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董炳月：鲁迅佚文《刺时（并序）》考释
众所周知，鲁迅留学日本之初、在弘文学院就读时，与《浙江潮》杂志关系密切。《浙江潮》月刊为浙江留日同乡会会刊，1903年2月17日发行第一期，1904年年初发行至第十期停刊。该刊发行之初就洋溢着青春气息，展示了鲜明的革命性。青年蒋百里（1882-1938）执笔的《浙江潮发刊词》写得激情澎湃，曰：“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忽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似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1]青年鲁迅作为浙江同乡会会员，作为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青年，关心《浙江潮》是必然的。而与好友许寿裳（1883-1948）的私人关系，则使他成为《浙江潮》的重要作者。从许寿裳参与编辑的《浙江潮》第五期至停刊的第十期，六期刊物中的四期发表了鲁迅编译、翻译的五篇作品，即第五期“小说”栏的《斯巴达之魂》（前半篇）与《哀尘》，第八期“地理”栏的《中国地质略论》、“科学”栏的《说鈤》，第九期“小说”栏的《斯巴达之魂》（后半篇），第十期“小说栏”的翻译小说《地底旅行》（前两回）。这些，鲁迅研究者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
笔者近日研读《浙江潮》杂志，在第十期的“文苑”栏读到一篇作者署名为“君木”的组诗《刺时（并序）》，序与诗皆有鲁迅印记，似曾相识。经考证，判定为鲁迅作品。这是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的第六篇作品，现全文引录于此：
刺 时 并序
自欧化主义行。而中国学界之风气一变。自由平权权力竞争诸公理。互相发明。文明发达。亦进化之公例然也。然风会所趋。薰莸混器。一时佻达儇薄之子。往往标举新说。缘饰意解。借新学之假面。以济其种种亏损私德之非。以是因缘。遂使欧美鸿硕之学说。益贻耆旧老师以口实。不其恫欤。昔卢梭氏鉴于法兰西民族之虚浮。于是有非开化论之作。夫开化何足非。托开化之名以沮夫开化之实。斯诚文明之公敌。而孔氏所恶为乡愿乱徳者也。不能默默。赋诗刺之。以见新学之真相。固自有在。而非顽固保守者所得藉口而诋諆也。
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
爱国忘其亲。大哉志士志。
抵掌谈合群。肝胆映人热。
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
男子有血性。奈何以忧死。
金尊檀板中。不忍谈厌世。
敦品与立行。璅璅非公德。
廉耻何足论。国民有天职。
自由复自由。自由肯放弃。
醇酒与妇人。甘为自由死。
昂头詈科举。低头盼乡榜。
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2]
句读为原文所有，这里略有调整。原文中个别断句符号明显偏离文字内容，盖为手民之误。
那么，判定该“君木”为鲁迅、《刺时（并序）》为鲁迅作品的证据是什么？证据是沈瓞民（1878-1969）的回忆,是《刺时（并序）》中的“鲁迅语言”，是鲁迅1934年12月在《集外集·序言》中的相关表述。三种证据互相印证、互相支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笔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使鲁迅先生在世，大概也不会“抵赖”。当然，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有待于方家。
一、沈瓞民的记忆
沈瓞民何许人？鲁迅弘文学院的同学。1961年秋，八十三岁高龄的沈瓞民发表了两篇回忆文章——《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和《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前者发表于1961年9月23日上海《文汇报》，后者发表于1961年10月号《上海文学》。据此二文，1903年3月沈瓞民由浙江大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一年，就读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鲁迅住同一寝室，用同一间自习室，1904年3月回国之后还向鲁迅寄赠诗作。关系如此密切，沈瓞民非常了解青年鲁迅。这两篇文章披露了鲁迅的“宝塔诗”、讽刺诗残句、鲁迅与其他五位同学合写的信等珍贵史料，讲述了鲁迅与浙学会、光复会的关系，鲁迅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等等，对于研究鲁迅留日时期的生活、思想、写作状况具有特殊价值。如果没有这两篇文章，“宝塔诗”等鲁迅作品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后人对鲁迅的了解会大打折扣。两篇文章无疑有很高的可信度。因为，沈氏不仅留日时与鲁迅关系密切，而且保存了当时的部分信函、唱和诗等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唤起其记忆。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名人，沈氏的相关回忆应当是始于同时代，而非年老之后从零开始。换言之，晚年的这两篇文章是他多次“复习”过的“鲁迅记忆”的记录。
这里要强调的是前一篇文章（以下简称《片断》）中下面这段话：
鲁迅在弘文所翻译的，有《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书。以通俗的科学思想，来挽救中国大部分麻木不仁的人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记得当时鲁迅译成的文字，一时兴来，尽可谈笑间署了他人的名字；亦有斗争性强而刺时刺人之文，就讳言真名，可惜篇名忘却了，日子一久，考订为难。在现在说来，把自己写作，用他人的名义发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时却习以为常，不足为奇。[3]
