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宋元明清，北京城的地位演变
▲北京历代都城示意图
六
曾经辉煌灿烂的盛唐文明折戟沉沙，这种重重摔下的衰落之象，似乎没有及早收场的意思，相反的，它还会进一步地跌入更加可怕的深渊，更加旷日持久。
很显然，历史是想告诉人们，人类文明发展一旦发展到顶峰，统治者必须更加兢慎，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他必须更加勤勉，不可以稍有懈怠，还要努力从繁盛已极的基础中找出继续繁荣的出路，走出瓶颈，以再创辉煌，不然，那便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前进，都面临着下坡路，而一旦形势急转直下，高高跌下，坠入谷底，想再次起底攀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一百两百年的功夫，断乎没有可能，而祖辈们辛苦创业，励精图治，打下的大好江山也会随时易主，一去不复返。
毕竟，一个朝代，能够辉煌造就盛世的，一般不过两三个而已。
五代延续晚唐的没落之势，惨淡经营，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50余年时间里，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共13位皇帝，竟然不曾出现一个像样的朝代和一位像样的皇帝，王朝之间更替频仍，犹如过山车一般，整个中原政权几乎呈现出乌烟瘴气的状态。假如，我们将五代定位为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那么这黑暗中的黑暗，有谁能够比后晋统治者石敬瑭这位儿皇帝割让幽云十六州一带与契丹更让人觉得荒唐不堪呢?!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以后600多年幽云一带不复收复，长期与内陆分割。从此，中原政权失去了北方军事屏障，整个华北一带形成无险可守，门户洞开的危急状态，导致正如日中天的契丹铁骑从此可以长驱直入，向中原地区泛兵压境，中原政权为夺回幽云十六州所付出的代价难以估量。
契丹获得幽云十六州，着手正式建立政权，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基于幽州的有利地理形势与较高的经济、文化与生产发展水平，将其设为陪都，因处疆域南部，称为南京，又名燕京。与此同时，实行五京制度，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五京中，南京城的规模首屈一指，为城市之最。
由于辽的政治中心在上京，所以作为陪都，南京城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基本沿用着唐代的幽州城。
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
后人从史书所载与考古的材料加以推断，认为辽南京城其东垣位于今菜市口烂漫胡同西侧一线；西垣在今小马厂、甘石桥、双贝子坟偏西一线；南垣在今白纸坊东西街稍北一线；北垣大致位于今白云观以北一线。
从《辽史·地理志》中可以大略获知关于它的一些基本记载，这座在当时被称作南京析津府的南京城，“又名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坐落着八座城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辰”，一条横穿全城的东西大街，自清晋门直达安东门，大致就位于今天广安门内、外大街一带；而另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则由拱辰门直到开阳门，相当于今天牛街到南樱桃园一线，今天我们乘坐10路和626路公交车从“长椿街路口北”到“南樱桃园路口北”，仍然要经过这一带。而作为统治者办公休息的宫城，则位于南京城西南角，大约占整个南京城的四分之一，宫城分四门，东为宣和门，南为丹凤门，西为显西门，北为子北门，其中西墙和南墙利用了外城的西、南墙一段，城门也相互共用。
这座周长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的南京城，在我们今天看来，面积并不大，但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中，你仍然能够感受到这座有久以来就备受重视的城市迅速发展的背后逻辑。在整个北方一带，它都可以算得上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荣的城市，“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它的人口曾达到30万，居住着包括汉、契丹、奚、渤海、女真以及来自西域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位于城北的商业贸易中心，汇集了从中原、塞外等各地而来的货物，“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契丹国志》），热闹繁华。
