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良师益友晁哲甫同志
河北省第七师范学校是我们的母校，在历史上也曾对直南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是她向我们传播了马列主义，引导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在今天纪念建校六十周年的日子里，使我们不能不怀念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晁哲甫同志。
晁哲甫同志原河北省清丰县（现为河南省）六塔集人，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三日，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早年读书困难，在别人资助下读完中学，一九一六年入保定高等师范读书，受“五 四”运动的思想影响，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一九二七年春入党。他长期作教育工作，协助谢台臣同志创办七师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一九三七年抗战后，他历任清东县委书记，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他曾任平原省政府省长，山东省政府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六岁。晁哲甫同志一生为革命，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教育家。他的高尚的革命品质，优良的思想作风，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一、协助谢台臣同志创建七师，为我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一九二三年谢台臣同志在大名县创办直隶省（后改为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任校长。根据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提出“以作为学”的教学主张，对腐败的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聘请晁哲甫同志来七师任教务主任、王振华同志为训育主任，组成学校的领导核心。他们同心协力，从事教育改革。
七师的党组织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建立的。谢、晁、王三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同时入党。从此，七师就变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教育阵地，变成为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学校了。他们积极主动地配合党的工作开展，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员，讲授马列主义，掩护党组织的活动，参加和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在七师这个学校里，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作为教务主任的哲甫同志，课程安排、图书购置等，都是由他具体负责的。此外，他协助谢台臣同志先后聘请李梦龄、千家驹、王冶秋、王真、原政亭、张衡宇、张苏、刘龙文等共产党员或政治上进步的教师来校任教，不用国民党审定的教课书（文科），自行选编教材，讲授马列主义。他安排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学校提倡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图书馆购置大量进步书刊，当时已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外的社会科学名著，中外革命文艺作品，图书馆里大多数都有。此外，还订阅《新青年》、《语丝》、《创造月刊》、《拓荒者》等进步刊物供学生阅读。
哲甫同志自己担任的国文课，则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作教材。他本人尤其热爱阅读和研究鲁迅先生的作品，并向学生介绍推荐。这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有很大帮助。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0年上半年学校工作比较顺利，党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外围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革命力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国民党员只有极少数人，其中的反动分子，在学生中则是极端孤立的。这一伟大成绩的获得，哲甫同志是花费了心血的。
哲甫同志不仅在教学工作上、在组织工作方面，也是谢台臣校长一位得力助手，特别是在一九三0年以后，当七师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的时候。一九二九年由于双十节散发传单，引起大名县反动军警的注意，不久他们借口一个学生写信批判国民党的话，包围学校进行大搜捕。该生被逮捕，谢台臣校长被传讯。哲甫同志与党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企图一网打尽七师共产党的狂妄阴谋。
一九三0年春，直南特委在大名提出武装暴动的计划。这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同志明确表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条件极不成熟，不同意举行暴动。他们坚持认为，党应当掌握好七师学校这个革命阵地，为党培养干部源源向农村输送，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等到条件成熟再举行暴动。这些意见，虽经哲甫同志赴天津，向省委申述，并得到接见人的同意，可是不久，在一次大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上级领导人却宣布：他们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阻碍暴动，被开除党籍了。而暴动计划，也因力量不够，归于流产。