沈瓞民是说：在他留日的那个时间段，《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译著之外，鲁迅还发表过“斗争性强而刺时刺人之文”，但发表时“讳言真名”。“可惜篇名忘却了”一语，意味着他说的不是某一类“文”，而是某一篇“文”。将《刺时（并序）》与这段话结合起来看，会发现《刺时（并序）》基本符合沈瓞民的记忆。《刺时（并序）》确实“斗争性强”且“刺时刺人”。诗题即为“刺时”，“刺人”则是序与诗的基本内容。诗序直斥“佻达儇薄之子”“乡愿乱德者”与“顽固保守者”。差异仅仅在于文体。在沈氏的记忆中鲁迅发表的是“刺时刺人之文”，而《刺时（并序）》是组诗不是“文”。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或在于诗序。诗序是一篇精炼的短文，因此读者的阅读记忆首先是“文”的记忆。而且，诗序207字，诗仅120字，前者更容易给读者留下印象。沈氏仅仅混淆了诗题与作品内容。沈氏对《刺时（并序）》署名的记忆也很准确。鲁迅此文的署名不是其实名“周树人”，也不是发表前五篇作品时使用的笔名“自树”“庚辰”“索子”等，而是“君木”。
沈瓞民关于《刺时（并序）》的记忆是准确、完整的，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八十三岁高龄的晚年依然能够做清晰的表述。其记忆如此深刻，原因除了作品的斗争性、他与鲁迅的密切关系，大概还在于当时鲁迅的写作环境与《浙江潮》的影响力。如沈氏在《片断》中所说，他在弘文学院留学时与鲁迅等八名同学住同一寝室，用同一间自习室。鲁迅在自习室写《斯巴达之魂》的时候，不仅边写边和同学一起朗读，同学甚至帮助查阅、提供资料。由此看来，《刺时（并序）》发表之前沈瓞民就应当读过。从《浙江潮》的编辑、出版周期推算，《刺时（并序）》的投稿时间是1903年年末至1904年1月。诗序当为投稿时所作，六首诗的写作时间则在此之前，未必是同时所写。沈氏的《片断》中确有鲁迅“在自修室，曾写了些打油诗”的记述。沈瓞民自己也写诗，与鲁迅有诗歌唱和，会更关心诗歌。就与《浙江潮》的关系而言，巧合的是，沈瓞民留学日本的1903年3月至1904年3月，正是《浙江潮》从创刊到停刊的一年。作为浙江籍留学生，作为与《浙江潮》作者鲁迅同一寝室的人，每一期《浙江潮》大概都是他反复阅读的。刊载《刺时（并序）》的第十期《浙江潮》的特殊性，则有可能加深了他的记忆。这里所谓的特殊性是指与日俄战争的关系，涉及沈瓞民的另一篇文章《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第十期《浙江潮》封面上印着“癸卯十月二十日发行”，即1903年12月8日发行，但是，封二的《本志特别警告》用大号字表明了对日俄战争的关注，声称将特设“日俄战记”栏目。本期“论说”栏第二篇文章《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作者明心），则写及中国人对待日俄战争的态度。日俄两国互相宣战是在1904年2月10日，可见本期《浙江潮》实际出版时间不早于1904年2月下旬。沈瓞民在《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中记述自己留日生活结束时的情形，写道：“我正要动身回国的时候，鲁迅和陈师曽（陈衡恪，美术家，当时也在弘文学院读书）二学长，邀我到东京日比谷公园啜茗吃果子（日本人称点心为果子，鲁迅喜食之）。那时日俄战争开始，广濑武夫沉船封锁旅顺。”广濑武夫（1868-1904）开始旅顺港封锁作战是在1904年2月24日，可见当时沈瓞民对日俄战争印象之深刻。正是在日比谷公园喝茶吃点心的时候，鲁迅让他带信给上海《俄事警闻》的编者蔡元培、何阆仙，告诫他们“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等等。这里要强调的是：此时，刊载《本志特别警告》《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刺时（并序）》的第十期《浙江潮》刚刚出版，鲁迅对某些中国人袒日态度的否定、对日本帝国主义性质的揭露，与明心的《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相同。因此，去日比谷公园时，鲁迅带着写给蔡、何的信函，还应带着第十期《浙江潮》。也许，第十期《浙江潮》上关于日俄战争的文章与《刺时（并序）》同时给沈瓞民留下了深刻记忆，两种记忆叠加，再加上鲁迅托带的信函，因此他终生难忘，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言之凿凿。
沈氏发表《片断》一文时已经八十三岁，时值建国初期，百废正兴，他确实“考订为难”。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好像也无人考订。否则，以沈氏的回忆为线索，查阅当年与鲁迅、与沈氏都有密切关系的《浙江潮》杂志，早就可以发现这篇《刺时（并序）》。
第十期《浙江潮》发表的鲁迅翻译小说《地底旅行》（前两回）为研究者熟知，现在，加上《刺时（并序）》，实际上本期《浙江潮》也发表了鲁迅两篇作品。在本期《浙江潮》的目录中，“小说”栏之后是“文苑”栏。“小说”栏只发表了《地底旅行》，“文苑”栏所载五篇（组）诗歌的第一篇即《刺时（并序）》。就是说，第十期《浙江潮》中鲁迅作品的排列方式与第五期相同——在第五期中《斯巴达之魂》（前半篇）与《哀尘》都被编在“小说”栏，前后相连。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编者之一许寿裳的刻意编排。
那么，《刺时（并序）》为何用“君木”之名发表？君木会抗拒，问题很严重！因为君木即冯幵（1873-1931），浙东诗人，同样在第十期《浙江潮》“文苑”栏发表了四篇（组）诗作。考察本期《浙江潮》“文苑”栏的目录与正文可知，这里发生了一个奇妙的“排印乌龙事件”。《刺时（并序）》用“君木”之名发表出来，鲁迅本人肯定始料未及。
