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唐伟胜：爱伦·坡的“物”叙事: 重读《厄舍府的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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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的“物”叙事: 重读《厄舍府的倒塌》
唐伟胜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
《外国语文（双月刊）》，2016年6月
第33卷 第3期
图 | 爱伦·坡
摘要
在爱伦·坡《厄舍府的倒塌》中，主人公罗德里克·厄舍(Ｒoderick Usher) 为什么会患精神病? 厄舍府为什么要倒塌? 迄今为止的相关阐释几乎完全忽略了小说对物件的描写。事实上，小说自始至终都让读者体验到“物”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与“高贵”的罗德里克形成了巨大张力，消磨了他的“理性”，使他在长期的自我怀疑中变得神经紧张，终于在自己的孪生妹妹玛德琳小姐的尸体显示出活力后惊吓而死。厄舍府里的“物”不仅战胜了代表理性的罗德里克，更是掀翻了整个“思想的圣殿”厄舍府。爱伦·坡在“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上运作“物”的邪恶力量，制造出惊人的恐怖效果，使该小说成为“物”哥特美学的经典代表作。
关键词:《厄舍府的倒塌》; 物叙事; 恐怖效果
中图分类号: I712. 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 2017) 03-0006-06
引言
爱伦·坡发表于 1839 年的著名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以下简称《倒塌》) 引发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除了对小说的文体和叙事美学进行分析外，多数评论聚焦小说的 3 个主人公，包括罗德里克·厄舍、玛德琳小姐以及叙事者“我”，探索这些人物的性格成因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比如，马瑞塔·纳达尔(Marita Nadal) 借鉴“创伤”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恐惑”(uncanny，或译“诡异”) 相关论述，认为罗德里克被“遥远而压抑的历史记忆所纠缠”，这些记忆无法通过理性努力得以恢复，却暗 暗决定了他的现在(Nadal，2016: 178) 。又如，有论者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认为玛德琳小姐从棺材里死而复生，是对以她哥哥罗德里克及叙事者“我”为代表的父权制的“排斥和否定”(葛纪红，2000: 73) 。再如，罗纳德·比亚甘诺维茨基(Ronald Bieganowski) 认为，《倒塌》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讲述目的不是为了揭示事实真相，而是试图徒劳无功地讲述那些“不可理喻”之事，因此属 于“自我消耗型”(self-consuming)叙事者(Bieganowski，1988: 175) 。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评论无疑能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倒塌》这一经典小说的意义潜势，但若细读《倒塌》，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均忽略了一个显著的文本事实: 坡花大量笔墨对厄舍府周围环境和厄舍府内部物件进行了细节描写。若考虑坡为短篇小说制定的“不浪费一个字”(Poe，1846: 163-167) 的创作原则，笔者认为，没有充分关注这些物件描写的任何评论都很难说公正地对待了坡的精妙匠心。当然，由于《倒塌》中的物件描写太过显著，因此它实际上也引起了不少评论者的关注。比如，沃特·伊凡斯( Walter Evans) 就非常恰当地指出，“《倒塌》的主体部分“是形象，而不是事件; 是描写，而不是叙述”(Evans，1977: 140) ，但遗憾的是，伊凡斯虽然指出了《倒塌》的叙事特点，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形象描写”在该小说中的具体功能，而是以此为依据，转而论证《倒塌》如何与坡自己的小说理论自相矛盾，体现出安德森(Anderson) 开创的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本文以《倒塌》中的“物”为聚焦对象，认为坡在该小说中赋予了“物”以神秘的恶之力，罗德里克的理性思想被四周的“物”不断侵蚀，使他处于长期的自我怀疑中，从而变得神经质，而玛德琳小姐的尸体发出的力量导致了罗德里克最后的崩溃，厄舍府的倒塌隐喻着“物”的力量最终战胜了理性。这样，坡笔下的“物”就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不仅仅起到烘托气氛的功能，而是拉图尔定义的“行动者”(actor) (Latour，2005) ，具有自身的灵魂和力量。坡利用这种神秘的“物”的力量来推动其叙事进程，最大限度地制造了恐怖效果，从而成就了一篇经典哥特小说。