佛教在这里也得到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获得广泛传播。辽统治者崇信佛教，以至隋唐以来普遍兴起的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统治者兴修寺庙，诚心礼佛。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不遗余力地对佛教给予大力保护与支持，令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至为迅速，“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顺天府志》），以至于到后来，辽朝疆域内，有近一半的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分布在南京及其所属各州县，这里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盖过中原，其“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契丹国志》），让北上出使的北宋使臣许亢宗也不得不叹服。
今天，坐落在广安门附近的天宁寺，仍然遗留着辽时的历史痕迹，这座八角十三檐密檐式实心砖塔就是辽时在旧塔址上建造的。历经千年，至今依然巍峨矗立，成为现今北京城最古老的一座佛塔。
北京天宁寺
可以想见，这么一座重要城市，对辽宋双方来说，都是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地上的兵来战往都直接关乎各自的政权安危。宋代自赵匡胤开国以降，统治者多次兴兵北进，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始终不能如愿。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出兵太原，消灭北汉政权后，挥师东进，意图乘胜伐辽，收复幽燕地区。南京城外围的易州、涿州、顺州、蓟州先后望风迎降，宋军一路无阻，直抵南京城下。
辽景宗闻宋军已至，主张放弃幽燕，退守至松亭关、古北口。辽将耶律休哥主动请战，驰援南京。
士气高昂的宋军，一举击溃耶律沙所部，乘胜追击，然耶律休哥突然率军前来，宋军毫无准备，双方在高梁河（今西直门外的“长河”）畔列阵决战。
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率军从左、右两翼合击宋军，耶律学古率部从南京城北上参战。宋军三面受敌，一时间全线溃败，死者万余人，辽军追击三十多里，宋太宗逃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
又过了7年，宋太宗再次分兵三路北进，再遭挫败，从此宋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幽云的雄心。自此，双方各守一方，最终确立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125年金俘虏辽天祚帝，这场持续230余年的辽宋对峙才宣告结束。
七
金的兴起，对辽国统治者进行痛击，一解多年横遭压迫欺凌之恨。金的节节胜利与辽的连连败退，让大宋王朝从中看到希望，宋徽宗遣使者诣金，双方订立盟约，以长城为界，共同出兵击辽。
这个计划当然对金充满诱惑，它不但可以借助大宋的势力分解辽国抵抗的兵力，更能在事成之后继承此前大宋每年送给辽国的绢岁。金挥军西进，再次让辽一战即溃，中京被克，辽天祚帝西逃夹山，南京的辽臣拥立耶律淳为帝，不久，耶律淳病死，妃子萧后听政。
照约定，长城以南的南京地区由宋军负责进攻，然而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却迟迟未能深入推进，进攻极为迟缓，始终攻克南京不下。
金军看中软肋，挥军南下，突破居庸关、得胜口，直捣南京，占领幽云地区。
大宋王朝要求依照盟约，接管幽云地区，这当然遭到金国的言辞拒绝，又不是你宋国攻克的，为什么要送给你呢？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最终北宋以每年增加一百万贯岁币作为赎金，双方才达成协议。然而，交回的南京城，早已被金军抢掠一空，一片狼藉，宋朝接管南京，改名燕山府。
1125年，金人俘获辽天祚帝，辽国灭亡，金军乘胜南下，燕山府守军不战而降，金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直逼汴梁城下，俘获二帝，是为“靖康之耻”。
北宋的灭亡，金朝的势力范围顿时扩展至黄河以南地区，从此整个华北地区成为它的统治腹地，而迁都，也成为这个王朝延续政治生命的开始。
公元1153年，历经一年有余的燕京城终于扩建完毕，金主完颜亮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
这是北京城作为一个政权统治中心的第一次历史亮相，从此，它将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并以承上启下的都城建造衔接，成为今天的北京城建都的肇端。