在第十期《浙江潮》的目录中，“文苑”栏列出的是君木与群侠两位作者的五篇（组）作品。依次是：君木一篇：《刺时（并序）》；群侠四篇：《读楞严》《塞上曲》《送家晦庈北上（录二）》《燕京怀古》。五篇作品刊载于正文第161、162页，均为诗作。但是，在正文的编排中，前四篇都成了君木的作品，群侠只剩下一篇《燕京怀古》。而事实上，目录中君木名下的《刺时（并序）》并非君木所作，在冯君木作品集《回风堂诗文集》[4]中找不到。如本文所论，这是鲁迅作品。相反，目录中群侠名下的四篇均为君木所作，四篇中的前三篇（共五首）见于《回风堂诗文集》。[5]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答案很简单：目录排错了君木与群侠两位作者名字的位置（颠倒了），正文部分群侠的名字被再次放错位置——按目录和往期“文苑”栏排版格式应放在《读楞严》诗题下，结果错放在《燕京怀古》诗题下，导致篇目重新分配。本应以“群侠”之名发表的是《刺时（并序）》，“群侠”才是鲁迅为发表《刺时（并序）》新拟的笔名。这个笔名本身包含的讽刺与调侃，正与《刺时（并序）》的讽刺性与批判性（“大哉志士志”“抵掌谈合群”）相吻合，甚至与多年后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及留日初期生活时所谓的“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相呼应。
《浙江潮》上出现这种排印错误十分正常。百余人的同乡会支撑一个月刊，编者、著者均非专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参与编辑工作的许寿裳和积极撰稿的鲁迅，当时不过是日语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更大的问题是，杂志是交给日本人排版印刷的。“印刷人”为酒井平次郎，“印刷所”为东京並木活版所。[6]虽说日本人熟悉汉字，但中文与日文毕竟不同，出错概率很大。那还是铅字钉排版的时代。《浙江潮》创刊号即存在大量错讹，第二期封二刊登的《本会杂志部紧要广告》第一条就向读者致歉，“草创伊始诸事未能组织完善至形质上颇不餍人望”云云。广告第三条专谈排印错讹问题，书后刊载的“第一期刊误表”用小号字排印，占两页半，列出的错讹多达223处。讽刺的是，第二期本身依然多有错讹，第三期刊载的“第二期刊误表”长达5页，订正的错讹多达115条。后来的第五、第七期都刊载了勘误表，第五期刊载的“第三期刊误表”甚至订正了几名同乡会会员的名字。第十期《浙江潮》的出版拖延近三个月，又面临停刊，大概是在这种异常状况下，“文苑”栏两位作者的名字交换了位置。这个错误是发生在编者编写目录、划版的阶段，还是发生在排字工人排版的阶段，已经不可考。结果是，被交换者之一后来成了伟大的鲁迅，以至于需要笔者在事隔118年之后来做这种破案式的追踪考察。
《刺时（并序）》署名的“排印乌龙事件”，大概也是沈瓞民能够记住鲁迅“讳言真名”的原因之一。其所谓“把自己写作，用他人的名义发表”，原来实有所指。事实上鲁迅的《刺时（并序）》是和冯君木的作品混在一起发表在“君木”名下的。
冯幵原名鸿墀，字阶青，一字君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拔贡生，曾任丽水县训导，工诗词，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旧文坛颇有名气。[7]《浙江潮》出版发行的1903年前后，他称病闭居家乡慈溪，写诗填词，研读书史，与日本并无关涉。这种情况下为何会有《读楞严》《塞上曲》等诗作发表在东京的《浙江潮》杂志上，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笔者所见唯一谈及冯君木与《浙江潮》关系的，是《世界华侨华人词典》（1993）的“浙江潮”条目。该条目做相关介绍时说：“编辑和撰稿人多为光复会会员，有些人还参加了青年会等革命组织。先后担任过编辑工作的有孙翼中、蒋方震（百里）、蒋尊簋、许寿裳、王嘉祎等。此外，蒋智由、叶澜、董鸿祎、汪熙、邵章、冯君木等也一度参加过编辑或撰稿工作。”[8]最后提及的冯君木属于“一度参加过编辑或撰稿工作”者。参加编辑工作自然不可能，因为《浙江潮》是在东京编辑出版的。至于“撰稿”，十期《浙江潮》发表的全部作品中署名“君木”者仅见于《浙江潮》第十期的“文苑”栏，而且这里的“君木”被给予了《刺时（并序）》。“浙江潮”条目的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冯君木与《浙江潮》的关系，可惜似乎并未深究。否则，从目录与正文的错位，从君木名下的《刺时（并序）》与《读楞严》《塞上曲》等作品的巨大差异，应当能够发现问题，破解这桩涉及两位文学家著作权的旧案。冯君木的履历、生活环境、价值观、审美趣味，决定着他不可能在慈溪写《刺时（并序）》这种与日本华人语境关系密切、富于现实关怀、锋芒毕露的打油诗寄到东京去。另外，上述“浙江潮”词条中的“编辑和撰稿人多为光复会会员”“1904年初停刊，共出12期”等表述需要修正。《浙江潮》停刊半年多之后光复会才成立，正确的表述应当是“编辑和撰稿人后来多参加光复会”。《浙江潮》是“1904年初停刊”，但如前所述，1904年2月下旬（或者更晚）出版的最后一期是第10期，而非第12期。第10期拖期近三个月，封底也不再像第2至9期那样刊载次期要目，一片空白。显然，该期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遇到很大困难。再加上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大概就只好停刊了。
二、《刺时（并序）》中的“鲁迅”
上文从鲁迅与《浙江潮》的关系、沈瓞民的记忆来分析《刺时（并序）》，属于“外部研究”。本节进入《刺时（并序）》内部，阐述作品本身与鲁迅之间多方面的相关性、共通性。论述的三个问题涉及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
其一，文化观念与政治立场的一致。