图 | 《厄舍府的倒塌》
一、《倒塌》中的“物”: 神秘的恶之力
“物”在《倒塌》中占据显著位置，这是不容置疑的。小说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以对“物”的大段描写开场: “整整一天，我孤零零地骑着马，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旷野。暮色四合之际，令人忧伤的厄舍府终于遥遥在望”(12) ，接着，“我望着孤单的府邸和庄园里单一的山水风貌，望着荒凉的垣墙、空洞的眼睛一样的窗子、三五枝气味难闻的芦苇、几株枯木白花花的树干”(12-13) ，心里愁苦至极，却又无法说出原因。随后，“我策马奔至山中小湖的险岸边”，对小湖进行了一番详细描写: “小湖就傍着宅第，湖面泛着光泽，却一丝涟漪都没有，黑黢黢，阴森森，倒映出变形的灰色芦苇、惨白树干、空洞眼睛一样的窗子”(13) 。进入厄舍府后，叙事者仅仅寥寥几笔提及侍从、男仆和医生，却出人意料地详细列举了他看到的“物件”: 天花板上的雕刻、四壁黑色的帷幔、乌黑的地板、幻影似的亦步亦趋发出“咔嗒咔嗒”声的纹章甲胄(16) 。可以说，《倒塌》一开始，在主要人物出场之前，就通过大量描写“物”，给读者一种感觉: 厄舍府居主宰地位的是“物”，而不是随后出场的那位被神经错乱折磨得行动力尽失的主人公罗德里克。
当然，仅仅依据篇幅我们无法确定“物”在《倒塌》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叙事者“我”还赋予了这些“物”以神秘性和力量。在叙事者看来，厄舍府周围以及厄舍府内的物件，都显得深不可测，让人捉摸不透，同时又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足以摧毁人的意志力。小说中，叙事者多次使用“说不清”“捉摸不透”“奇怪”“不可思议”等词汇来描写所见之“物”。比如，当“我”遥遥在望厄舍府时，“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内心就充满了难以忍受的忧伤; “我”为什么看见厄舍府就无法控制情绪，“这是个破解不了的谜”，完全“无从捉摸”，“无迹可寻”(12-13) 。当“我”走进厄舍府，“不知为什么”，一路上看见的景物加重了之前的愁绪，这些普通的物件竟激发起了很多陌生的幻想，“我”对此感到“很惊讶”(1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叙事者虽然罗列了大量的物件，也不断提及这些物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物件进行深入的细节描写，这就造成了一种阅读效果: 厄舍府内外的“物”没有完全向外敞开，而是处于神秘隐退的状态。这里，我们可以借鉴21世纪西方哲学界兴起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 的一个重要分支“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的相关概念来透视。《倒塌》中“物”的叙述方式。顾名思义，“面向物的本体论”是将思辨哲学的视角转向“物”，探讨“物”的本体存在方式。在该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格莱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 看来，“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实在性，但是，与之前的“天真现实主义”不同，哈曼认为“物”的实在性是无限的，而且是“引退的”(withdrawn) ，因此不可能完整被把握或再现。对于“物”，我们能把握的只是它的外显特征(qualities) ，或者它给我们的感觉(sensuals) ，这样，“物”与其外显特征之间，以及“物”与它 给 我 们 的 感 觉 之 间 必 然 存 在 距 离 (gaps)(Harman，2002) 。