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铭：《维西夷人图》考释

作者简介：苍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摘     要：《维西夷人图》是绘制滇西北边地清军“维西协”防区内“夷人”的专门图册。该图册图文并茂，对研究清代滇西北的民族与边防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首先考释了图册的收藏情况，通过对图册装帧设计、图说内容、图像绘制特点的分析，认为《维西夷人图》是《维西协营制》的一部分，成书时间约为嘉庆八年（1803）；其次，将《维西夷人图》与其他几部清代“夷人图”进行了比较，认为不同绘图者的“民族”认知和绘图的目的不同；再次，通过比较认为，《维西夷人图》图像的绘制与图说具有明显的边地驻军视角特点，即图像注重“夷人”外貌服饰绘制的写实性，目的是有效辨识防区内的各族“夷人”，图说则十分注重“夷人”是否纳粮、守法与臣服的描述，反映出驻军是以一种管控的思维记录边地“夷人”民情。

关 键 词：维西协；营制总册；“夷人图”

一 《维西夷人图》的收藏

与成书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图书，古籍登记编号为152693，1960年的图书登记显示为“旧存”。该书由《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两部图册合订而成，图册绘制精美，一直作为古代边疆民族画册珍藏于馆内。

《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书名为民国收藏者杨昭㑺题写，封面上有“庚申腊八得于京师阿潜题记”的题款，盖有“杨昭㑺”白文印。该书最后一页有56字的收藏后记，落款为“庚申腊月十一日镫下乐潜翁记于京师”，并盖有两方印章，其一为“杨昭㑺”白文印，与封面“杨昭㑺”同为一印；其二为“潜盫”朱文印。该书收藏日为“庚申年腊八”，即1920年农历十二月八日。庚申腊月十一日收藏者阅读完，并进行了批注，将所购之《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及撰写的后记装订在一起，题名“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杨昭㑺，号潜庵、潜厂，湖南湘潭人，清末民初著名书法篆刻家、书画鉴定名家、收藏家，齐白石密友，自1913年起定居北京。因此，从《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收藏人的身份看，该图册的收藏价值不低。《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一书包括《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两图册，为方便表述，本文讨论只涉及“夷人”图像时称《维西夷人图》，只涉及舆地图时称《维西舆地图》，两者均涉及时称《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

《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无作者署名，无成书时间，但图册所记寺庙的建立时间可以作为成书时间的参考。图册的喇嘛图说中记录有大宝寺、白鸡寺、归化寺、东竹林寺、德钦寺、羊八景寺、兰经寺、寿国寺、来远寺、荣宣寺、元格寺等11座寺庙。光绪《新修中甸厅志书》记述大宝寺、白鸡寺建于明代，归化寺建于康熙年间；谢圣纶《滇黔志略》记述兰经寺、寿国寺建于雍正年间；光绪《云南通志》引《维西厅采访》记述德钦寺、羊八景寺、来远寺、元格寺建于乾隆年间；东竹林寺、荣宣寺均在奔子栏，前者始建于康熙年间，后者为余庆远《维西见闻纪》（乾隆三十三年成书）中所记维西五大寺之一，建于乾隆时期。图册中《维西舆地图》内标识有万寿宫，民国《维西县志》收录的万寿宫碑记云其建于乾隆年间。《维西夷人图》中记述的11座寺庙及万寿宫均为清嘉庆以前建立，之后建的寺庙没有记载，说明《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较大可能是成书于嘉庆朝初期。此外，该图册中特别提到嘉庆七年（1802）恒乍绷起义被镇压后，维西协奉文撤去康普等九处汛塘，新增拉撇古、鲁甸、阿海洛古三汛，对维西协所辖汛塘设置进行了调整，并说将调整后的营制开列于后。由此可推断图册成书于嘉庆年七年后不久，较大可能是嘉庆八年。