《刺时（并序）》中的“自由”“平权”“文明”“进化”“国民”“群”等问题是鲁迅留日时期思考的，《刺时（并序）》对“革命党”的嘲讽也是鲁迅式的。前述“宝塔诗”即讽刺成城学校（陆军预备学校）的保皇派留学生，诗的最后两句为“说什么自由平等，哨官营官是我本分。”鲁迅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同样讨论“进化”“文明”“群”，探究此类现代概念的真义。《刺时（并序）》的诗序加上第一首诗，几乎就是《破恶声论》一文的“内容提要”。《破恶声论》质疑“今人之所张主”时，直言：“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则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特于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9]《破恶声论》和《刺时（并序）》一样批判那些曲解新概念以谋私利的人，文中的“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人虑冻馁，则竞趋于异途，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10]与《刺时（并序）》诗序前半部分（自“自欧化主义行”至“私德之非”）表述的事实相同，关键词亦类似。“掣维新之衣”“自私之体”即诗序中的“标举新说”“亏损私德之非”。《刺时（并序）》的第一首诗是讽刺那些用“世界”“爱国”否定家族伦理的“志士”——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爱国忘其亲”，《破恶声论》同样如此。在《破恶声论》的第二自然段，鲁迅明确反对用“国民”“世界人”来“灭裂个性”，视之为“恶声”。简言之，在文化观念方面，《破恶声论》与《刺时（并序）》诗序提出的问题相同，基本认识也一致。
其二，词汇共用且修辞风格相近。
《刺时（并序）》很短，但其中的“刺时”“同室”“鸿硕”“沮”“诋諆”“醇酒与妇人”“詈”等许多词语皆为鲁迅所曾使用。而且，前三个词是出现于鲁迅1903年秋冬之际的其他作品。作品题为“刺时”，与鲁迅当时对文类的理解直接相关。“癸卯新秋”（1903年初秋），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谈论现代文明时说：“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洲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谈论中国小说史时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11]这里的“同室”即《刺时（并序）》第二首“刀光起同室”中的“同室”，这里的“刺时”不久成了《刺时（并序）》的文题。诗序中“遂使欧美鸿硕之学说”一语使用的“鸿硕”一词的扩大版，见于同期《浙江潮》所载鲁迅译《地底旅行》，并且同样是在谈论欧洲文明、指称西方思想者时所用。《地底旅行》第一回写及“开明之欧土”的德意志，称其“鸿儒硕士，蔚若牛毛”。[12]“鸿儒硕士”的缩写版即为“鸿硕”。《刺时（并序）》诗序中的“托开化之名以沮夫开化之实”一语，用“沮”字表达“阻遏”之义，而同样的用法多见于鲁迅留日时期的作品。《中国地质略论》中有“群儿虽狡，孰敢沮者”，[13]《说鈤》中有“若纸木皮肉等，俱无所沮”，[14]《科学史教篇》中有“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以偿沮遏科学之失”。[15]诗序中的“诋諆”一词颇为生僻，意思是诋毁、攻击，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开头就用了该词，曰：“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16]第六首诗首句“昂头詈科举”中的“詈”字，鲁迅也用过。其1924年6月11日日记记述在八道湾与周作人夫妇的冲突，就用了“骂詈”一词——“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17]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五首诗的第三句“醇酒与妇人”。用“醇酒”比用“美酒”拗口，这里用拗口的“醇酒”，显然是基于个人的用词习惯。鲁迅《科学史教篇》用的也是“醇酒”一词，曰：“质学有醇酒硝硫酸之发明。”[18]鲁迅在1910年11月15日（当时已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居然用了“醇酒妇人”一词。曰：“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19]同一封信的前半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译学馆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犹南方不？”所谓“厥目之坚”，俗语即“眼睛石硬”，本是鲁迅留日时期对许寿裳骂愚妄清国留学生的用语。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三部分“鲁迅在东京”的《“眼睛石硬”》一节，即专讲此事。不能忘记，“醇酒与妇人”这句诗是出自《浙江潮》编者许寿裳编发的《刺时（并序）》。将“醇酒妇人”与“眼睛石硬”联系起来，可以知道，鲁迅在1910年11月15日的信中与许寿裳的交流涉及留日生活（当时他们都回国不久），对于他们来说，“厥目之坚”“醇酒妇人”都是来自那段生活的隐语，彼此心领神会。也许，鲁迅在此信中是用自己六年前讽刺别人的“醇酒与妇人”一语调侃自己。许寿裳能看懂。
《刺时（并序）》使用了“薰莸混器”“佻达儇薄”“缘饰意解”“不其恫欤”“诋諆”“抵掌”“璅璅”等生僻词汇，遣词造句颇为别致。这种别致也是鲁迅式的。192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谈论自己早年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说自己那时“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20]《民报》1905年在东京创刊，不会影响到1904年发表的《刺时（并序）》，但是，如果把“《民报》”改成“章太炎”，问题就清楚了。《浙江潮》第七期（1903年9月11日发行）“文苑”栏就刊载了章太炎的四首诗。这些诗鲁迅记得清清楚楚，1936年10月9日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时还抄录了四首中的后两首。第九期《浙江潮》“文苑”栏又发表了章太炎的《祭沈禹希文》，而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后半部分是在同期《浙江潮》上发表的。章氏的这些诗文中不乏怪句子或古字。字、句的影响之外，章太炎两次在《浙江潮》“文苑”栏发表诗文这一事实本身，也可能是鲁迅在同刊、同栏发表《刺时（并序）》的动因之一。