哲甫同志被开除党籍后，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他在思想情感上，仍然是和党在一起，跟着党走，对阶级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一九三0年暑假，他和谢台臣、王振华同志迫于形势，辞去七师学校的领导职务。秋季校长易人，一个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分子张达夫任七师校长，他压迫学生和工友，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挽谢”学潮。大批军警出动进行镇压，学生与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三十二人被捕入狱，学生会的领导人被关押三月之久。寒假又开除大批学生。这是七师受到的第二次大摧残。由于学生坚持斗争，学潮取得最后胜利，张达夫被撤换了，晁哲甫同志和校长谢台臣又重新掌握
了七师的领导权。他们一如既往，恢复原来的教学方针、教职队伍，学校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新气象。党团组织恢复后，又大大发展了。可是虽然如此，他们仍不能得到坚持左倾路线党组织领导人的谅解，反而说他们“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敢干”加以反对。晁哲甫同志和谢台臣同志一样，绝“不和党对立”，于一九三二年夏季被迫辞职了。国民党蓝衣社分子郭鸣鹤来任校长，七师又遭受了第三次更大的摧残。
哲甫同志对党对同志和对敌人爱僧分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他在邢台四师教书，在直南特委工作的原七师学生党员经常到他那里去，生活有困难，哲甫同志就予以帮助。李尊荣同志因无钱买票，扒火车被轧死。哲甫同志听说后很悲痛，当即寄了安葬费用，心情长期不安，这是多么纯朴的阶级情感啊！一九三四年．哲甫同志在北平时，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通过原七师反动学生王汝章，邀请过去在七师教过书的旧同事，借“宴会”之名，实际是要追查七师的历史问题。晁哲甫同志义正词严的向他们说：七师领导人都比较倾向“五 四”精神，学生参加北伐，我们同情支持他们，这是对的，总理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么！”一席话，说得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哑口无言，虽然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一二 九”学生爱国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动当局，一方面用武力加以镇压，另一
方面在学校又提倡尊孔读经，妄图以此麻痹青年的思想。清丰县乡师也一律开设经学课，国民党县长李某亲自主持祭孔大典，并讲了第一堂经课。这时哲甫同志在清丰县简师担任国文教员，县里请他讲第二堂经文课。哲甫同志去了，一上台就大批孔孟之道，指出，提倡尊孔读经是开倒车，企图不要人民起来抗日救国。从此，经课就再无人讲，敌人的阴谋告吹了。
一九三六年春王振华同志接任七师校长后，邀请哲甫同志重任教务主任．使这个革命阵地，又重新从反动分子手里夺了回来。哲甫同志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革命警惕性，发现了学校教员中有托派份子的活动，双十二事变以后，由于托派份子破坏全国抗日团结的面孔进一步暴露，哲甫同志就与王振华同志共同商议，对他们的反动论点加以批判，并设法把他们辞退了。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所以党组织经过审查以后，恢复他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党籍，是完全正确的。
二、“七 七”事变以后，大力从事救亡活动，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七 七事变”以后，晁哲甫同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战争。平津失守，保定、石家庄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机关纷纷南窜，人心惶惶不安，不少有钱人家和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也相率南逃。直南人民怎么办？这时，晁哲甫同志回到清丰家乡，与人发起组织“抗日十人团”和救国会．在清、南、大一带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给大家指出了方向：逃亡不是办法，当顺民是可耻的，出路只有一条，是就地抗战。同时又大力宣传敌人兵力不足，只能是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地区仍是我们抗日活动的好场所。这在当时稳定人心，团结文化界教育界及青年知识分子走上抗战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七年冬季，受上级指示他赴山西晋城办“华北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得到朱瑞同志不少的启发与帮助。一九三八年二月，晁哲甫同志仍回清丰县工作，担任清东县委书记。同年春，根据上级指示和形势需要，大量培养干部，在六塔集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者大都是思想进步，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前后共办了五期，课程是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和群众工作。这时，晁哲甫同志变卖家产充作经费。通过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对附近几个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日寇进占县城后，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些绅士，一再要组织维持会投降敌人。哲甫同志与这股投降势力作了坚决斗争，挫败了他们。同时，又积极争取、团结开明绅士，晓之以民族大义，孤立了投降派。而后一些士绅组织防匪不抗日的民团。哲甫同志通过工作，经过斗争，派遣干部，建立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之成为抗日武装。从此，把士绅组织的民团，改造成抗日自卫团，发展到十二个中队，一千余人，是一支相当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哲甫同志主持下，县委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经过发动，建立了县、区、抗日救国会、农会、妇会、青会、儿童团纷纷组织起来，全县出现了抗日热潮。