在《倒塌》中，在叙事者眼前一一闪过的“物”中，无论是“荒凉的垣墙”“空洞的眼睛一样的窗子”“气味难闻的芦苇”，还是小湖中“灰色的芦苇”和“惨白的树干”，乃至后来玛德琳小姐尸体的“胸口和脸上还似是而非地泛着薄薄一层红晕，唇上停泊着一抹可疑的微笑”(27) ，都只有这些“物”的外显特征或者给叙事者的感受，而这些“物”自身则被神秘地隐藏起来，这样，在叙事者和这些“物”之间就被修辞性地营造出了一条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叙事者和“物”之间由此产生令人恐怖的对立关系。当然，人与“物”之间的这种鸿沟不一定非要造成恐怖效果，正如哈曼所说，不同作家可以利用这个鸿沟来实现不同的意图(Harman，2002: 5) 。笔者曾经分析过美国当代自然作家瑞克·巴斯(Ｒick Bass) 的作品《隐者的故事》(The Hermit’s Story) ，认为巴斯创造出了人类与作为“物”的自然荒野之间的鸿沟，但巴斯是利用这个鸿沟来反讽人类的虚妄并揭示大自然的无限丰富性(Tang，2017) 。
《倒塌》中“物”的恐怖不仅体现为神秘不可知，还体现在这些“物”具有力量———当然是恶的力量。当简·本尼特(Jane Bennett) 在《有生气的物质: 物的政治生态学》(2010) 中提倡“物”拥有独立于人类主体的时刻，可以“影响其他物体，提升或削弱这些物体的力量”时(Bennett，2010: 3) ，1839 年的爱伦坡早在《倒塌》中就用虚构小说的方式描绘了“物”的这种力量。比如，叙事者“我”在看见厄舍府时就“不能自控”，这个细节就生动地诠释了“物”具有削弱其他物体力量的时刻。叙事者虽然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但也隐约意识到“简单的自然景物凑在一起，确实有左右人情绪的力量”，而只需稍稍改变这些景物的布置，它带给人的悲伤感觉“可能就会减轻，或许归于消泯”(13) ，这说明自然景物那种“左右人情绪的力量”来自自然景物本身。后来，当叙事者思忖厄舍家族的性格成因时，他又将其归于“房屋的特色”(14) 。更有趣的是，在描写主人公罗德里克时，叙事者富有深意地将他放在与“物”的关系之中: “神经过敏把他折磨得不轻。只吃得下寡淡无味的饭菜; 只能穿某种质地的料子做的衣服; 所有鲜花的香味都难以忍受; 即便是微弱的光线，也会刺痛眼睛……”(18) ，这里的描写让读者看到，“物”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住了罗德里克，在他与周围之“物”的对抗中，他是失败的一方。当然，在《倒塌》中，最体现“物”力量的当属玛德琳小姐的尸体。通常认为，尸体是没有生命的，但在坡的笔下，玛德琳小姐的尸体却能活生生地破棺而出，并吓死了她那相信万物皆有灵却又为此感到恐惧的哥哥罗德里克。在小说的最后，在雷雨交加中，在那条通向小湖的裂缝作用下，厄舍府终于坍塌，被小湖吞没。这个结尾完全可以解读成代表理性的厄舍府在众声喧哗的物的恶之力作用下轰然倒塌，就像在罗德里克喜欢弹唱的那首《闹鬼的宫殿》中，曾经辉煌的“思想宫殿”被“邪恶的物”攻占一样。
图 | 1981年版《厄舍府的倒塌》电影剧照
2 《倒塌》的叙事进程: “物”迷信与理性的较量
如果上文的分析正确，“物”在《倒塌》中被如此浓墨重彩地赋予神秘的力量，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物”在《倒塌》中扮演的角色不会只是背景那么简单，而是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关键力量。如前所述，《倒塌》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至少包含两个层次的“我”: 一层是叙述之我，另一层是经历之我，前者是指正在讲述过去的“我”，后者是正在经历过去的“我”。不同的作品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来运作这两层“我”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倒塌》主要聚焦经历之我层，但同时也在暗暗运作叙述之我这个层次。经历之我层主要涉及“故事”，即“我”如何来到厄舍府，与罗德里克的交往，见证他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以及厄舍府的倒塌，叙述之我层则主要涉及“话语”，即那个经历之我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话语”可以揭示此时此刻的叙述之我。细读《倒塌》表明，在小说叙事进程的这两个层次上，“物”起到的作用如此显著，我们甚至可以说，《倒塌》中的事件和人物因“物”而起、因“物”而灭，《倒塌》的叙述则显示叙事者对“物”邪恶力量的认同。通过巧妙运作这两个层次的“物”叙事，坡制造出了极度恐怖的叙事效果。