从文章结构方面来说，《刺时（并序）》的那种用序文引导文章主体的结构方式，前承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斯巴达之魂》，后续《狂人日记》《阿Q正传》。
其三，林逋诗句的化用。
《刺时（并序）》第三首用了宋代诗人林逋（967-1028）名篇《山园小梅二首》第一首的典。林逋此诗为七律，诗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刺时（并序）》第三首中的“金尊檀板”（“尊”同“樽”）即出自此诗尾联。显然，“君木”熟悉林逋作品，能够随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鲁迅正是如此。1925年，他在《诗歌之敌》中阐述人类审美的伦理属性，谈到花朵的自然属性，随手写及林逋，并将林逋与陶潜并提——他说：“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21]三十年代，鲁迅至少有两首诗用了林逋的典。他1932年3月为沈松泉写的七绝条幅，第三句为“所恨芳林寥落甚”。[22]结合他对林逋诗的喜爱及诗的第四句“春兰秋菊不同时”来看，“所恨芳林寥落甚”是化用《山园小梅二首》第一首首句的“众芳摇落独暄妍”。“众芳”即“芳林”，“摇落”即“寥落”。就是说，鲁迅在1903年（或1904年初）、1932年两次用了林逋同一首诗的典。鲁迅1933年12月写的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颈联第二句“梅鹤凄凉处士林”[23]中的处士林，即林逋种梅养鹤之处。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笔名可以随时改换，价值观与修辞习惯却不可以。语言即自我。词汇的选择与使用，不仅有个人性而且有惯性。真实的写作，必然表达真实的思想意识，展现固有的修辞风格。上述三个方面，可以从作品内部证明《刺时（并序）》为鲁迅作品。
三、鲁迅的遗忘与舍弃
结合青年周树人留日初期的话语形式来看，他撰写、发表讽刺组诗《刺时（并序）》具有必然性，符合其“讽刺诗人”的身份。鲁迅留日时期即以“风趣横溢”（《片断》）著称。给人取外号或者写讽刺诗，即其“风趣横溢”的具体表现。与他共同生活过的沈瓞民和周作人，回忆文字中都不乏此类内容。外号方面最有名的当然是《藤野先生》中的“富士山”。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三部分“鲁迅在东京”中有《诨名》一节，专讲东京时代鲁迅如何给人取诨名。钱玄同的诨名“爬来爬去”即鲁迅那时的作品。周作人说：“鲁迅不常给人起诨名，但有时也要起一两个，这习惯大概可以说是从书房来的，那里的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不久也公认了成了第二个名字。”[24]不过，比起“没有什么恶意”的诨名，鲁迅的讽刺诗则十分辛辣。“宝塔诗”即如此。“宝塔诗”因沈瓞民抄录得以幸存，而鲁迅的许多打油诗没有保留下来的，只有残句留在沈瓞民、周作人的记忆中。沈瓞民在《片断》中披露“宝塔诗”之后，介绍了鲁迅讽刺王惕斋的打油诗，说：“可惜我只记得两句：'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惕斋，是浙江慈溪人，人极顽固，竭力反对革命，住东京新桥，一臂为马车碾断，自称独臂翁。喜交接官场，凡清朝官吏到日本时，他必欢迎欢送。钦差指那桐，王爷指戴振。对这些反动人物，加以口诛笔伐，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此类作品很多，惜不能一一记忆了。”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二部分“园的内外”中的《蒋观云》一节，记述了鲁迅写打油诗恶搞蒋观云（1866-1929）的旧事。蒋观云即蒋智由（“观云”为字），本为清末新党，后转变立场主张君主立宪，因此鲁迅对他由敬而厌。周作人写道：“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25]沈瓞民、周作人的此类回忆，证明青年周树人是一位讽刺诗人。讽刺诗人将讽刺组诗《刺时（并序）》交给好友许寿裳在《浙江潮》上发表，合情合理。这六首五言诗与沈、周披露的残句风格相近，与鲁迅后来的五言诗《哀范君三章》（1912年）、《赠邬其山》（1931年）、《教授杂咏》（1932年）、《题﹤呐喊﹥》（1933年）也具有近似的美学风格——通俗、简洁、犀利、诙谐。
然而，《刺时（并序）》未见于鲁迅的任何一部自选作品集，鲁迅本人也从未提起。
何故？答案只能有两个：遗忘；舍弃。
鲁迅忘记自己作品的例子并不鲜见。1912年7月10日范爱农在绍兴落水身亡，鲁迅在北京写悼诗三首。但是，1926年写散文《范爱农》的时候，鲁迅关于悼诗的记忆已经模糊。他在文中写道：“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手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26]这里把三首错写成了四首，六句诗也与实际发表的不同。1912至926仅十四年，范爱农又是挚友，尚且如此，何况是在留日初期的异国生活中即时创作的《刺时（并序）》。而且，如沈瓞民所说，当时鲁迅并不看重作品署名。限于留日时期的作品而言，弃医从文之后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长文更值得他记忆。即使是这些长文，鲁迅也是直到1926年才编入《坟》，而且是青年朋友帮助他搜集、整理、校印。鲁迅在《坟·题记》开头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这种表述有修辞的性质，也真实地表达了他面对自己旧文时的陌生感。即使是编《坟》的时候，他也没有收录《浙江潮》刊载的作品。1934年底编《集外集》，《浙江潮》刊载的文章他只收录了《斯巴达之魂》和《鈤》两篇，而这两篇本是他1926年编《坟》时从目录中删除的。他在《集外集·序言》（写于1934年12月20日）中解释当初删除这两篇的原因，说：“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镭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很可疑。”[27]可见“故意删掉”的原因之一是记不清文章的写作过程。更有甚者，1919年8、9月间在《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发表的七篇总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与《野草》《朝花夕拾》中的作品直接相关，也被他“遗忘”，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研究者发现。[28]