一座城池，尤其作为都城而言，其兴建修造的背后无不是一种文化的反映，它的规划设计理念、样式、结构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平与一个民族的审美程度，而汉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实在很强大，它不仅支撑了我国自西周以来就极其讲究的城池设计、建造理念与艺术化的设计，更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将这种先进文化与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向高潮，自然，这种被具象化了的文化情趣征服了很多靠武力征服了中原政权的少数民族，最终中原的政权虽然被他们征服了，但是他们却被中原的文化征服了，两大民族间的融合靠着这种军事与文化上的彼此切入，逐渐连接在了一起。
当金国统治者攻下汴梁，眼前浮现出大宋皇城的恢弘气象时，立即被这宏达的场面与布局深深俘获了，这一次挥军南下，直取汴梁，对他们而言显然大有斩获，光是一览大宋皇城，就已经让他们一饱眼福，怦然心动了，如此气派壮观的皇家建筑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人间竟然有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毫无疑问，这次经历，为接下来在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提供了现实样板和理想参照。
汴梁
以梁汉民、孔彦舟等为代表的扩建新都人物，在这次浩大的工程中穷尽了心血、汗水，80万的民夫、工匠与40万的兵士共同汇集、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营建队伍，不难想象，这是一次建筑力量与工程进度的高度结合，工人们的体力显然在这场巨大耗损中透支巨甚。这种效率之高几乎可以每天目睹新城呈现出的那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奇迹，或许这更能激发统治者速求其成的疯狂欲望。金主完颜亮为了急于迁都，明令主要工程要在一年之内竣工，繁重的体力，加上疫病流行，大批的民夫、工匠在此期间死亡，而他们所留下的心血汗水，却以极尽富丽堂皇的建筑形式展现出来。
这座从燕京城基础上向东、西、南扩建而成的中都，一改辽南京城宫城偏于一隅的静僻，端端正正地坐落于城中央，显得焕然一新。而它，也将从这里走向政治成熟。
自西周以降，长安作为中国的首都相沿成习，自古以来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富庶所在。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马迁《史记》所载，仍然能为今天的我们勾勒出当时长安所在的汉中地区其富程度。
然而，自南北朝以来，长江以南逐渐开发，至唐江南已是全国富庶所在，唐朝依靠江南八道，供输盐米，以挽朝政经济。唐宪宗尤其睿智果决，他力除运河各地恶官恶民，然后兴水利，平税赋，用好官，所以有所谓“元和中兴”。汉代富冠天下的汉中，到了隋唐时期，竟然不得不依靠江南地区的供应，到了农业歉收年份，皇帝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运来的漕粮，就连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联通洛阳到长江，也有运输江南之粮以供应关中的目的。所以，曾经一度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长安，到了隋唐已经逐渐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优势。加上唐以后，东北边疆不宁，关外的游牧民族前仆后继，势如潮涌，使得北京作为东北边防的门户，地位日益提高，开始逐渐取代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金中都的确立，便是北京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过渡。
金中都的扩展，扩大城墙，确立宫城的中央地位，完善城门规制，这种历史性突破，无疑是它作为都城的一次地位跃升，也代表着城市背后功能的转型，也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改造。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拓展的城墙不仅大大开拓、延伸了城墙的长度，也使宫城位于城市中央成为现实，同时，东边的施仁门、宣耀门、阳春门；南边的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西边的彰义门、颢华门、丽泽门；北边的崇志门、通玄门、会城门，四面12座城门遥遥相对，彼此呼应，这种中规中矩与严格对称的体式，显然是在竭力追求一种帝都的威严。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考工记》中王权至上思想的建城理念，已经对这个吃羊肉、喝马奶长大的剽悍民族产生了汉化影响，也标志着今天的北京城在那个时代的一次政治觉醒。
虽然，这个从蛮荒之地崛起，骑着马背一路南下，肆意蹂躏，最终在汉文化面前“受降被俘”的马上民族，在建城理念上的觉醒，是建立在对汴梁城的破坏式占有，以疯狂的野蛮拆卸，然后经过千里长途，最后在中都进行重新组装，完成了一次文明重建的原始积累。