二 《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

的来源

《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从何而来？需要从清军编撰的“营制总册”说起。

“营制总册”是清军各级绿营军编撰的内部档册，内容包括：官弁设置名称及数量、兵种、兵丁数量、营下分设的汛塘、武器装备名称及数量、军官俸禄、兵丁月粮；各绿营防区内的土司、民风土俗、“夷人”等内容，并绘制有清军布防的舆图、防区内“夷人”的图像。“营制总册”的功能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下级向上级报告人员编制动态，官兵俸禄军饷的支出的清册。云南各地清军绿营兵丁数量历年均有增减，因此需要不定期统计，逐级上报，以便核定人员经费。第二，是各营、协、镇的兵力部署情况汇报。云南清军绿营兵主要布防于边疆地区，各营之下设汛、塘、卡，平时分防战略要地、交通要道，维护治安，战时服从征调出征，各地汛塘设置、人员配备时有变动，因此也需要报备上级。第三，是报告绿营防区内的民情。云南绿营兵负责边疆内部控制与对外防御，因此关于防区内的土司、“夷人”的情况是各驻军编撰营制总册时所需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营制总册”也称“档册”“案册”，属于清军内部的报告，有营、协、镇之总册，也有一省之总册，通常在营制调整时重新编纂，属于军事机密类的非公开文献，不能批量印制和流通，市面上很难见到。道光年间官方编纂《云南通志》时，关于绿营兵志，特别是营以下的汛、塘、卡设置，多是引用各地营制总册的记录。晚清绿营废弛，各绿营之营制总册不断流入民间，许多被海外来的官员、商人、传教士收购而流往国外。一些书商往往也将各绿营“营制总册”中的图像部分节录出来，作为艺术品售卖。

雍正五年，为有效地控制紧邻西藏的四川、云南毗邻地区，清廷重新划分了川、滇两省边界，将原隶属四川的奔子栏、为西（维西）、阿墩子、其宗、喇普等地划归云南设维西厅（辖区含今维西、德钦、贡山及丽江一部分）。同年，以“维西一区，乃通藏之路，实属要紧”，在澜沧江边设维西营，以控扼维西、中甸等滇西极边之战略要地。维西营由驻扎在鹤庆府城的鹤丽镇总兵节制。乾隆十二年，清廷以维西为紧靠中甸“控扼炉藏，制驭蒙番”之极边要地，将维西营升格为维西协，设左、右两营，左营驻扎维西厅，右营驻扎中甸。民国《维西县志》是维西自清雍正设治以来第一部完整县志，其中有关于维西营、维西协绿营设置的记述，编撰者特别注明资料来源于《维西协营制》，说明清代绿营军维西协编撰有“维西协营制总册”。但从内容上看，该方志引证的“营制总册”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不是一个版本。通过装帧设计、图说内容、舆图绘制风格的考察，及与相关文献比对，可以推断中央民族大学馆藏《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是从嘉庆初年编绘的《维西协营制》中节录出来的图册。图像所绘区域是军事上的维西协驻防区域，即维西、中甸厅辖区。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从装帧设计看，《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属《维西协营制》一部分。《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正文共26页，全部是将原书墨线边框内的文字与图像剪裁出来重新裱糊在长28厘米、宽19厘米的宣纸上，无版心和行栏，是典型的“金镶玉装帧”。所谓“金镶玉装帧”，是将旧书裁剪裱糊于新的衬纸上，旧书纸多呈黄色，衬纸多为白色宣纸，故称。这种装帧方式自清代以来广泛用于古籍修复。《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封面题名“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为收藏人杨昭㑺题写，非原书封面。该书最后一页最末一段标题为“维西协原额经制官弁”，即维西协额定官弁数，但标题下只列出副将、千总、都司、把总员数，其下所载兵丁人数的页码缺失。晚清民国时期，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边疆题材的书画十分好奇，图像类书籍比之文字类书籍形象易懂，因此，许多古董商往往将清军各营制总册中的“夷人图”、舆地图单独节选出，或重新装裱成册售卖给外国人或中国书画藏家。英国维尔康图书馆藏《云南营制苗蛮图》就是最为典型的从云南各种营制总册中节录出的“夷人图”。书商们剪辑汇编成画册后，被外国人买走。从已经披露的图片看，该图册至少节录了《云南广罗协营制总册》《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云南开化镇营制总册》《云南标下元江营》等4种营制总册中的“夷人”图像，而《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则只是从《维西协营制》一本营制总册中节录出来的图册。

第二，从图说内容看，《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属《维西协营制》一部分。《维西夷人图》图说正文第一页第一行标题为“云南维西协控制土司所管夷人种类图像开后计开”，该标题后分列麽些、古宗、喇马、龙巴、栗粟、红黄喇嘛、怒子、俅子等八种“夷人”的图说（文字介绍），图说之后为各族图像。《维西舆地图》正文第一行标题为：“云南维西协原设城池汛塘并新添各汛塘卡安住地方接界址及额设新旧兵丁官弁员名数目开列于后计开”，之后是汛塘设置数量、名称，以及官员设置及兵丁数目。上述文字内容透露的信息是：《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图册是清军“维西协”防区内所管“夷人”和汛塘设置的档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云南标下元江营》《云南昭通镇四营制》是目前已知保存较好的营制图册，成书时间为道光年间，略晚于《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比对这两本较为完整的清军“营制总册”编写体例，可以发现：“夷人”种类、“夷人图”、汛塘舆地图是云南清军各绿营总册内必备的内容。《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虽然有缺页，但从现存内容及对比《云南标下元江营》《云南昭通镇四营制》看，无疑属《维西协营制》总册的一部分。