鲁迅舍弃《刺时（并序）》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而且，这种可能性远远大于遗忘的可能性。
留日时期硕果仅存的讽刺诗，而且是和译作《地底旅行》同时发表于《浙江潮》第十期，鲁迅不会在短时间内忘记。署名错误有可能是他舍弃《刺时（并序）》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应当在于“刺”，在于他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沈瓞民“亦有斗争性强而刺时刺人之文，就讳言真名”这种表述，也表达了“斗争性强”与“讳言真名”之间的因果关系。理当如此。发表时“讳言真名”，连旧笔名都不用（新取了笔名“群侠”却未用成），发表之后当然不必主动从笔名后面站出来。《刺时（并序）》所“刺”者，不仅有文化现象，还有具体人物。百余年过去，详情难考，但当时东京的浙籍留学生肯定一读便知。当时东京的浙江同乡会圈子很小，《浙江潮》创刊时同乡会仅101人。前引《浙江潮发刊词》小引曰：“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仝乡会”（引用者标点），创刊号卷首的合影“浙江同乡会照相”上不足90人（其中有鲁迅）。第三期《浙江潮》刊载了《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列名其中的仅130人，而且包括10名已经回国的、1名去世的。《刺时（并序）》第二首写的显然是室友之间的冲突。“群”是当时“society”的中文译词（即后来的“社会”），“合群”是当时的新观念。本来面对面讨论“合群”，推心置腹、慷慨激昂，一言不合却起而互殴，“群”是“合”不成了。诗中普通生活场景与时髦观念错位，既有现场感又有荒诞感，写的十分高明。结合许寿裳诸人的回忆和当时鲁迅的生活环境来看，第五、六两首则是讽刺文化名人蒋观云。“自由”与“智由”（蒋智由字观云）谐音，蒋观云确为“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许寿裳回忆说，《浙江潮》创办之初浙江同乡会内部就分为两派，“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会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29]蒋观云本为编者之一（一说为主编），属于哪一派待考，但事实上他只参与编辑到第四期，从第五期开始许寿裳参加编辑工作。沈瓞民《片断》也写及鲁迅与《浙江潮》的关系，说：“他的好友许寿裳是《浙江潮》编辑之一（鲁迅热心协助，写稿支援）。但同时《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不久蒋就辞去编辑的职务了。”许寿裳也写及自己和鲁迅与蒋智由的交往及鲁迅对蒋态度的转变，说：“可是有一次，蒋氏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我们听了，颇感奇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于是鲁迅便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30]许寿裳记述的事情显然在不同时间发生的，鲁迅发现蒋智由立场转变应当是在弘文学院时期。如果《刺时（并序）》的第五、六两首确实是讽刺蒋观云，那么这两首应当是六首讽刺诗中写的最晚的。前引周作人回忆中的“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与许寿裳记忆中的“无威仪”，体现了鲁迅留日后期（政闻社成立于1907年10月）对蒋观云的厌恶。鲁迅回国之后依然关注蒋观云的动向，并且越发厌恶。他1911年写给许寿裳的信第一句就是：“过年又已十日，今年是亥岁。观云当内妾，且月获五十金以上矣。”[31]这里的“亥岁”一词须与“敢云猪叫响”的“猪”结合起来才能理解。鲁迅回国之后蒋观云也从日本回国，弘文学院的老同学许寿裳、蒋百里、张邦华、汤尔和、陈师曽等人同样回国并在重要机构任职，这种环境中鲁迅不宜用当年的讽刺诗“旧事重提”。《刺时（并序）》提出的文化问题，留日后期他已经在《破恶声论》等长文中做了更充分的论述和发挥。舍弃是主动的遗忘。舍弃日久，就真的忘却了。
鲁迅1934年12月在《集外集·序言》中谈自己“故意删掉”某些早期作品时，说：“或者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此语必有所指，与沈瓞民的记忆形成了互证。那么，“无须再录”、“不必留存”者为何？结合其留日时期的翻译、创作情形来看，只能是《刺时（并序）》。《刺时（并序）》诗题为“刺时”，在沈瓞民的记忆中是“刺时刺人”，鲁迅这里的表述是“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开些玩笑”，这绝非偶然。笔者甚至认为，鲁迅去世前不久还曾记起《刺时（并序）》。证据是其1935年12月5日的日记。先抄日记于此：
五日 晴。上午寄王冶秋信。复徐訏信。得母亲信，二日发。午后为仲足书一横幅，为杨霁云书一直幅、一联。为季市书一小幅，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沉海茫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下午买《猫町》一本，八角。[32]