这座浑身上下充满了借鉴抄袭痕迹，甚至带着野蛮气味的金中都宫殿，已无须着墨去书写它的光彩，因为已经是相当的富丽华贵与气势恢宏，充满了王权的威严色彩。
从丰宜门出发，一路向北，通向皇城南门宣和门，经过“T”字型宫廷广场，抵达宫城南门应天门，再往北，经过大安门，前殿大安殿落在眼前，这是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类似于我们今天故宫里的太和殿。穿过大安殿，进宣明门、仁政门，接着是仁政殿，这是临朝听政的所在，也是皇宫中的主要建筑。之后，经昭明门、拱辰门，再一路往北，抵达通玄门。
你看，一个小小的金中都，其规模建制便已经有了如此的宏大气象，而且这还只是大体轮廓上的粗描淡写，如果再对从丰宜门到宣和门到应天门进行一次精雕细刻的细部特写，特别是从皇城南门宣和门到宫城南门应天门一带，你会惊叹，这条御道上的精心布局与建筑排列，其细致、精密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准，整个宫城的气氛被烘托得肃穆、庄严，而这仅仅是在四周长9里30步的小小范围内。
但是，这座靓丽华贵的中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便随着一场王朝的变更，沦为历史的尘埃。金宣宗贞祐三年五月初二，公元1215年5月31日，金中都被蒙古军队攻破，战火所及，城池焚毁殆尽，后来的元大都基本上是另起炉灶。
八
提起元朝，注定要显得不平凡。
它的开创者，开启了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蒙古铁骑以其猛不可当之势征服了一个个对手，成吉思汗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演绎至强极的一座高峰。到了他的后代，情形依然得到了良好的延续和发展，成吉思汗征服亚欧非的余威尚未褪去，忽必烈统一中国的雄心已是扑面而来，爷孙俩大气磅礴的政治抱负和创下的惊天伟业，无疑是整个元朝的两座丰碑，刷新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版图纪录，也铸就了一段空前绝后的帝国传奇。
元朝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国，是从建成元大都后的第三年开始的。
“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富丽，正以它艺术绝唱的手笔对积贫积弱的大宋构成一种巨大反讽，当年神灵活现的中原王朝，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正一步步地滑向历史的深渊，气若游丝地延喘着生命，宋恭帝无奈地奉上传国玉玺与降表，怎么说都代表着一代王朝的最终谢幕。这一年，恰是公元1276年，元朝定都北京已经过了3年。
元大都的兴建，从至元四年（1267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前后持续了18年时间。
这次建设极其成功，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以其亲身考察，赞叹其“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今天坐落于北海公园的白塔，就是元大都兴建的肇端。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带着蒙古铁骑来到燕京城，因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已沦为废墟，但在东北郊的大宁宫，仍保存完好，这里风景秀美，在金代便是一座离宫，忽必烈初到燕京，“驻跸燕京近郊”，就是在这座离城不远的前朝离宫住下的。
中国内蒙古-2015 年 8 月 10 日︰ 忽必烈雕像在世外桃源网站 （世界文化遗产）。在正蓝旗
元大都的兴建，正是以大宁宫所在的一片湖泊为中心，以大明殿和延春阁南北两组宫殿组成的宫城与太子、皇太后分别居住的隆福宫和兴圣宫，夹着中间这块湖泊的太液池，构成了整个皇城的气势规模。
宫城周围9里30步，东西480步，南北615步，城墙高35尺（元大都城市设计所用长度，皆以步为单位，一步为1.54米）。宫城南向，正门为崇天门，左面为星拱门，右面为云从门，崇天门之上建有阙楼，两翼的回廊连接两观，旁出为造型优美的十字角楼。宫城的西门为西华门，东门为东华门，北门为厚载门。
元代宫城南门相当于今天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北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南侧，东西华门则位于与清故宫同一名称的两门所在南北向垂直线上，只是具体位置略有不同——现在的东西华门偏在宫城的南部，而元代宫城的东西华门则在中间。
环绕在皇城外面的大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元大都。从元大都的平面设计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南北中轴线，它穿过太液池东岸整个宫城的中心线，并一直向北延伸，直抵皇城北部，积水潭东部的中心之台。它是整个都城的中心，因为从中心之台向南包括皇城在内的一段距离，就是用来确定中心之台往北延伸确定北面城墙的距离和位置，同样，从中心之台往西包括积水潭在内的一段距离，就是用来确定东城墙的位置。
