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经开始在日韩蔓延开来，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东京奥运会，“将推进万全准备，使之成为对运动员及观众而言是安全、安心的大赛”。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日本的“佛系”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安倍晋三屡次保证奥运会绝不取消，也让很多人甚是担忧，毕竟命比什么都重要，为何日本人如此看重奥运会呢？除了巨额的经济投入以外，日本人曾经在“举办奥运会”这件事上，吃到过不少甜头，甚至成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转折点。
2月25日，在日本东京，行人戴口罩经过显示东京奥运会倒计时的电子屏其实早在1936年，东京就曾取得过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后因中日战争，又不得不“奉还”。当时，为纪念天皇纪元二六OO年，时任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动议，于当年――昭和十五年(1940)，在东京举办第十二届奥运会，此建议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响应。日最早的国际奥委会(IOC)委员、柔道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多方奔走，终于在1932年的IOC洛杉矶大会上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办请求，东京成为第十二届奥运会候补城市。在同一年召开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日本三级跳选手南部忠平和军人马术选手西竹二大尉斩获两枚金牌，也极大鼓舞了日本的士气。申奥工作作为国家工程，也成为日外交当局的一项课题。彼时，德日两国急速接近，终成攻守同盟，日本的申奥工程，也得到了德国领袖希特勒的支持。在柏林奥运会开幕前一天—1936年7月31日召开的IOC柏林大会上，东京击败了有力的竞争对手——芬兰赫尔辛基，终于获得了第十二届奥运会的主办权。捷报传来，整个日本沸腾。东京市政府门前，“东京万岁”的呼声震天；银座街头，各大商铺高悬日章旗和五环旗，号外的叫卖声随处可闻；入夜，在神宫外苑和日比谷公园等十处场所燃放1000发花火；三架飞机从东京上空散发20万份印有：“祝！纪元二六OO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决定”字样的传单。出席IOC柏林大会的另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副岛道正喜极而泣，对记者表示：“日本决不能辜负世界的信赖，一定要把东京奥运会办成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盛会。”然而，副岛道正很快被啪啪打脸，日本国内的狂欢氛围也如昙花一现。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进入战时体制，舆论全面收紧，文化娱乐停摆。先是陆军省以“时局扩大”为由，宣布包括奥运金牌得主西竹二大尉在内的陆军马术选手“中止训练”。接着，9月6日，政友会的河野一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言，称“军人们如果中止马术训练的话，那么全体国民都应该停止”，公然呼吁中止东京五环。与此同时，英国奥委会方面传来信息：“只要战争继续，便不会向东京派遣选手。”中立国瑞士奥委会也表态：“日本如不停止军事行动，将不参加东京大会。”亚洲方面，虽然陆军省竭力促成“满洲国”参加，但同时也担心，“满洲国”的出现本身就是火种，将引发连锁反应。1938年7月，国际奥委会在开罗召开会议，中国代表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这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要求取消东京的主办权：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并没有公开表态，但是在执委会秘密会议上决定将赫尔辛基作为候补会址。而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物资供应吃紧，战时体制与五环事业难以两全。取得第十二届奥运会主办权后，东京五环组委会决定在世田谷区的驹泽建设可容纳11万人的体育场，为此须斥资800万日元(当时币制)和1000吨钢筋。800万元，相当于彼时国家预算的3%，约等于一艘驱逐舰的建设费用。然而同年６月，近卫内阁发布“物资供需计划”彻底摧毁了奥运会举办的可能性，“计划”规定军需品务须得到“最优先”调配，呼吁国民消费“厉行节约”。而在限制使用的物资品目中，即包含体育场馆建设所不可或缺的钢材一项。这就是说，奥运设施的建设事实上已无可能。没有钢材，没有奥运场馆，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38年7月15日，东京奥运会的行政主管首长厚生省大臣木户幸一发表谈话，无奈地承认“在倾国力应对战时体制之时，举办奥运会是不可能的。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事情”，正式作出了中止东京奥运会和原定于同年召开的东京世博会延期的决定。对于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来说，彼时的战略目标只能有一个：举国战争，什么奥运会只能靠边站。当然，奥运中止的理由并不仅仅是物资不足，背后还有军部的强烈抵触。在军部看来，如节日狂欢般的五环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在战时体制下，有必要强化国民身上举国一致的精神紧张感。但如果召开五环的话，国民人心浮动，紧张感便会松懈。而这种与战争动员的“逆效果”，正是军部所害怕的。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比德国纳粹要保守得多，同样是二战期间的法西斯国家，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不仅没有导致德意志人民人心浮动，反而成了希特勒所谓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讲坛，成全了他强化民族团结，举国一致应对世界大战的“意志的胜利”。在日本明确放弃举办奥运会的形势下，国际奥委会正式决定把第12届奥运会会址改为赫尔辛基，会期订于1940年7月20日至8月4日。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0年1月1日芬兰通知国际奥委会放弃主办权。随后，战火遍布欧洲和世界各地，第十二届奥运会也就随之流产了。试想一下，假如当时的日本军部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那么日本是否有可能因为奥运会放弃了举国战争，而历史也会因此发生巨变。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城市变成废墟，船只工厂不是被毁就是作为赔偿交出，连劳动力都在战争中大量伤亡而无以为继，日本一时从世界强国的名单中消失了。如果在日本的街头询问普通的老百姓，什么时间感到日本重新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大多数日本人都会回答说：“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没错，再次举办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的战后经济崛起，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1964年奥运会落户东京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日本再也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战败国了，而已然重获世人的尊重。