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李源：漫谈昨天、今天、明天的中医
2007年7月26日下午3点左右，我的电话铃声响起，接起电话听到：“李源老师吗？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方志辉，我们已经到了你们县城车站”。我放下电话简单收拾了一下赶到车站，看到在车站门口站着四男二女六位学生模样的青年，赶上去问道：你们是广州过来的学生吧？其中一位小伙子说道：您就是李源老师吧，我是方志辉。他们是我的同学。
我本是河北的一位民间中医，一年多前在网上认识了很多当代中医院校的学生，其中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的七年制在读研究生方志辉和他的几位同学交谈甚多，一年多的交谈中，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通过多年的课堂教育习惯了把书本当病人……
也曾学着给生病的亲朋好友开方，也曾“引经据典”的照书本下药，有时虽然也能取效，但是每次都是心里没底的感觉，很难树立起那种绝对相信中医药的信心。若遇到复杂的病例更是觉的无从下手，而对于当前他们正在经历的院校、医院的这种教育模式又无法改变，因此很是向往那种“师带徒”的生活。随着交流的深入，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今年暑假前他们向我发出请求说：将利用这个暑假前来我的门诊交流、学习、并体验跟师学习的生活模式，近距离的探访、接触民间中医，进一步的了解、对比院校培养的中医和民间中医之间的差异。
他们的想法很好，我也很愿意通过这种接触来加强民间中医和院校中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又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和我们当地的一些知名民间中医共同倡议，成立了 “宁晋县民间中医交流学社”并定期（每月1日）交流、学习。所以在我们集会学习时，我就把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的想法公布给了大家，我们当地的民间中医们也都很赞成和支持这种活动。后来我又和我省中医药研究院的我的老师曹东义先生取得联系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曹老师也非常认可、支持他们的搞这样的活动。这样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二）
把他们接到我的门诊后，登记了他们的名字：方志辉、张朝臻、张锦祥、钟志宏、罗玉君（女）、钟凌（女），并嘱咐了他们一些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看看时间还早我就顺便给他们聊起了一些关于中医的学习方法等话题：我对他们讲：因为我身在民间行医、又是拜师、自学的中医，在业务不忙时我又经常和院校的一些中医学子、医院里的很多在职、退休的中医交谈、讨论，所以根据我这些年对中医的理解。我感觉，其实咱们每一位中医工作者在主观愿望上都希望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 “大医”，也都希望自己在中医领域里有所作为，也都在很努力的学习，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很多人也仅仅是停留在这个“愿望”的阶段，那是不行的。一定要建立起绝对相信运用中医药的理法是能够治愈患者的信心。而这个信心的建立确是需要跟着师父，亲自看一看、经历一下用中医的办法治愈患者的全过程，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绝对相信中医的自信心才能逐步地的建立起来。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很自觉的、毫不怀疑的去践行中医的理法。
比如：我曾经在网上给你们讲解过的中医外科“偎脓长肉”的理法，用西医的理论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包括你们现在，虽然我给你们讲解了，你们肯定也还是半信半疑，他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道：对于外伤患者我门诊每天有很多，你们这几天可以仔细观察，并做记录。你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观摩就会对中医“偎脓长肉”的理论坚信不移。我治疗外伤（不危及生命的）从来不用消毒液对外伤作消毒处理，都是用干药棉简单擦拭创面污物后直接上药，并且愈合很快。临床观察对比发现倒是用了消毒处理的患者反而愈合很慢。关于中医外科的这个理论方法我曾经写成论文《“偎脓长肉”理论实践录》在《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第 2453期(2005.12.8)发表。
正聊着正好一位母亲带孩子来就诊，原来是她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孩子不小心把脚别在了自行车后轮子里，掉了有鸡蛋大小的一块皮还渗着血。真是巧了，我告诉他们把你们的照相机拿出来拍照，我给孩子按照我刚才讲解的方法，处理伤口然后用了药，孩子也止住了哭声。患者走后我告诉他们：你们在我每次给他处理伤口时都拍照，把这位患者的治疗全过程记录下来，能从根本上增强你们对中医外科“偎脓长肉”理论的深刻认识。就这样隔天换药一次，大约不到10天孩子痊愈了。其治疗过程中没有运用西医的无菌、消毒观念，全部是在中医的“偎脓长肉”理论下完成治疗过程的。后来面对这则病例的治疗过程，他们对我说：这次是真的从内心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神奇。
（三）
这些学生计划在我这里学习两周时间，第二天我把他们分成三组，分别安排在我的师父刘双贵老师处和我们当地的一位家传三代的中医妇科医生王怀江那里，就这样分组后他们开始了为期半月的跟师生活。每天晚上他们回到住宿处交流每组跟师学习的心得。据他们说感觉这样很不错，既能跟不同的老师学到东西，又能通过交流学到其他老师的经验。
刘双贵师父是我们当地很有名望的一位老中医，他老人家是从小自学、拜师学徒出身，1978年国家举行中医考试时，在我们当地考区获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国家录用后在我县卫校教授《金匮要略》，晚年在乡镇卫生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有很多独特的医学见解，他的很多学术见解都是从未见诸医学著作的，并且临床很实用。直到现在我在临床上遇到疑惑还要前去向刘老师请教。选择让他们跟师刘双贵老师，我就是希望让他们通过和刘老师这样通过自学而成才的中医师的接触、了解后，明白中医的学习其实有很多途径。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不承认通过其他方式也能够学成中医，但是在现实中通过自学或拜师成才的民间中医师是依然存在的，并且也是非常受基层群众的欢迎和尊重的。相对于当今主流科班出身的中医师，民间的中医师们无论是在医术方面，还是在医德上也都是过硬的，确实有很多值得年轻学子们学习、师法之处。
谈到“家传中医”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很神秘的，很多人也都觉的祖传秘方就应该是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选择让他们跟随王怀江老师学习，我的用意，就是让这些我国中医药最高学府的学子们对“祖传中医”有一个体会，有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认识。