当日下午鲁迅写了四幅字：一横幅，一直幅，一联，一小幅。后者的内容鲁迅抄录在日记中了，那么，前三者是怎样的内容？鲁迅日记注释者已经告诉我们。此日，鲁迅为仲足写的“横幅”，是唐代诗人钱起的《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香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杨霁云（1910-1996）写的“直幅”是明代画家项圣谟（1597-1658）的题画诗（鲁迅在题款中称“忘其为何人所作”），曰：“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联”则是鲁迅从《离骚》中集的联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33]将这三幅字与写给许寿裳的七律结合起来看，能够发现四者的同一性——这就是对抒怀、写作的关注，即湘灵鼓瑟、冯夷起舞、遣春温上笔端，就是怀旧、寂寞的心境，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不堪回首望菰蒲”，“竦听荒鸡偏阒寂”。为许寿裳书写的自作诗中的“老归大泽菰蒲尽”一句，显然是化用了项圣谟的诗句“不堪回首望菰蒲”。四幅字的内容表明鲁迅有些“心潮起伏”。
那么，1935年12月5日下午，鲁迅为何会思考抒怀与写作问题并且深怀寂寞感？答案当在仲足，即第一幅字的受领者。这位仲足是《东方杂志》的青年编辑冯宾符（1915-1966，字仲足），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和鲁迅在同期《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的冯幵（冯君木）。此时，以诗文名世的冯幵已经去世四年多。冯宾符与周建人同事，向鲁迅求字是通过周建人，因此鲁迅肯定知道冯宾符乃冯幵之子。而且，鲁迅肯定因此想起了自己三十年前发表《刺时（并序）》并成为“君木”一事。这应当是他选录钱起这首诗相赠的原因。对于鲁迅来说，诗中的“冯夷空自舞”一句应当有双关性。不过，“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种苍凉感大概不是当时年仅21岁的冯宾符所能体会的。事实是，1935年12月5日这一天，鲁迅为之创作书法作品的三个人，均与《刺时（并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仲足的父亲是君木，许寿裳是《刺时（并序）》的编发者，杨霁云则在一年前帮助鲁迅搜集旧稿编《集外集》，勾起了鲁迅关于《刺时（并序）》等“少作”的回忆。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写给冯宾符的这幅字也是邮寄给杨霁云，请杨代为转交。[34]
鲁迅1935年12月5日的所思所感无法全部知晓，这里，笔者只是在已知的事实中寻找某种关联与逻辑。
研究者早就指出，鲁迅第一本文集《坟》的编辑出版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是此前任何一本书的创作与编集都未曾有过的”，序跋的写作均“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度”。[35]按照笔者的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鲁迅面对旧我、旧文时的“彷徨”。
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还说：“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36]杨霁云在帮助他搜集旧文编《集外集》，找不到他的某些旧文他却“觉得侥幸”。此语也告诉我们，鲁迅还有旧文散佚在同时代的报刊中，不为我们所知。
结语：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新坐标
《刺时（并序）》篇幅短小，全文仅327字。但是，它包含一篇微杂文、六首五言诗，信息量大，它是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的六篇作品中唯一的一篇创作，真实地呈现了鲁迅本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呈现了鲁迅与革命杂志《浙江潮》的精神联系。因此，它是我们认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一个新坐标。如前所述，鲁迅留日后期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对于文明、个人、进化、群等问题的思考、阐述，与《刺时（并序）》一脉相承。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对于“兽爱”的否定，在《刺时（并序）》第一首中已经初露端倪。这首诗讽刺某种“爱国”，与同一时期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差异，二者形成互补。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青年鲁迅国家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鲁迅1926年编《坟》的时候为何不录《斯巴达之魂》，为何1934年编《集外集》的时候将其收录却在“序言”中用“现在看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37]一语将其相对化。对于鲁迅文学研究来说，《刺时（并序）》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刺时（并序）》作为鲁迅的文学创作作品，创作、发表远早于《怀旧》和《狂人日记》。诗题与诗序表明，鲁迅文学的讽刺美学与杂文文体，在《刺时（并序）》中已经萌芽。鲁迅1906年年初在仙台弃医从文，有去仙台之前在东京创作《刺时（并序）》（以及编译《斯巴达之魂》）这种文学实践做思想基础。编译《斯巴达之魂》、创作《刺时（并序）》，已经是在用小说与诗歌的形式讽世刺人、改变国民精神。甚至鲁迅十八年后创作的《阿Q正传》（1922），也和《刺时（并序）》一样调侃了“自由”。未庄发生革命时衣襟上挂着银桃子的“柿油党”（自由党），与《刺时（并序）》中的“醇酒与妇人，甘为自由死”“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遥相呼应。“昂头詈科举，低头盼乡榜”两句诗包含的对封建科举制的否定，也在十八年后的《白光》（1922）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现。这是鲁迅文学的另一种整体性。