第三，从舆图绘制风格看，《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属《维西协营制》一部分。《维西舆地图》共有5幅清军维西协汛塘分布的“舆图”，维西协副将驻扎维西城，防区为维西、中甸两厅。舆图中有维西协分防的维西厅、中甸厅汛塘分布图，说明舆图是以军队辖地来编绘的，不是按维西通判、中甸同知的行政辖区来绘制。《维西舆地图》图说称嘉庆七年镇压恒乍绷起义后增设三汛，并将“维西协城池汛塘次第开明呈请宪阅施行”，也就是说，这份新的“营制总册”是在嘉庆七年维西营制调整之后编撰出来的，具体时间如前所考，较大可能是嘉庆八年，是为报送云贵总督审阅的新的维西营制总册。清代总督尊称“督宪”，此处“宪阅”指报请云贵总督批阅，由此可佐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属于《维西协营制》总册的一部分。

《维西舆地图》的绘图风格也可以证明《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为清军绿营营制舆图。《维西舆地图》采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形象画法，无比例尺、无经纬度，从整体构图看，图中绘制的地理要素有山脉、河流、道路、汛塘；从舆图所用颜色和图标看，山脉用青绿色，河流用浅黄色，道路用红实线。维西城是维西协副将与维西左营千总驻地，中甸汛为右营守备驻地，用外绿内黄两圆圈和文字标识。其他汛的驻地用浅黄色长方形方框和文字标识，塘则用墨线勾画房屋及红色旗杆、旗帜标识，《维西舆地图》与成书时间较近的《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比较，后者舆图中绘制的地理标识有山脉、河流、湖泊、府州县衙署驻地、矿厂、要隘，与前者有较大差异，绘图风格完全不同。而将《维西舆地图》与《云南标下元江营》《云南昭通镇四营制》两种营制图册的舆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绘制风格基本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绿营塘的驻地图标风格一致，三种营制图册中塘的图标均为灰色房屋，红色旗杆和旗子（见图1），云南其他类型的舆图中不见用此图标。

图1 云南绿营舆图所绘塘的图标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维西舆地图》是典型的云南清军绿营营制总册中的“舆地图”，是从《维西协营制》总册中节录出的舆图，由此可推知《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是《维西协营制》总册的一部分。

第四，从与《滇省营制民情》的比较看，《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属《维西协营制》一部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滇省营制民情》一书，为抄本，分上下两卷，无页码，是一部云南全省性的清军绿营营制总册。该书下卷有“维西协营制”一节，内容包括：额设官弁、马步战守兵数量；汛塘设置名称、驻守官兵数量；俸禄月粮马钱、土司及“夷人”种类等。该“维西协营制”的特点是内容相对齐全，但无“夷人图”和舆地图。与此相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主要是“夷人图”与舆地图。北大图书馆的编目信息显示该书是清末民初汇编的云南营制总册。《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也是民国时辑录编撰的图册，这也反映了民国初期书商或藏家们有节录清代档册重新汇编旧书的喜好。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许多古籍的图像与文字分离，成为单独的画册在市场上流通，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夷人图说》（108种），也只有文字，而无图像，或许亦是此因。杨昭㑺在《维西夷人图·维西舆地图》的后记中说：“此种画册可以观察边徼詧夷俗及其山川形势，偶一披览，如入其境，接朽道人陈衡愙，亦有藏本，多于余册，但无舆图。”言其在陈衡愙家也看到过类似的“夷人图”画册，但陈衡愙收藏的“夷人”图册无舆地图，没有他的藏本好。陈衡愙是清末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曾留学日本，为书画名家吴昌硕的弟子，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哥哥，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陈衡愙也喜好收藏“夷人图”，说明“夷人图”作为一种边疆历史文物和艺术品在当时很有市场，这也导致许多营制总册中的“夷人图”“舆地图”被节录出来成为单独的图册。

三 《维西夷人图》所绘“夷人”

