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为何会成为一道难题 [英]弗兰克•富里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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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 i，1947—）不仅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家之一，更是当代英美学术界最负盛名的社会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广泛，而其中成果最丰硕的则是他对阅读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他本人是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 f Kent）的社会学荣休教授，但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限于狭义的社会学领域，而是常常借鉴历史学、教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乃至医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来系统考察和全面评述阅读、写作、读者、书籍和读写能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起源、发展演变、文化意义、复杂影响及由阅读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争论。

弗兰克·富里迪于2015年出版的力作《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堪称西方阅读理论研究方面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全面梳理苏格拉底时代至当今时代的数百位西方重要思想家有关阅读和读写能力的经典论述，从中提炼出一系列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并在具体分析它们各自的文化根源、理论特征及其内在张力和分歧焦点的同时，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阅读与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阅读对不同文化处境中的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和技术变革对阅读之地位和读写能力之意义的影响等。

下文为本书导论，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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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与尊重

为何在21世纪，阅读会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当“读写能力”这个词出现在新闻中时，紧随其后的会是某些关于其不确定地位的令人不安的描述。阅读活动已经被卷入了存在着显著分歧的众多争论之中，而公众在讨论它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带有危机感的言辞。阅读教育开始变得高度政治化，而且在英美社会，它更是常常成为那些被称为“阅读之战”的激烈争论的焦点。

同时，对于阅读困难的诊断出现了普遍的医疗化倾向。越来越多的人被宣称患有一种或多种同阅读有关的病症，比如阅读障碍。经常有人声称，数字媒体的到来缩减了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并由此发出了关于“书籍的终结”和“读者之死”的悲观预言。

这种以读者文化的讣告为特征的悲观言论同阅读活动曾经在知识界赢得的尊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伟大的思想家们曾经把阅读当作一种可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方式来加以称颂；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阅读曾经是品德高尚的象征，是寻求真理的媒介。自文艺复兴以来，阅读便一直刺激着个人主义的觉醒。启蒙运动把读者当作理性和进步的主导者来加以推崇。民主派和革命者认为，阅读为营造活跃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德性资源和智性资源，并将其视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

在18世纪，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已经树立起了“热爱阅读”的理想，而且阅读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一种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活动。在19世纪，阅读曾经被视为一种自我完善的方式，从而促使许多人开始学习如何依靠本人或家人的帮助来进行阅读。即使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读写能力除了被视为一种用来获得启迪或娱乐消遣的手段，还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消除贫困和摆脱经济困境的工具。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时代并非第一个对阅读的作用及其社会影响感到担忧和焦虑的时代。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指出的，阅读从来就是一个饱受争议并令人们忧心忡忡的话题。然而，在现代社会对于阅读的日益增长的担忧之中，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这条主线呈现出一种更为令人不安的趋势——现代社会在其文化价值观的确立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许多探讨阅读之价值和未来的重要理论都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甚至连一些教育学家和读写问题研究专家也开始怀疑读写能力曾经享有的权威文化地位。

视觉素养、听觉素养、计算机素养、情感认知素养、处理两性关系的素养、生态素养、媒介素养、多文化素养、金融素养等新式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悄然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读写能力的独特性与文化权威性的质疑。图书阅读能力只不过是人之为人的众多素养或者说读写能力中的一种，因而开始变得平淡无奇。

本书意在追溯历史上人们对阅读的各种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具体影响，以便能理解当代社会对阅读活动的独特认知。本书质疑了那些贬低和轻视阅读者的当代思潮，并且试图指出：尽管存在技术革新，尽管新媒介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但是人文主义的理念——具有辨别力的读者能够做出自主判断——依然应该是当今时代的文化理念。

当代社会担心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可能对读写能力和读者造成有害影响，而这种担心常常是错位的。通过阅读而形塑出的个体性为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并且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

苏格拉底悖论

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向潜在的读者发出过第一次健康警示。他之所以对读写能力的普及感到担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是一种可能使人丧失记忆的能力。苏格拉底使用了希腊文中的“药物”一词来比喻写作，以表明对书面文本的阅读具有一种悖论性——它既可能成为一剂良方，也可能变成一味毒药。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一悖论将表现为两种阅读之间的张力：一种阅读是进行有效的启发和交流的工具，另一种则是对道德秩序提出诘难的途径。苏格拉底警告说，书面的思想拥有一种形成其自身生命的可能性。口头对话，比如在苏格拉底同他自己的追随者之间进行的对话，则是由那些彼此拥有相似处境和共同气质的个人在一种从容的和安全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然而，一个身处远方的读者将对自己读到的书面思想做出何种反应并采取何种行为，则是作者无法认真观察的。苏格拉底提出，写作的对象是随机性的，因为它是“四处漫游的”：它无法辨别哪些读者能够理解它传达的信息并从中获益，又有哪些读者会受到它的误导并产生困惑。苏格拉底告诫说，一部作品被“能够理解它的人看到的可能性并不低于它被不了解它的人看到的可能性”。苏格拉底从那个时代的家长式世界观出发，认为知识一旦落入那些不配拥有知识之人的手中，就可能变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喜欢书，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少数值得信赖的雅典公民才有资格去从事一种像追求真理这样艰难的事业。他坚持认为，知识“不是某种可以像其他科学一样被写成文字的东西”，只有“在经过那些共同探究它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长期对话之后”，真正的知识才能找到通往灵魂的道路。柏拉图所担心的主要对象似乎不是书面文本，而是书面文本在大众当中的传播。