大都城的外城郭周长28 600米，南北略长，呈长方形，南墙在今北京城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五公里处，至今仍有残存的遗迹。东墙和西墙分别与今东直门和西直门所在南北向的垂直线相重合。元大都外城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其余三面各有三座城门，东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面的三座城门自北而南依次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南面三门，正中间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
大都城的每个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两座城门之间，除了少数例外，都加辟干道一条，这些干道纵横交错，连同顺承街在内，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其中丽正门以内的干道，越过宫城中央，向北直抵“中心之台”，正是沿着全城的中轴线开辟出来的，从“中心之台”向西，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又开辟了全城唯一一条斜街，从而为棋盘式的干道布局，增添了一些变化。这些东西交织的大道所分割的地区，除个别的例外，又都是纵横排列的街道。
在大城以内、皇城以外，另外有三组建筑具有布局上的特殊意义。
在皇城以东，也就是东四牌楼以东，以及皇城以西，也就是西四牌楼以西，各有一组建筑，单独成为一区。东面的是太庙，也就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地点，西面的是社稷坛，是帝王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场所。这样左右之间的对称排列，在布局上更加强了宫城位置的重要性。另外，沿着全城中轴线向北，在“中心之台”的正西和西北面，又有前后两座大建筑物耸立，这就是鼓楼和钟楼，是全城报时的中心。
大都市内主要市场的分布，集中在三处：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正当“中心之台”以西地区，叫做斜街市，属日中坊。积水潭乃是当时新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水运便利，因此斜街市一带，商业荟萃，是全城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一处是今西四附近，多为羊角市，是养马牛羊驴骡等集中交易的地方，还有一处在今东四西南，为旧枢密院角市，在明照坊内。这三处主要商业中心，一在东城适中的地方，一在西城适中的地方，第三处在北城，都是街道的冲要之地。
北京刹海（西海）
可以说，在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中，元大都的平面设计，是最接近于我国古代《周礼·考工记》关于营建城市设计理念的，就是一个都城的设计，应该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门内各有笔直的通衢纵横交错，在大城之内，中央部位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在朝廷的左方，是太庙，右方是社稷坛。
元大都虽然并不是正方形，北面城墙也不是三座城门，但总体来看，城内主要建筑的布局和安排，基本都是合乎“匠人营国”中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
在大都建城之前，地形测量是一道重要的工序，然后根据古代建城设计理念，结合历史发展的因素和地理特点，拟定总体规划，然后逐步施工。首先，在地下顺着地形坡度，铺设下水道，装置排水设施，其次才在地面上根据分区布局的原则，进行设计，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十分科学。
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由于学问渊博，尤精通易经和邵氏经世书，对天文、地理、历法无不精通，深受忽必烈赏识，为手下谋臣。他曾奉忽必烈之命选址建造开平城（今内蒙古多伦附近），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又过了四年，刘秉忠受忽必烈之命筑中都城，随后改成大都城。
元代宫城，其堂皇富丽的程度，是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皇宫所无法比拟的，“虽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尤不足以喻其境也”，但是这座凝聚无数智慧和建筑才华的大内宫殿，在建成后不到一个世纪，在明兵攻破大都之后，以消除前朝“王气”为由，而被全部拆毁。