同时，在清丰又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哲甫同志任主任。下设锄奸、武装、动员分配等九个部，并在全县实行合理负担。从此，清丰县的军、政、民等组织，都在我党领导之下了。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晁哲甫同志在担任直南特委统战部长时，对丁树本部贯彻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也取得一定成效。丁树本“七 七事变”前原来是国民党濮阳专区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此人是一个反动的两面派分子，当困难时，他依靠我们帮助以求得发展，表示愿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走上反动道路。在我讨伐叛军石友三的战役中，他顽固不化，也随之逃窜了。
丁树本部队南逃之后，由他任命的各县县政府也都溜掉了。各县群众以极高的热情选举出各县的抗日县长，随之选举出各区专员，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的各项政策，开始得到贯彻。
哲甫同志在这一新形势下，除了开展统战工作之外，又创建了抗日中学，自任校长，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四月份，冀鲁豫边区区党委及军区成立。农历五月五日，日寇集中较大兵力，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我们主力根据上级指示主动转移，叛军石友三等又乘机反扑，会道门也到处活动，使这个地区的工作陷于极为艰苦的局面。
一九四一年初，冀鲁豫行署经过全区代表会议选出了晁哲甫为主任。不久日寇又纠集日伪军数万兵力，对我根据地沙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 一二”大扫荡，采取“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指挥下，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进行反扫荡，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安全转移到鲁西濮、范、观地区。为了对敌斗争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经上级批准冀鲁豫与鲁西合并。地区名称仍为冀鲁豫边区。行署名称仍为冀鲁豫行署。哲甫同志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
一九四二、四三年，正是华北日寇企图巩固他的占领区，极力推行“强化治安”，加紧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分割，反复扫荡，对我边沿地区则推行蚕食政策，使我们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之几年来战争造成的灾荒，全区旱情严重，饥民遍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抗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在对敌斗争上采取“敌进我进”，“打出去，扩大根据地” 外，在我根据地中心地区则发动民主民生斗争，深入发动群众，巩固中心区，抓紧救灾，安置灾民，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植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哲甫同志分管生产救灾，这是面广事繁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他毫不特殊，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亲自下去认真的做调查研究，据以指导救灾工作。他这些不搞特殊、艰苦认真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四三年底，哲甫同志调离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期满后，留校作五部副主任。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八年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及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亲自领导和组织制定华北解放区的教育计划方案，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教育方针，在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工农兵教育上，都以服务于战争为目的，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了各种人才。
三、离尚的品德，优良的思想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四九年的全国解放，标志着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结束，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哲甫同志这时先后任平原省和山东省政府正副省长的职务，但却仍然保持着我党的优良传统，毫不沾染官僚主义习气。
哲甫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任平原省省长，党组书记，参加省委，任统战部长。平原省是由战争时期的大行的部分地区和冀鲁豫解放区合并而成，干部也是两地区抽调组成的。由于哲甫同志是老党员，党性很强，德高望重，民主作风好，博得大家的尊重。哲甫同志一向善于了解别人，尊重别人的意见和职权，特别注意对太行和其他地区调来的同志的团结，所以时间不久，省政府的干部就团结得很好，亲如一家，从未发生过什么“山头”“小圈圈”等问题。省委、军区，也都是新组成的班子。哲甫同志在部门和党委的关系上摆得正，执行省委的决议坚决，大家团结得也很好。哲甫同志对中央各部委很尊重，同志们都称赞他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处理与邻省的关系，特别是在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涝水排放等问题发生矛盾时，哲甫同志很照顾大局，一般都能经过协商合理解决，在个别问题上，只要无碍大局，纵令对本省有些不利，只要中央正式表了态，仍坚决执行。所以平原省没有无尽无休常年不得解决的水利纠纷，和兄弟省都能友好相处。
哲甫同志领导有方。会议上从不夸夸其谈，发言不多，但在关键问题上，意见是很中肯很明确。讨论问题时，既能很好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对会议召开很认真，每次会议都制成文件，执行决议有根有据，责任分明，便于了解贯彻决议执行情况。
哲甫同志对统战工作很重视，省内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都能团结得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处理得恰如其份，如与贾心斋副省长共事十余年，贾老于共产党没有怨言。正如当时在平原省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所说：“就一个统战部长来说，对各方面人物都团结得不错。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哲甫同志对知识分子很了解，因此在团结安排知识分子工作上很有成绩，这是当时平原省干部所公认的。