在强调自我意识和包容性民主的当代公众文化中，苏格拉底这种企图限制人们在自身所创造的背景中自由选择阅读内容的思想倾向，将会被视为一种可恶的想法。然而，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公众依然经常被描述为处在小报新闻的操纵之下或受广告商的“阈下广告技术”的影响而无力自拔的受害者。这样的担心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普遍了。

道德迷茫之源

古希腊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他们认为，一旦书面文字得到了“四处漫游”许可，那么世界就将永远不能再保持其原来的样子。

阅读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对于他们所处的困境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观点，并且使读者养成一种用新方法来观察他们所在世界的习惯。阅读催生了一种以改变为导向的意识，并且确立了一种追求新奇的情感。在阅读活动中，总是蕴藏着一种可以颠覆那些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的能力。阅读还有望赋予人类的经验以意义。然而，由于书本是对批评开放的，所以读者通过阅读而获得的意义常常只是暂时性的。阅读的历史表明，它向人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答案。

对于意义的寻求具有其不确定性，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经宣称：“还有太多的其他信息。”这一抱怨不仅早于互联网的发明，而且早于印刷业的诞生。逝世于公元2世纪的罗马诗人朱维纳尔就曾经对过量的信息表示过担忧，而14世纪的人文主义作家彼特拉克也曾经抱怨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着过多的抄写员。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人文主义哲学家伊拉斯谟曾经抗议“新书的泛滥”。在1600年的时候，英国作家巴纳比·里奇曾经哀叹：“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之一，便是让世界不堪重负的大量的书。它们每天涌现到世界上，多到我们无法消受的地步。”

在17世纪，这种认为印刷出版的书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的观点已经变得相当流行。一位英国批评家在谈到出版物供过于求的问题时指出，它们“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干扰并浪费学者们本来就很微弱的判断力”。在此意义上，这种认为出版物已经供过于求的观点，往往意味着一种对于人类能否认识周边世界的不确定感。

过多的书被认为意味着过多的选择，而过多的选择又会对书本身是否拥有值得信任的真正权威性质疑。正因如此，从古至今的道德家们在提出有关阅读的建议时，总是会告诫人们要避免泛读。古罗马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涅卡曾规劝读者：“阅读太多的书会分散精力”，会令读者“迷失方向和变得愚钝”。而且他还指出：“如果你想得到那些能够牢固地确立于你的思想之中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把阅读对象局限于有限的几位大思想家，并去精读他们的作品。”

阅读的困扰

苏格拉底率先提出的读写能力的悖论依然有待化解。尽管现代人常常把读写能力看作一项技能，但阅读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用以破译文本的呆板行为。它是一条获取知识的途径、一个自我提升的工具、一种娱乐的资源和一个获得意义的媒介。它是一条用来吸收、表达并澄清那些价值问题的重要渠道。

书面文字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确立着道德规范，同时又在威胁着道德规范。尽管有许多启蒙思想家宣扬道德自律，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公众没有能力辨别真理和谬误。他们担心，人们一旦读到了粗制滥造的通俗小说，便会远离那些具有更高文化水准的精美文字。他们并不反对阅读，而只是反对阅读那些妨碍人们专注于启蒙运动之理想的读物。

他们把阅读同一种让人上瘾的疾病联系了起来，而这种描述向我们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第一，他们不大相信精英文化有能力影响并主导大众的阅读品位。第二，他们蔑视大众的阅读趣味，并且相信大众注定会受到那些最低劣和最能败坏人心的文学作品的吸引和影响。第三，由于他们把某些民众看成无法抗拒书之微妙影响的弱势群体，从而高估了书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力和主导力。按照这种看法，启蒙思想家撰写的那些宝贵著作根本无法抗衡这样一种无所不能的诱人力量。

今天，当文学倡导者们正因为阅读习惯的消亡而发出哀叹之时，不久前的这种对于不加选择的阅读行为的风险的担忧似乎显得有点古怪。在21世纪之初，阅读问题的焦点转向了无力阅读的问题。整整一代的年轻人被诊断为无法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书面文本之上。为数众多的专家和教育学家们宣称，要想指望这些被称为“数字原生代”的年轻人费心读完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而这些年轻人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的缩减则常常被归咎于数字技术或消费文化所导致的分心。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书将会使读者迷失心智的预言似乎已经体现在今天由互联网引发的“分心综合征”中。

尽管社会在担心课堂上出现的读写能力危机，而且文化产业的经营者也对严肃阅读的减少提出了警告，21世纪的阅读所面临的核心困扰却主要是互联网。旧的阅读困扰曾经被推断为阅读书的人士所要面对的痛苦，如今这种困扰却被重新发现并放大为数字文化的消费所引起的危机。塞涅卡关于限制人们的阅读习惯的呼吁被改造成了新的语言，以便用来警告“当我们的大脑因为各种各样的在线刺激而变得超负荷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能力可能因此遭到严重的损害”。人们对读写能力、文学读物、短信和社交媒体对文化的威胁、网络淫秽作品等事物的恐慌，不过是数字时代的阅读问题的某些征兆。

从表面上看，关于数字时代的阅读问题的当代争论似乎只是昔日相关争论的讽刺性再现。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所要指出的那样，历史并非只是在重复过去，我们在阅读上的困扰充分地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

2021年02月20日 11：读书周刊/书事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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