我在平时和王怀江医生的交流、探讨中，就经常问到他关于“家传中医”话题，他说：我们头上顶着这块家传的招牌，其实是更大的压力。因为面对当今日益扩大、变化的疾病谱必须要有所突破，才能保住这块招牌，才能治愈更多患者。“家传”带给我们的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更早的比别人接触到中医。比别人更早的看到中医治病的全过程，早一步树立了绝对相信用中医药能够治病的自信心。真正到给患者诊治疾病时依然离不开中医的基本理论、离不开中医的辨证论治。这都是多年以后，自己真正的独立临床时体悟到的。但愿广大患者不要被“家传”所迷惑和蒙蔽。
（四）
选择这样的民间中医做他们的老师，通过近半月的耳濡目染，再结合他们正在经历的国家正规的院校教育。或许能够使他们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对中医的教育和中医的成才有一个更加全面认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向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中医院校里中医老师，和他们经常去见习的各级各类大医院里的临床中医师的情况。以与我们民间中医师做对比，找差距，共同提高。
记得他们给我说：在院校里上课的很多老师，可能是没有怎么参加过中医临床工作的缘故吧，讲课时总是喜欢引入很多西医的内容，更有甚者是先批判一通本学科方面中医是如何落后、如何不科学，然后再结合他学习的自己认为很先进的西医内容去给学生讲解。而真正能够讲出中医的内涵的老师，还是在临床比较久的、年龄相对较大的，但是这样的中医老师不太多。
大家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的中医院都是按照西医院的模式建立、发展的，在中医的科研管理上也是参照了西医的模式。他们对我讲：在临床见习过程中，看到的是按照西医的模式分科过细的中医院。比如：有内分泌科、肝胆科、风湿疾病科等等。而这些科室里的专家、教授们治疗疾病，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协定处方加减。中医灵活的辩证论治在这里很难看到。据说这是中医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个别专家一上班就让实习学生抄写协定处方备用，等患者挂号就诊时直接写上患者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就行了。我听了以后简直有点“晕倒”。这也就是说别管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只要你一挂了某个科室的号，不管你的疾病情况如何在见到专家以前，就注定了你肯定要服用他们协定处方中的一个。这也能叫“中医师”？当然了也不全是这样，确有个别中医师内涵深厚，对患者一丝不苟，就像你们民间中医在自己的门诊这样，临床根据患者病情辩证论治灵活处方加减用药。但是在医院里这样的中医师实在是不多了。
（五）
7月30日一大早，我们一行人从我的门诊出发，前去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拜访曹东义老师，曹东义先生是我国中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的弟子，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现任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出版过好几本专著（《中医外感病学史》、《回归中医》、《捍卫中医》等）。在我省中医研究院搞临床工作。曹东义老师无论在网络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医名远播，无论是在中医理论方面，还是在临床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医界学术带头人之一。尤其是在去年湖南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提出废除中医的观点后，曹东义老师更是力挺中医、捍卫中医的急先锋和领军人物之一，和张功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点30分我们赶到了曹东义老师的单位，见到了曹东义老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向曹老师赠送了礼物，曹老师向他们院领导汇报了我们的到访。院领导非常重视给我们专门安排了一间会议室，又责成其他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茶水等。我们围坐一桌，每个人做了自我介绍，其中曹老师也带来了他的女儿和他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朱胜君还有我们省中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刘凯参加了这次座谈。曹老师的女儿现在在某医学院大二年级读临床医学专业。当广州的学生们问曹老师：您的女儿懂中医吗？她为什么去学习西医？记得曹老师说：因为现在中医不景气，而大多数西医因为不太懂中医所以对中医存有偏见。在当前这种社会环境下，我如果我把女儿培养成一名中医，那么充其量中医界又多了一位医生。而如果把她培养成一名懂得中医、理解中医的西医，那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影响她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想向中医方面发展，那岂不是更好了。紧接着曹老师又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些名医、故事，象秦医缓和、扁鹊、仓公等等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显示在医学史方面的深厚底蕴。
后来广州的同学们又提出了很多问题，曹老师都耐心、详细作了讲解。曹老师说道：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学术体系，它们的指导理论不同，认识方法不同，治疗疾病的手段也不相同。中医所使用的是气一元论、太极阴阳二元论、五行整体生克制化相关学说等，这些理论不仅贯通了天地人，而且贯通了生理与病理，健康与疾病；贯通了理论与治疗方法，贯通了中药、针灸、按摩、气功、导引、饮食养生。完全是一气贯通，无障碍地贯通在了一起。中医的这种理论可以把所有表征疾病的信息都纳入进来，在一个治疗方案里统筹兼顾，“一揽子解决”。虽然运用的中药的具体成分可能是模糊的，但中药所对应的整体是清晰的，治疗效果也是清晰的。只是这种清晰不是还原论的清晰，也不是物理、化学的清晰。
西医方法就不同了，很多是不能贯通的。比如一位老年人，到大医院的各科室专家门诊分别去看一看，每一科的专家用“科学”的仪器一检查，就有可能从头到脚的查出“全身毛病”来。这时每一位专家都可以很有“科学依据”地开出来几样药，等这位老人走出医院大门时，拿出来的可能就是一堆药，甚至是一车药。这些药如何吃呢？都吃？都不吃？随意吃？再也没有哪位西医专家能告诉这位老人，也没有哪位西医专家说得清楚了。因为，这些药都是一个一个被研究出来的。一个西药单独说的时候，在体内代谢过程可能都是清晰的，都是有依据的，而加在一起就完全模糊了，说不清楚了。这是还原论的方法论造成的。这不是专家的错，也不是专家没有知识。还原论就是这样追求局部最佳，以为局部可以决定整体。而前述中医的方法正好与此完全相反。
曹老师接着又给我们讲了2006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琴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琴纳的科研精神，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云云。”