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亦名《维西见闻录》）是较早较为全面记述维西“夷人”的文献，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记述了维西厅所属地区“夷人”的详细情况。直至道光年间，官方编纂《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时，涉及维西“种人”部分基本全部照录了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但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有两点缺憾：首先是缺维西协所辖中甸汛的见闻；其次是没有“夷人”图像和舆图。而《维西夷人图》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辖区内8种“夷人”的外貌与服饰（见图2），图说部分则详细介绍了各族的分布、生产生活习俗，并特别记述了边地“夷人”的国家归属，较好地补充了《维西见闻纪》的不足。

图2 维西协8种“夷人”图

《维西夷人图》所绘8种“夷人”为：麽些、古宗、喇马、龙巴、栗粟、怒子、俅子、红黄喇嘛。麽些即今纳西族；古宗即今云南藏族；喇马亦名“勒墨”，为白族分支；“龙巴”亦名“绒巴”，中甸藏语对干热河谷区藏族人的称呼；栗粟，即今傈僳族；怒子即今怒族；俅子即今独龙族；维西红黄喇嘛是指藏传佛教噶玛噶举和格鲁派僧人，并非一种单独的“夷人”，《云南民族图考》《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三种清代图册，以及道光《云南通志·种人》均将喇嘛列入“夷人”“种人”之中，一定程度反映了图册编绘者的族群认知与现代人不同。

《维西夷人图》中的古宗、麽些、怒子、俅子、栗粟5种“夷人”，《皇清职贡图》《滇省夷人图说》中也绘制有，但人物构图、设色、人物形象有所不同，兹将其比较如下：

《维西夷人图》与《皇清职贡图》比较。《皇清职贡图》于乾隆二十六年绘制成册，其中云南“种人”36种，是清代“职贡体”的殿堂级绘画，较《维西夷人图》早约50年。《皇清职贡图》是在地方画师绘制的小样基础上，由宫廷职业画师依样重新起白描稿、正稿、再上色，对每一种图像均进行了艺术的再创作和再加工，绘画技法属于工笔重彩画。《维西夷人图》为维西协驻军官弁绘制的“夷人”图像，完成于清嘉庆年间，绘画技法属于“兼工带写”，即工笔与写意结合，绘制笔法人物面部工整细致，服饰有写意的成分。从图像看，绘制的流程是先起素描速写稿，定稿之后再上色。《维西夷人图》与《皇清职贡图》的相似之处是：图像均为无背景图，均为一男一女人物特写画像。不同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维西夷人图》一男一女在同一页面上，两人合为一图，而《皇清职贡图》男女各为一图。第二，《维西夷人图》在人物面部刻画上生动风趣，5幅图像中的每对男女人物均有眼神的互动和交流，而《皇清职贡图》中的男女独立成图，两人无交流。第三，在服饰方面，《维西夷人图》采用粗线条写意画风，服饰材质简朴而原生态，例如，麽些、栗粟、怒、俅等人的衣服均是粗麻布衣服，怒人、俅人衣服还可看出是条纹麻布，麽些、古宗的披肩均为粗制皮毛。而《皇清职贡图》服饰材质考究，样式端庄沉稳。第四，色彩表达方面，《维西夷人图》色彩鲜艳，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如麽些、古宗两图人物形象绘制与《皇清职贡图》的绘制最接近，虽然画工没有《皇清职贡图》的精细，但色彩表达比《皇清职贡图》更为生动活泼，更能体现维西麽些、古宗文化的特点。

《维西夷人图》与《滇省夷人图说》比较。《滇省夷人图说》为云贵总督伯麟组织云南地方画师所绘制，与《维西夷人图》为同时代绘画。从画面上看，《滇省夷人图说》是由人物和山水组合而成的人物山水画，绘画技法上也属于“兼工带写”，人物的绘制主要是用工笔，但笔法不精细，类似速写画；背景山水用写意画法。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收录了《滇省夷人图说》的人物墨线白描图，无山水背景，这也证实了《滇省夷人图说》画面中的人物部分是工笔画白描图，背景山水是写意画的判断。《维西夷人图》与《滇省夷人图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物刻画上，《滇省夷人图说》是多个人组成的画面，人物在整个图像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人物的面部刻画不甚清晰，但整体画面叙事性非常强，例如，麽些一图表现的是男子们打架、妇女劝和的场面。《维西夷人图》是无背景的两人特写图像，人物面部刻画清晰。服饰上《滇省夷人图说》男子上衣下裤，女子上衣下裙，各族之间的服装款式差异不大，服装颜色用色浅淡，与背景的“小青绿山水”或“浅绛山水”颜色协调一致。《维西夷人图》服饰色彩鲜艳，各具特色。从整体画面看，《滇省夷人图说》的绘画者有较好的构图、设色等绘画技术，但人物个体形象特征不鲜明，甚至雷同。由此可推断，《滇省夷人图说》的绘画者没有见过所绘图像中的维西“夷人”，是凭借文字介绍对这几种“夷人”的想象绘出图像。