在《倒塌》“故事”层次的叙事进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学界讨论颇多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罗德里克的病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厄舍府为什么会倒塌?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学界基本上都忽略了，比如，罗德里克为什么要邀请“我”? 罗德里克为什么要在玛德琳死后将尸体停放在地窖14 天? 如果将《倒塌》看成坡的一次“物”叙事实践，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较为圆满的回答。关于罗德里克的疾病，《倒塌》中曾经多次提及，比如“神经不安”“精神错乱”“神经紧张”“神经过敏”“神经紊乱”“歇斯底里”，等等，总之，罗德里克体现出来的是躁动不安、心绪不宁的精神状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罗德里克这种状况呢? 尚必武认为，罗德里克变得神经错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理性开始解体，非理性渐占上风”( 尚必武，2005: 64) ，但至于罗德里克的非理性是什么，为什么会逐渐占上风，文章没有明确分析。叶超从罗德里克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缺失的亲情、友情、爱情出发，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论，认为罗德里克的本我、自我、超我出现了严重失衡，因此人格扭曲是注定的( 叶超，2005: 105-109) 。马瑞塔·纳达尔( Marita Nadal) 将罗德里克的精神问题归咎于他的家族历史，认为他被“遥远而压抑的历史记忆所纠缠”，无法通过理性努力得以恢复，从而造成他现在的精神创伤( Nadal，2016: 178-192) 。约翰·埃里森( John Allison) 则认为，罗德里克的精神问题源于他的自我发展( self-development) 超越了“生理、心理和社会 极 限”，造 成 了 他 的“恐 惧、癫 狂 和 死 亡”( Allison，1988: 40-47) 。这些分析着眼于罗德里克家族的历史，他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甚至认为是他与亲妹妹玛德琳的乱伦关系造成了他错乱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本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物”对罗德里克心理的巨大影响。其实，关于罗德里克心理状态的成因，《倒塌》中有明显的说明，只不过由于缺乏“物”的视角，这些细节被批评家们视而不见。在罗德里克喜欢弹唱的那首《闹鬼的宫殿》中，那个原先富丽堂皇的宫殿是“思想主宰一切的王国”，如坐云端的是荣光万丈的“思想之君”，后来这个国王的“至尊之地”被披一身长袍的“邪恶”所侵入，变成鬼哭狼嚎之地( 22-24) 。这首《闹鬼的宫殿》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厄舍府的倒塌，但是那个侵入纯洁高尚的“思想”宫殿的“邪恶”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个“邪恶”就是与“思想”相对的“物”: 自带恶力的“物”玷污了高贵而纯洁的理性思想，摧毁了这个思想的宫殿。有趣的是，在引用完这首狂想曲后，叙事者接着就开始讨论起罗德里克的观念来。罗德里克大胆而执念地相信“草木都有灵性”，“连无机世界的物也有灵性”( 24-25) :
在他的想象中，那些石头的排列组合、遍布在石头上的真菌、伫立在四周的枯树———尤其是那虽年久月深但毫无变动的布局、那死寂湖水中的倒影，无不透着股灵性。他说，湖水和石墙散发的气息在四下里逐渐凝聚，从中可看出灵性的痕迹……这无处不在的灵性造成的结果有目共睹，它就潜伏在那寂然无声却又纠缠不休的可怕影响力中，几百年来，都一直主宰着他家族的命运，也把他害成了眼下这副模样(25) 。
由此看来，罗德里克精神分裂根本原因是他受到了周围有灵性的“物”所造成的“可怕影响”。如果我们联系到罗德里克对“思想宫殿”的缅怀，以及他作画时“极为朴素”，“天然去雕饰”地“在画布上泼洒纯然抽象的概念”这些细节，我们就可看到，罗德里克一方面坚信万物皆有灵性，另一方面又拼命抵制“物”的灵性，对“物”的灵性恐怖不安，因为对拥有高贵思想和理性的罗德里克来说，这不仅是迷信，而且是危险，正如他告诉叙事者的那样: “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一切……说真的，我对危险并不憎恨，除了置身于它的绝对影响———恐怖之中”(18) ，长期被周围有灵性的“物”所包围，希望超越“物”却无法超越，理性的宫殿被慢慢侵蚀，这才是令罗德里克神经错乱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一对矛盾也构成了《倒塌》“故事”层面叙事进程中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围绕这个不稳定因素，我们能比较好地解释《倒塌》中“故事”的运动逻辑。