注释
[1] 《浙江潮》第1期第1-2页。引用者标点。引文中“忽茏”当为“葱茏”之误。据《浙江潮》第3期《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蒋百里为浙江海宁人，时在日本“近卫步兵第一联队”留学。
[2] 《浙江潮》第10期第161-162页。
[3] 引自《高山仰止——社会名流忆鲁迅》第50页。柳亚子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文对沈瓞民这两篇文章的引用，均出自该书第46-56页，为避免繁琐不再另注。
[4] 《回风堂诗文集》，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
[5] 《燕京怀古》未见于《回风堂诗文集》，或为冯氏佚诗，且抄于此：雄关高控帝王州，隐隐金台百尺留。此日无人收骏骨，当年有恨誓乌头。蓟门烟合参差树，易水风寒日夜流。屠狗卖浆今寂寞，谁将游侠动王侯。该诗与《塞上曲》《送家晦庈北上（录二）》内容上有关联，写法、意境完全一致，为冯氏作品无疑。
[6] 见第一期《浙江潮》封四。
[7] 冯幵生平参阅：沙文若（沙孟海）：《慈溪冯先生行状》，收入《回风堂诗文集》，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杜志勇：《谈冯幵墓志铭拓本》，《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8]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第668页。周南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9] 《河南》第8期第20-21页。1908年12月5日发行。标点从《鲁迅全集》，第8卷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下同。
[10] 《河南》第8期第18页。1908年12月5日发行。标点从《鲁迅全集》，第8卷第27页。
[11]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3、164页。
[12] 《浙江潮》第10期第152页。引用者标点。
[13] 《浙江潮》第8期第76页。标点符号从《鲁迅全集》，第8卷第20页。
[14] 《浙江潮》第8期第89页。标点符号从《鲁迅全集》，第7卷第23-24页。
[15] 《河南》第5期第76、81页。1908年6月5日发行。标点符号从《鲁迅全集》，第1卷第25、29页。
[16] 《河南》第7期第1页。1908年8月5日发行。标点符号从《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且抱守残阙”一语，编入《坟》时被鲁迅改为“且将抱守残阙”。《坟》第33页。未名社1927年出版。
[17] 《鲁迅全集》第15卷第516页。
[18] 《河南》第5期第79页。1908年6月5日发行。
[19] 《101115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5页。
[20] 《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页。
[21] 《诗歌之敌》。《鲁迅全集》第7卷第248页。
[22] 《鲁迅全集》第7卷第456页。
[23] 《鲁迅全集》第7卷第162页。
[24] 《鲁迅的故家》第323页。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 《鲁迅的故家》第239-240页。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6] 《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7页。
[27]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28] 现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29] 《亡友鲁迅印象记》。《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0] 《亡友鲁迅印象记》。《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第8页。
[31]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3页。
[32] 《鲁迅全集》第16卷第565页。
[33] 以上据鲁迅1935年12月日记的第2、3条注释。《鲁迅全集》第16卷第569页。
[34] 据鲁迅1935年12月日记的第2条注释。《鲁迅全集》第16卷第569页。鲁迅12月13日日记中有“寄杨霁云信并字三幅”的记录。
[35] 郜元宝：《彼裘绂于何有，嗟大恋之所存——﹤坟﹥的编集出版及其他》。收入《鲁迅六讲（二集）》，第290页。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36] 《鲁迅全集》第7卷第3页。
[37]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3、4页。
作者：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于
《鲁迅研究月刊》
2021年第2期
本期责编：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