曹老师说：根据我的研究，其实历史的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先有了中医的免疫思想，才哺育出来以种痘为代表的免疫技术，才彻底改写了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咱们通过医学史可以了解到：长久以来，欧洲对待传染病的指导思想，是不接触，是隔离，甚至是杀戮病人与接触者。就是当代的我们对待禽流感、非典等的防治措施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做法的现代延续。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发明出一个把患者的痘疮痂作为抗原，对无病的健康人进行接种的免疫技术……接着又说到：
从医学史上来看“有毒无害，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固有的特色。而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因此，历史上的西医不可能发明出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而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有很多，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时，有很多就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
为什么“毒可以制疫”呢？孙思邈说：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孙思邈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饮屠苏酒，服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的内服方法；也有外用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些预防、治疗瘟疫的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着有毒的药物。其中在“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还在使用方法中提到，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另外一首“断温疫转相染者，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因此说，“以毒制疫”的思想，是鼓励中医创造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
后来，人痘接种技术又玛丽夫人传到了英国，但是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 “走上层路线”，托关系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接种人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
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当年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的就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嫁接”、“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后，也就是1796年，曾经接种过人痘的琴纳（英国的一名乡村医生）研制牛痘疫苗获得成功，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引进和接种人痘。所以严格地说，琴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天花病毒，也没有阐明免疫原理。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也没有得到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琴纳拒绝了这一要求。
后来直到1822年，也就是在琴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出生。在琴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巴斯德才把免疫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技术。而对于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琴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他们都没有见到过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出免疫学原理。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学原理。然而，免疫技术的推广的确为人类战胜传染病，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中医的思维方式开创的一种原始创新，也是中医免疫思想哺育的硕果…………。
我们的听兴正浓，曹老师也是意犹未尽，恨不得把他的所学在一瞬间全部讲给我们听，曹老师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确实为我辈学习中医、传承中医树立榜样，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已是天过中午（12：30）了，曹老师执意要安排我们吃午饭，还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家乡酒——衡水老白干。盛情难却，在曹老师的安排下我们在一家饭店共进了午餐。席间曹老师又语重心长的对学生们谈了发展中医、传承中医的嘱托和对他们今后的希望。
（六）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大家在车上回味着曹老师的精彩讲解和殷殷嘱托。边走边讨论着有关中医的话题，不觉间就又回到了门诊。
由于是夏天服用中药的患者相对不是太多，在后来日子里我们在诊疗空余，又分别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寻找我们当地常见一些中草药，并且采摘回来分辨、学习、备用。我们采摘的草药有旱莲草、扁蓄、苍耳、龙葵、薄荷、猪毛菜、葎草、小蓟、益母草、紫苏、艾草、槐花、金银花、曼陀罗、车前草、白蒺藜等等，大概辨认、采摘了有几十种吧。他们对这项活动兴趣很是浓厚。感觉到即能学到东西、又能见到实物、还能在田间玩耍。一行人笑声不断、讨论声不断。就这样不觉间半月转眼就过去了。
我们本不相识，是网络使我们彼此从熟悉到相知，再到相识。短短的相处、真挚的友情是共同追求——中医，拉近了这样一群人。回想起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网络、感谢每一位为此付出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感恩的心去体验那沉甸甸收获吧。临别时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既是高兴的、又是沉痛的。最后用我的老师——刘双贵先生送他们的一首“打油诗”作为此次活动的结尾吧。
《求知行》——“求知不惜万里行，却遇闭门造车翁。寡识粗谈无新义，唯恐有愧好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