，印老的“抓主症”与刘老的“抓主症”，虽然都叫“抓主症”，实际上基本是两回事，后者“抓主症”是为了经方的方剂辨证（详见拙作《三位刘渡舟》）。当然，如果我们也从方剂辨证的角度去看印老的“抓主症”，亦未尝不可，但这不是印老的初心，也不是他的全部，最多只是他的一个侧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