总体而言，《皇清职贡图》是对清朝“大一统”盛世歌功颂德的绘画作品，需要体现大清治下的百姓幸福安康，所绘维西“夷人”经过画师的精心雕琢雅化，艺术水准较高，写实性不足；《滇省夷人图说》所绘维西“夷人”是因文写意的图像，写实性也不足；《维西夷人图》所绘“夷人”相对真实，对于驻防清军辨识防区内各族相貌服饰有实用价值。

四 《维西夷人图》图说

所描写的“夷人”

《维西夷人图》的图册结构是图说在前，图像在后。第1—4页为图说，逐一概述了维西8种“夷人”的情况。图说对维西8种“夷人”的概述方式亦有明显的驻军视角特点。兹列表如下：

表1 《维西夷人图》图说

从表1可知，维西协8种“夷人”是按居住地区、民俗宗教、男女服饰、生计方式、是否当差纳粮、是否服从管理等6要素进行概述，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从图说中可以看出，维西协绿营驻军对“夷人”描述的突出特点是：每一种“夷人”均注明其是否守法、纳粮与臣服等内容。这是驻军关注的重点。栗粟的描述与其他7种“夷人”有所差别：“因嘉庆七年不法滋事，蒙督部堂琅统领大兵制服，奏明安设土弁头人分设管束，上纳钱粮臣服。”“嘉庆七年不法滋事”是指1801—1803年维西栗粟人恒乍绷因不堪土司压迫发动的大起义，“督部堂琅”是指云贵总督觉罗琅玕。可见对栗粟的描述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平息栗粟起义，恢复统治秩序。对喇嘛的描述则是“有大喇嘛分管，常住口粮自有地方供给，臣服”，即清廷对滇西北喇嘛的管控方略是核定每一寺院喇嘛的人数，由地方供给口粮，服从维西协清军和中甸、维西厅的管束。图说对怒人的描述强调怒人是按规定履行朝贡义务，也是服从管控的一种表述。

报告防区内“夷人种类”是清军各绿营营制总册中的规定性“民情”内容。云南清军绿营兵主要驻防在边疆地区，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对“夷人”的管控。因此，“夷人”是否守法、纳粮、臣服就成为清军各级绿营营制总册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营制总册类“夷人图”图说的特点。除《维西夷人图》中的“夷人”图说外，从其他清军绿营营制图册的“夷人”图说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云南昭通镇四营制》《云南标下元江营》这两种营制总册，它们在描述防区内“夷人”时，也都特别写明“夷人”是否守法、纳粮、臣服等政治服从、国家认同等民情。《云南昭通镇四营制》记述昭通府城清军防区内有黑倮罗、白倮罗、假汉人三种“夷人”，图说对这三种“夷人”的总体评语是：“以上三种俱守国法，征粮纳税，应夫当差”，特别强调其是否服从管理。《云南标下元江营》记述元江营清军防区内有僰人、倮罗、水僰夷、汉僰夷、窝尼、白窝尼、苦葱、糯比、朴喇、卡惰、黑铺、侬人等12种“夷人”，该营制总册专列“元江直隶州管辖土司”及“各种夷人”条目，在记述所辖各土司时，均有其所辖地方是否“安静”，“夷人”是否“悦服”的模式化叙述，而在每位土司之后又列出其所管辖的村寨名称，并注明“有事”时是否“奉调出征，应夫运粮”；“无事”时是否“各安耕凿，纳粮输赋”，最后附“夷人”的图像。