哲甫同志是政府工作的第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对某些关系大局，关系长远利益的问题，都是亲自过问并且抓得很紧。
他对教育工作很重视，在平原省成立很短的时间里，建立了师范学院、农学院，还打算成立工学院。
平原省地处黄河下游两岸，受黄河水威胁很大，多年战争给这个地区群众遗留伤痕很多，防灾救灾是件大事，哲甫同志对此特别关心。为治理黄河、修溢洪堰、人民胜利渠等他都亲自过问。平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是作得很好的，发展也较快，这和哲甫同志的亲自过问分不开。
哲甫同志作风朴实、工作实际、不浮夸，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与同志相处作风正派，真诚相见，全部时间不论做的想的都集中在工作上，为大家作出表率。对那个地区干部中，社会上好的风气的形成，哲甫同志的作用很大。
一九五二年，因国家区划调整，恢复原省建制，平原省撤销。一九五三年哲甫同志调山东工作，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东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为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六年被选为八大代表，直到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
在山东工作十几年，和在平原省时期一样给山东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但从不居功自傲，总是保持谦逊质朴的品德，是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高级干部，但却平易近人，总是生活在群众之中。他对人无比亲切，让人感到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这些来自干部群众的评论，恰当地描绘出哲甫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高贵品德。
哲甫同志出身农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深知农业在我国的重要位置，关心发展山东的农业，他反对不分情况瞎指挥。为了搞好农业和水利曾作多次调查，并写出自己意见供有关部门研究。为了农民的健康，对于改造农村的厕所和饮水条件抓得很紧，总结出好的经验。
哲甫同志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都和党的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山东期间他分管过教育工作并兼山东大学校长两年多，他衷心拥护当时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学校结合自己的情况开展勤工俭学，学校办工厂的新事物出现之后，他给以积极支持。
哲甫同志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动机和效果一致的唯物主义者，对于各种各样“左”的行动都很难接受也特别敏感，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发动起所谓“大跃进”，来势凶猛，波及了一切领域。当时正在主持山东大学工作的哲甫同志，被搞的不知所措。他看到学校里不顾一切的大搞炼钢铁运动，又看了省委发来的各条战线的材料，引起无限的思虑，曾提出问题：“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行吗？”也劝告过能相互交心的同志“不要去推波助澜”。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大家都处于不理解的状态。当时哲甫同志心脏病不断发作，正在休息，但是也向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势来解决党内矛盾？”“为什么要对历史形成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采取毁灭的行动？”
哲甫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计个人名利，他自己不计较，也以身作则的影响和教育干部不要把个人名利看得太重。
他自己生活朴素，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省吃俭用，称得起勤俭持家的典范。十几年有了一点积蓄，一次交了八千元党费。他认为国家月月发钱，收入有保障，剩下的个人留着有什么用？哲甫同志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实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作者简介：
安明( 1906-1986 )；又名刘大风、刘介风，河南省南乐县人。1926年10月加入共产党。革命年代长期在直南地区从事我党的工作，曾任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逝世前为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顾问。
裴志耕：见本刊第三辑《裴志耕将军》一文。
成润：原名成滋，河北大名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冀鲁豫一带从事行政工作，任县长、专员等职。建国后在中央水利部工作，任工程局局长等职。
白映秋：1914年生，大名县城关镇南街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刘镜西：又名刘新科，河南清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冀鲁豫一带任过县长、县委书记、专署专员等职。建国后任华北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政法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等职。离休后为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副部长级。
陈桐源：1913年旧历11月27日生，河南省清丰县人。1931年考入河业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办事处主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南下南进，任副专员、专员等职。1952年起曾任云南易门铜矿矿长兼党委书记，云锡公司副经理、省财政厅副厅长，云南石油勘探指挥长等职。1984年初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