首先，我们能解释为什么罗德里克会邀请“我”去陪伴他。虽然叙事者自言“他的召唤真是蹊跷得紧”(14) ，但从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推断，“我”在进厄舍府之前，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得到召唤，原因也许就是因为罗德里克相信，“我”的理性能够帮助他对抗周围虎视眈眈的“物”，让他“快活地待上一阵子，病情便会减轻”。当然，正如后文即将论述的那样，“我”在厄舍府的经历不仅没有帮助罗德里克摆脱迷信，反而自己也深陷其中，成为“物”恶之力的牺牲品。其次，我们还可解释为什么罗德里克坚持要把自己妹妹玛德琳的尸体停放在地窖里14天。叙事者把罗德里克的这个想法与他最喜欢的一本书《美因茨教会合唱经本中追思已亡占礼前夕经》联系起来，而这本书是关于招亡魂的。很明显，罗德里克相信死去的人有灵魂———就像他相信“无机世界的物也有灵性”一样，他想召回玛德琳的灵魂，因为她是“他在这世上仅有的最后一个亲人”。但是，罗德里克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想法，他提出的理由是“死去的妹妹那非同寻常的病，想到医生冒失而殷切的探问，再想想祖坟偏远，周遭都是凄风苦雨”(26) ，这些理由明显难以自圆其说，但为什么罗德里克要刻意隐藏自己的内心呢?笔者认为，这个根源也是来自他对“物”的根本看法:尸体就像其他无生命的“物”一样有灵性，但也与其他“物”一样令人恐怖。这样，罗德里克就再一次重复了之前的困境: 既相信万物有灵，又恐惧万物灵性会侵占他的思想和理性。这也是为什么罗德里克将妹妹的棺木放进地窖后的那几天，“漫无目的地从一间屋子逛荡到另一间屋子，脚步匆促而凌乱”，或者“长时间对着虚空苦苦凝视，仿佛在聆听某种虚幻的声音”(27-28) 。很明显他是在寻找和聆听玛德琳灵性的踪迹，而在最后一个夜晚，当他感受到玛德琳的灵性时，他一方面“眼睛里却流溢出狂喜”，另一方面又“带有压抑着的歇斯底里”(28-29) 。如果与自己“心灵相通”的妹妹的尸体也展示出令人恐怖的“灵性”，那么罗德里克的理性大厦就真的要倒塌了。
图 | 黑暗传说6：厄舍府的倒塌
这就让我们回到《倒塌》“故事”层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厄舍府为什么会倒塌? 小说前半部分，坡为厄舍府的倒塌做了一定的铺垫，比如在叙事者眼中，这大厦“看似完整，实则早已腐烂多年”，如果仔细观察，“兴许能发现一条细微的裂缝，它就从正面屋顶上开始，曲曲弯弯顺墙而下，直至消失在阴沉沉的湖水中”(15) 。在小说的结尾，正是这条裂缝“迅速变宽”，让厄舍府“坚固的高墙崩裂为碎片”，寂寂地淹没在“幽深阴冷的山湖”(34) 。但是，如果我们联想一下与厄舍府倒塌并置的事件，即在那个乌云低垂、风雨肆虐的夜晚，玛德琳尸体复活，罗德里克被吓死，我们不难发现，促使厄舍府倒塌的不仅仅是那道变宽的裂缝，还包括吞噬厄舍府的山湖、狂风暴雨、枯树、墙上的真菌、屋内的天花板、帷幔、地板、纹章甲胄、地窖的铁门和铁门上的铰链，所有这些给罗德里克带来精神压力的“灵性之物”，在那一刻都随着玛德琳的复活而复活，罗德里克终于被“物”战胜，而象征着理性思想的厄舍府也在这些“邪恶之物”的狂欢中轰然倒塌。
如果转向叙事者，我们的问题是: 从厄舍府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什么? 这种经历对“我”的叙述话语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如前所述，厄舍府的主人罗德里克深受“物”的折磨，变得神经不安，请“我”来“给他以慰藉”。“我”陪伴罗德里克的过程中，慢慢了解到了他的病根，然而，“我”不仅没有能帮助他脱离“物”的影响，反而自己也从不相信“物”走向被“物”控制。“我”刚进厄舍府时，把罗德里克的想法描写为“迷信”，对他被灰墙和塔楼所影响尚能表现出超然的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的内心也起了变化。比如，“我”看到罗德里克“画布上泼洒的纯然抽象的概念，心里就会生出浓重的畏惧”，看到他画的地窖时，感觉“画面沐浴在一片不合时宜的可怖光辉里”( 21) 。后来，在将玛德琳尸体放入地窖后，罗德里克的“神经紊乱的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我”终于承认，“他身上那荒诞而感人的迷信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种力量正一寸一寸地潜入我的心底”(27-28) 。于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给罗德里克阅读兰斯劳特·坎宁爵士的传奇小说《疯狂盛典》，看似为了消除罗德里克的恐惧，其实是在努力摆脱自己的恐惧。