历经数年的大兴土木，修建起高速路体育场、酒店、下水道、轻轨和地铁后，东京准备以一场主题为爱、和平与体育竞技的盛会来迎接全世界的瞩目。作为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奥运会，日本政府格外重视，投入了当时奥林匹克历史上最高的资金，对交通网点、体育场馆和其他服务设施予以兴建和改造，并将举办奥运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纳入“收入倍增和国氏经济高速增长计划”。如果把所有相关事业的投资均计算在内的话，东京奥运会花费了高达1兆日元(约合3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比赛设施和奥运村投资160亿日元,运营费60亿日元，道路及其他投资825亿日元，其余资金用于提高诸如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车、东地铁及交通网等项目的工程进度。而这些基础设施，成为后来日本商业经济运转的承载。
由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日本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运输、通讯等行业得到强劲发展，日本经济迎来了持续的繁荣，并形成了1962―1964年的“奥林匹克景气”。东京奥运会给日本刚开始复苏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被经济学家看作日本经济腾飞的发动机。交通运输业是受到奥运经济影响的重要行业之一。筹备奥运会之前，日本的交通状况不容乐观。1958年，日本小说家阿川弘之曾在完成一次驱车旅行后，写出《东北公路二千公里》一书书中说：“我曾说过在日本驱车旅行最好用吉普车，但在领教了连吉普也难以顺利通行的厉害之后，我想说在日本驱车出游有必要准备水陆两用战车。”也就是在1958年，东京取得奥运会主办资格，日本开始实施道路整备五年计划，对于交通的改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一级国道体系首都高速公路、东名高速公路、名神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车、京地铁等，各项工程齐头并进，以保障奥运会期间的交通。日本著名现代经济史学家中村隆英在《昭和史Ⅱ》中提到：“奥林四克对于一直被搁置不顾的交通网来说，是一个取得飞跃改善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会。”日本通过交通设施的投资，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引发了经济景气。而且，交通投资属于长期投资，它保证了日本政府在日后长期经营中能够得到稳定持续的经济收益。现代化的体育场馆是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条件。当时，日本投资159亿日元，建成了国立体育馆、武道馆、驹泽体育馆、国立室内体育馆、代代木奥运村、现代化体育馆舍等一系列技术创新、设计时尚的场馆。这些建筑既集中反映了日本当时拥有的国际先进技术，又向世界昭示了战后日本的复兴，受到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评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弗里・布伦戴奇赞扬说：“日本朋友提供了一个创造最高技术水平的组织，他们以日本的传统样式为基础，设计了许多独具魅力的新建筑。”除体育场馆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外，在奥运会的刺激带动下，日本出现了民间住宅的建筑热潮。1964年民间住宅总量比1961年增加了71%。1962年､1963年和1964年建筑承包合同总额分别为5510.25亿日元､7320.39亿日元和8990亿日元，1963和1964年分别比前一年增长了32.9%和27.8%。高层建筑、高级公寓等拔地而起，大城市一举迈入超高层建筑的崭新时代。奥运同时也带动了日本电子通信产业的高速发展作为“电视直播技术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实现了奥运历史上第次世界范围的实况直播。利用美国的“辛科姆３号”卫星，以卫星播放技术为先导，日本企业先后开发出了超小型摄像机、可通话麦克风、用于彩色电视播放的双摄像管分离辉度彩色摄像机以及直升机用通讯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整合研发极大地推进了日本国内尖端电子业的进步。1960年4月14日，大阪国际商品展览会上，日本的彩色电视厂家进行了首次试播奥运会让普通日本家庭从黑白电视机进入到了彩电时代。百姓们为观赏奥运，享受全球首次通过人造卫星进行的奥运会电视实况转播，一度掀起了购买彩电的风潮。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会的1964年，这一数字居然攀升到了93.5%。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日本民间的消费热潮并没有退却，反而重新走向巅峰。大量低价格小型车出现，丰田的花冠、尼桑的阳光推动了私家车市场的繁荣；由奥运电视转播带动的彩色电视机消费更是空前火爆,3C(即汽车car､空调 cooler､彩电 color tv)更是取代了10年前日本社会的“三大神器”(剑､镜､玺)，成为日本亿万家庭的新宠。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让一个经济巨人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依靠这个耗资30亿美元的奥运会，战后日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自此，日本经济进入全面复兴的辉煌时代。日本的再次辉煌，被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就是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他的外公就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而他则是争取到1964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决定性人物。而对于现在的安倍来说，借奥运会让日本经济再次崛起，是他作为首相在卸任前最完美的句号。自2013年申奥成功后，日本花了7年时间做准备，投资一次次超出预算，最终耗资超过100亿美元。而安倍也曾言：“我想让奥运会成为扫除日本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投入巨大的资金，付出超额的代价，寄予全国的厚望，再加上奥运会曾是日本转折再度崛起的标志，也难怪日本上上下下都在拼尽一切保住奥运会了。假如最后奥运会因疫情而取消，国民愿景将悉数化为泡影，到时候不单单是内阁集体辞职那么简单，势必将对日本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沉重打击，日本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不止如此，国民心理也会备受打击，甚而连带对日本政局产生不小的冲击。参考资料：《一本书读懂日本商业史》邓鹏；《创造日本 1853-1964》（荷）伊恩·布鲁玛；《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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