通过比较可知，《维西夷人图》《云南昭通镇四营制》《云南标下元江营》等营制总册中的“夷人”图说对“夷人”的描述侧重是否守法、纳粮、臣服，与《皇清职贡图》的图说方式有类似之处，例如，《皇清职贡图》涉及维西协的有怒人、俅人、栗粟人、麽些人、古宗人等5种“夷人”，图说云：怒人“以虎皮麻布黄蜡等物，由维西通判充贡”；俅人“无贡赋”；麽些“岁输粮赋”；傈僳“地种荞麦、随地输赋”；古宗“知礼法，输赋惟谨”。《皇清职贡图》是乾隆皇帝为颂扬其开疆拓土功绩，边疆各族归顺臣服，外邦来朝盛况而编绘的图册，政治大一统是其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因此在每一种“夷人”的图说中都有是否输赋纳贡的叙事，但与《维西夷人图》图说的描写相比就显得十分简略。此外，一些地方大员组织编绘的“夷人图”图说往往侧重边疆各族风俗习惯与服饰的描述，以满足内陆人对边疆异文化的好奇。例如，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藏《滇省迆西迆南夷人图说》涉及滇西北“夷人”有：塔城古宗、桥头人、栗粟、古宗、麽些、俅人、怒子等，图册由乾隆时期曾任普洱知府、永昌知府、云南按察使的地方官贺长庚编绘，其图说对各“夷人”的描述侧重风俗习惯与服饰描写。贺长庚在图册的序言中坦言，云南诸夷与汉人杂居者，多知向化读书习礼，但边疆高山深谷之地，风俗习惯与内陆差异较大，“夷人”种类十分复杂，作为地方官员要了解地方风俗。又如云贵总督伯麟组织编绘的《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中涉及嘉庆时期滇西北的怒人、麽些、古宗、栗粟、俅人等“夷人”，图说也主要是记述云南“夷人”风俗习惯与服饰文化特点。

《维西夷人图》的图说是维西协军方视角下对“夷人”认知的表述，需要突出军队管控下的边疆状况，因此更为关注边疆各族“是否守法、纳粮与臣服”，侧重于从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角度描述辖区内的“夷人”。

五 余论

明清以来绘制的云南各族图像、图册通常被学界称为“滇夷图”。长期以来，“滇夷图”一直被作为珍稀艺术品、文物收藏于海内外博物馆、图书馆，民族研究者多无缘目睹其真容。近十余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收藏于海内外的“滇夷图”逐渐被披露，给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已知“滇夷图”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清廷编绘的《皇清职贡图》中的云南各族图像；二是地方官员组织绘制的云南各族图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三是外国人所绘制的云南各族图像、图集，如法国人安邺的《印中探险之旅图集》；四是清代绿营军方因边疆控制需要绘制的各族图像、图册。清军绘制的“滇夷图”主要见于清代云南绿营镇、协、营编撰的“营制总册”中，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云南标下元江营》《云南昭通镇四营制》中的“夷人图”，以及本文考释的《维西夷人图》营制总册中的“夷人图”绘制，军方特色鲜明，与文人墨客、地方官员编绘的“夷人图”有显著区别，是驻防军人直接观察绘制的图像，较为生动写实。

《维西夷人图》与其他类型的“滇夷图”相比较，图像绘制的艺术水准并不算高，但相对写实，有利于驻军了解自己防守地区的民情。“夷人”图说中特别注重描述“夷人”是否服从管理，反映了驻军对边地“夷人”的认知有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他们关注的是边疆的稳定问题。喇嘛是藏传佛教僧人，并不是一种民族群体，而《维西夷人图》将其列为“种人”，没有区分民族与宗教，说明只是考虑了这是一个异文化群体，并没有考虑这一群体的“民族”属性。

清代云南边防的主力是绿营军，各级绿营军编制的“营制总册”是边疆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方国瑜先生较早就注意到“营制总册”的重要价值，在其《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就著录了《永顺镇营制总册》《昭通镇营制总册》《云南昭通镇四营营制总册》等“营制总册”。从海内外已经披露的“滇夷图”看，大多来源于云南驻防清军的“营制总册”。但正是由于“营制总册”中有大量彩图，往往视为艺术品和文物而被收藏，不易获阅。因此，方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亦非常遗憾“未获见原书”，其他学者就更难获见。中国历史研究注重文献的考证，图像资料通常可有可无，并不被重视。西方历史学界过去也是如此，英国历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其著名的《图像证史》一书中就说：“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里的手抄本和打字文件，历史学的专业杂志很少刊登图片，即使杂志社同意刊登图片，愿意利用这一机会的作者也很少。即使有些历史学家用了图像，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将它们视为插图，不加说明地复制于书中。”近年，随着文献的电子化及国际化交流，海内外“营制总册”中的少数民族图像不断被披露，这些图像越来越受到民族研究者的关注。通常历史学者关注图像、图册的版本考证，民族学者关注图像的文化解析，美术学者关注图像的艺术审美，可谓一部民族图册，历史学者看到了历史，民族学者看到了文化，美术学者看到了艺术。可以预见，今后图像、图册将成为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以图证史，图史互证”或成为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