在萧洵的《故宫遗录》中，对这座奉命拆毁的一代宫阙，作了详细描写：“凡门阙楼台殿宇之美丽深邃，阑槛琐窗屏障金碧之流辉，圆苑奇花异卉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以至广寒秘密之所，莫不详具”。
九
徐达宫攻下元大都以后，改名北平。
当时，元顺帝退走蒙古高原，继续号称大元皇帝，时刻伺机南侵，企图复辟。明兵占领大都城后，为了加强防守，对大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原来大都城内北部，比较空旷，加上多年战乱饥荒，人口锐减，地方荒芜。明朝修筑北平城时，放弃了北部城区，并在北面城墙以南约五里处另筑新墙，只是这新筑北城墙的西段在穿过就日积水潭最狭窄的地方之后，转向西南，成一斜角，从而把积水潭西端的一部分分隔在城外，北城墙上仍然只设两个北门，并重新命名，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从而奠定了明代北京城的北界。此外，明初还分别将东城墙的崇仁门易名为东直门，西城墙的和义门易名为西直门，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修建九门城楼，正统四年（1439年）完工，遂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城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
明初兴建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建。既有所继承，又大有发展，首先缩减居民稀少的北部地区，在元大都北墙以南五里一线，利用原有湖泊的上游及其向东引水的漕渠作为护城河，另建新北墙，从而确定了今天安定门与德胜门东西一线的位置。不久，又拓展城内南部，在旧城以南近二里处，建起新南墙，也即今天崇文门、正阳门与宣武门东西一线的位置。由于明北京城北、南城墙位置的变化，从全城平面图来看，元大都以“中心之台”作为全城几何中心的标志已不复存在，新的城市几何中心南移到万岁山的位置。
紫禁城的南移，不仅可以在保持其全城中轴线上主要位置的同时，又得以环绕宫城四面，开凿宽阔的护城河。这项工程在元大都的四周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元大都的西北一侧距离太液池东岸太近，已经没有开凿护城河的余地。由于护城河的开凿，不仅加强了紫禁城的防御性能，而且可以把护城河的水，从紫禁城的西北角通过暗渠引入城内，然后傍着西墙南流，绕行午门内，最后由东南角暗渠注入护城河，这就是所谓“内金水河”。内金水河的下游经过太庙东墙外南流，与“外金水河”相汇，再转而东流入通惠河。
紫禁城内的金水河，有很重要的实用功能。北京地区气候的特点，是每年雨季集中于夏季，并且常有大暴雨在短时间内下降，势如倾盆，如果排水不畅，极易泛滥成灾，紫禁城内大小建筑连檐接栋，大部分地面又都有砖石铺设，如遇暴雨，即可由内金水河排出城外。反之，如遇火灾或其他大量用水之处，内金水河又足以保证流水的源源供应。可见，内金水河起着重要的防洪、防火的功能。
紫禁城南面的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正当元大都皇城灵星门旧址，午门内的金水桥，也就是元代的周桥。金水桥北面新建皇极门（原称奉天门），皇极门内，在元大内崇天门直到大明门的旧址上，先建皇极殿（原称奉天殿），后又建中极殿和建极殿（原称华盖殿和谨身殿），这就是外朝的三大殿。
其后市所谓内廷的后三殿，奠基在元大明殿的旧址上，名称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殿的名称，一直到清朝沿用不变，而前三殿在清代则易名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这前朝内廷的六座大殿，一如元朝的大明殿和延春阁，恰好建筑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后三殿实际上相当于元朝大内的延春阁。不同的是，前后六座大殿虽然分成南北两组，而距离却很近，因为两组宫殿群的周庑乃是紧相连接的，这使得整个布局比起元朝大内更为严整，空间联系也更为紧凑。
宫城的东西两面城墙，仍设有东华门和西华门，只不过其位置已南移到东西两墙的南端，使得宫城在守卫上更加严密。
后三殿北通御花园，园的中央有钦安殿，再往北便是紫禁城的北门，名为玄武门（清改为神武门），它向北正对着的就是万岁山。
明代把远在东城墙以内的太庙和西城墙以内的社稷坛，分别迁建到紫禁城南门之外的左右两侧，仍然保持着“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同时，又把皇城的南、北、东三面城墙稍向外移，于是太庙、社稷坛以及新开凿的太液池南端的湖泊，都被包入皇城之中。元朝大内的前方空间有限，除去一般的衙署分列左右二外，并无其他重要建筑物。明代拓展南城之后，紫禁城、皇城和大城的南墙依次南移，遂使彼此相隔的空间大为开展，同时，充分利用这部分开拓的空间，在紫禁城南面午门前方的中心御道左右两侧，布置了太庙和社稷坛这两组严格对称的建筑群。于是，午门与皇城南面承天门之间的整个地段，也纳入宫阙建筑的总体规划之内，使中心御道更加明显和突出。