当“我”试图告诉罗德里克，“这些蛊惑人的景象，不过是寻常的电光现象罢了——或者，只是山湖中瘴气弥漫的缘故”(29) ，“我”其实已经被窗外的“雾光”吓得发抖。之后，随着“我”阅读的小说情节与屋外发生巧合时，“我”的恐惧逐渐增加: 先是木板脆裂的声音，然后是凄厉的叫声，最后是金属砸在地板的哐啷声。终于，玛德琳小姐满身血迹的尸体破门而入，扑倒在罗德里克身上，吓死了他，而“我”则赶紧逃离厄舍府，正好见证厄舍府的倒塌。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还魂的玛德琳小姐时，叙事者“我”非常逼真地再现了她的身体和动作，给读者一种十分真实的感觉: “殊不知，门外当真站着厄榭府高个子的玛德琳小姐。她的身上裹着寿衣，那白色的袍子上，溅满血迹; 瘦弱不堪的身体上到处是苦苦挣扎的痕迹。她在门槛那里颤抖了一阵，前后摇晃了一阵，然后，低低地呻吟着，重重地朝屋内的哥哥身上倒去”(33-34) 。同样，在描写厄舍府最后的倒塌时，叙事者的逼真现实主义笔法也同样没给读者留下任何似是而非的余地。很明显，在故事的结尾，“我”不再认为“物”的灵性是迷信，对死尸还魂的真实性也深信不疑。如果这一分析是合理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幸存的叙事者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开始就将那么多注意力集中在“物”上，并强调“物”的神秘与恶力。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我”讲述自己见证厄舍府倒塌这一经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告诉读者: “物”看似无生命，其实充满了神秘性，具有摧毁世界的恶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倒塌》的叙事者既没 有“自我消耗”( Bieganowski，1988: 175-187) ，也不“幼稚”( Gruesser，2004: 80-90) 。
3 、结语
在《倒塌》中，无论是故事层面，还是话语层面，神秘的“物”都显示出恐怖的灵性，从而推动了整个叙事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物”获得了一种生命，掌握了主动权，而人似乎被“物”魅惑，除了悲伤、绝望、精神分裂外，毫无反抗之力，最终走向死亡。这样，爱伦坡就颠覆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本应消极的“物”成为主动的一方，而本应积极的人则沦为被动的一方。凸显“物”的神奇活性，让人——无论是罗德里克，还是叙事者——陷入这种“超自然物质的黑色魅惑”( Meinstock，2016: 63) ，从而实现恐怖效果，正是爱伦坡“物”哥特美学的重要特质。事实上，坡的“物”哥特美学根植于 19 世纪上半叶在美国颇为盛行的德国宇宙论(cosmology) 传统，尤其是谢林(Schelling) 的“同一哲学”(identity philosophy) 。谢林认为，自然中弥漫着一种“活力”宇宙物质，这种物质贯穿于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物质中。受谢林哲学的影响，爱伦坡在他的哥特小说中想象“物”的生命或腐烂尸体如真实一般活着就不足为奇了，有论者将坡的 这 种 实 践 称 为“哥 特 物 质 主 义”( Gothic materialism) ( Stephanou，2013: 36-64)。近年来，坡的小说——乃至哥特小说——在西方再度复兴，也与这种“物”哥特美学相关: 通过引入“物”神秘而恐怖的力量，人类的自我和自大被有意无意地嘲讽，这种思想符合当代文化“去人类中心”的基本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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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 9/11 美国短篇小说的叙事形态与文化内涵研究”( 15YJA75201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当代美国短篇小说的叙事格调与文化内涵研究”( GWTP-YJ-2015-02)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伟胜，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学及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主编：凌逾
责编：叶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