在承天门（清初改为天安门）前开辟了一个完整的“T”字形的宫廷广场，这是明代继承元大都的旧制又加以发展的突出一例。沿广场的东、西、南三面，修筑宫墙，把“T”字形的广场完全封闭，东西两翼以及南端突出的一面，各开一门，东曰长安左门，西曰长安右门，正南曰大明门（清初改为大清门）。自大明门内沿东西宫墙的内侧，修建千步廊，至北端又沿宫墙分别转向东西，中间衬托出砥平如矢的御道，从大明门向北直达承天门。
这种依靠空间的伸张压缩所彰显的帝王权威，可以说将王权至上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设计上的巅峰，据说有一个故事说明了这种宫殿设计在维护帝王权威上所给人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
一名七品县官，应召面圣。当他进了前门，通过棋盘街，看到大明门，进去之后，眼前立刻出现了一道狭窄的通道——千步廊，两侧为五军都督府与中央六部衙门，看到这个场面，他内心已经有所震慑了，从门往北一看，一个门套着一个门，很深很深地延伸下去，这进一步加剧了他惶恐的心神。出了千步廊，一个“T”字型的宽阔广场出现在眼前，在这豁然开阔的广场上，气势磅礴的皇城大门——承天门，就展现在他的眼前，城楼高大的身躯也横亘在县令的视线中，等他再走上分别对着五座城门的金水桥时，高大的城台上九开间的大殿塞满了他的全部视线，这种气势和威迫，竟逼得他不敢仰视，几乎喘不过气来，然而这还仅仅是进入皇城的前奏，后面的路还长着呢。经过金水桥，穿过雄伟的承天门，他想过了桥，进了那个门洞，就能见到皇帝了，但是，当他走进去一看，前面竟然又出现了一个门——端门，而从承天门到端门的距离，约为380米，较之前的距离缩短了许多。接着，县令进入了端门，之后距离一下子又被拉开，远处出现了一个很大很阔气的红门——午门，这种半围合的“凹”字型形制所产生的压倒性气势，给他一种泰山压顶的压迫感。当他看到午门大门的形状不是圆门洞，改成了方状，心想门洞变了，进了这个门洞，就能见到皇上了，于是他从偏门进去，但是又出来一个金水桥，又出现了一座城门——太和门，他想进了这个门，我总该可以见到皇上了，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进了太和门，突然看见了一座在蓝天白云之下金光闪烁、高高在上的太和殿，“我可以见到皇上了”，说完便瘫痪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北京：故宫
建筑师们通过这种距离的长短，空间的大小，所营造出来的那种让人一张一弛的心理压力，威迫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仅仅通过距离的变化，建筑形制的变化，体量的变化，就把皇权至高至大的思想通过中轴线上的五道大门作用到了人的内心，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妙的技艺。
此后又过了100多年，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进行扰掠，威胁北京的安全，明世宗朱厚熜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加筑外郭城，以增强北京城的防卫。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修筑了包围南郊一面的外罗城，也就是旧日所说的北京外城，原来计划环绕北京内城四面一律加筑外垣，后因财力不济，只将环抱南郊的城墙修建成功，这样便把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的范围之内。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外城南面有三门，正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西两面各一门，东曰广渠门，西曰广宁门（今广安门），东北和西北隅还各有一门，分别叫东便门和西便门，这七个城门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外城的建设，使得从正阳门向南有一条笔直大道穿过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山川坛之间，直抵永定门。这是北京内城中心御道的延长，也是全城中轴线的明显标志。这条中轴线，从永定门算起，向北穿过紫禁城的正中心和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鼓楼和钟楼，全长近8公里。
可见，明代对北京城的改变不仅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设计理念，而且奠定了北京旧城的规模和格局。
之后，清朝入关，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没做过什么变动。只是，夏天的北京酷热干燥，紫禁城由于高墙圈禁，阻碍了空气的正常流通，更像是一座火炉，习惯北方寒冷生活的统治者很不适应，于是在北京的西北郊外陆续修筑了几座园林，北京城几乎以其原貌在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得以完整保存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