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 火 车
坐火车 文/纪勤
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创刊号有篇《绿皮火车》，在书店翻了翻，觉得挺好，可惜忘了作者是谁。上个月，送儿子去武汉上学，坐了一路火车，觉得火车真的变了，坐的人也变了，于是在键盘上敲出了以下文字——
火车在60年前，对于大多数的国人，还是一件奢侈品。许多老百姓，一辈子不晓得什么叫火车，更别说坐了。据说，有人拍过一部《阿毛坐火车》的电影，很搞笑。我和他们相比，幸福指数不低。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火车。我家离铁路近，隔一条江，站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火车开过，好像一条长龙，吼叫着，喷出灰白色的烟雾。最有意思的是，晚上，火车来了，窗口的灯光，如同亮闪闪的萤火虫。奶奶怕它的声音太响，吓着小孩，夜里会做恶梦，总是拉我们回家，骗我们说，外面有狗熊，亮光是狗熊的眼睛。
第一次坐火车，是小学一年级的寒假，母亲带我去看父亲，在安仁站上车。安仁每天下午有一趟客车，可以到龙游。我们买了票，在站台上，伸长脖子等火车。站台内人不多，一个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吹着铁哨，来回走动，提醒旅客注意安全，大概是火车快来了。终于，远处响起了呜——呜——的尖叫，一个黑漆漆的庞然怪物，喊叫着“压死不管、压死不 管”，呼啸而过，卷起的风，让我们倒退了好几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火车，觉得它 像一条脾气暴躁的铁龙，等它停稳了，发现铁龙的外面，包着绿色的铁皮，也就是作家笔下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虽然凶，开得也慢，坐着却挺舒服。车上人不多，木头椅子高高的，漆得很光滑，车窗边上，还有一张小茶几，放茶杯和零食。乘务员叔叔阿姨也穿蓝制服，提着个大茶壶，来来回回走动，为旅客倒水，倒完水，又拿扫把，刷刷刷扫地，搞卫生。旅客之间，甭管熟悉不熟悉，南腔北调的瞎聊，好像一上车，就成了一家人。火车上的气氛，和它的颜色一样，和谐、轻松、安宁 。
这样好的火车，坐不过瘾，因为路程太短；也不能随便坐，因为不能常去看父亲。它在童年时代，和过年一样，特别有吸引力。 那时候，有一个愿望，长大了，要坐很远很远的火车，上北京。
火车日复一日，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铁龙，来了，又去了，轰隆轰隆，驶进了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它知道我们没钱坐车，悄悄发了善心。第一个变化，是不用买票了，让人白坐，爱坐哪儿坐哪儿，爱坐多远坐多远。于是，满车都是学生娃，背着黄挎包，戴着红袖章，挤挤挨挨的像沙丁鱼，连行李架上都是人，堵死了门，进出只好爬车窗。第二个变化，是没有乘务员，他们也都革命了，蓝制服早已淹没在红海洋之中，只剩下满地的垃圾和车厢里臭烘烘的空气。第三个变化，是绿车皮上贴满了标语，大多是白色的，字有箩筐大，有的还打着红叉叉，像考卷上做错的试题。变化虽然大，但不影响坐车人的情绪，因为火车拉着我们，是去北京，看天安门上的红太阳。童年的愿望，想不到那么容易实现，心里一激动，好几天睡不着觉。我们这一辈人，不知是交了狗屎运还是华盖运，几乎都享受过这种不要钱的火车待遇。
没多久，领导发现了一个问题，火车成天拉着清一色的旅客，积极性大大下降，闹起了情绪，哼哧哼哧，像半死不活的猪，累得快要趴下了，赶紧下令停止此项惠及学生娃娃的社会福利。可是，车瘾刚刚上来，还没有坐爽，你说停就停？刹车还有个惯性，要滑行好一段距离，才能停稳呢。
最后一次坐白车，已经是1967年的夏天，大串联停止好久了。我们十几个人，在龙游混上了火车。车上空多了，蓝制服虽然有，但不太管，也没有大茶壶送水。旅客之间，偶尔也搭讪，但一般比较谨慎，因为不知道对方的派性。火车还是绿皮的，气氛却有些紧张和严肃。深夜，车子到了南星桥，匆忙下车，小站总是比较容易逃票。这一回，没想到蓝制服如此敬业，两头拉网，把我们全兜在里面，一个不漏。当然，教育教育也就放了，抓学生最倒霉，要钱没钱，吊儿郎当的，扣住还得管饭。我们在杭州玩了几天，吃腻了咸菜豆腐，想回家了，干脆到南星桥，找那些抓我们的人，让他们把我们送上车。拜拜啦！
现在想想，挺痞。
这就是那个年头的火车，像自己家开的，亲切、随和，没钱也可以坐，逃票被查到，蓝制服顶多叫你下车，找个小站再逃上来好了。火车那么大，车厢那么长，总要有人坐的，空着也是浪费，加我一个人，重不了多少，它照样拉，照样跑得飞快。买票的事情，等我有了工作，发了工资，肯定不会少你。
人是不能随便许愿的，比如，欠了火车票，说有钱了再买，果然要兑现。上世纪90年代，被孔方兄诱惑，跟着下海潮，天南海北做生意，隔三差五坐火车，为铁道部作贡献。那时的火车，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已经由社会主义驶入了某某初级阶段，由内到外都令人耳目一新。首先是外貌，脱掉了绿皮外衣，换上了蓝白红相间长裙，高贵典雅，好像乡下婆娘，嫁了个富豪，成了上海阔太太。车内，高靠椅子和茶几，样子没变，材质先进多了，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乘务员的服装，也换了新的颜色，蓝制服太土，有损阔太太形象。他们不再提着大茶壶冲水，而是推着货架车，叫卖着啤酒饮料矿泉水。大茶壶已经下岗，和工人兄弟姐妹一起，回家另谋出路了。其次，天天客满，盛况空前。你看，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坐车不用买票，挤就挤吧，怎么要掏钱，还有那么多的傻冒？有一次，半夜里上车，挤进车厢，几乎没地方插脚，只好钻进座位底下，牛皮纸一铺，睡了。牛皮纸也叫休息纸，车站上到处有卖，需求培育市场。第三，火车成了商场，南京板鸭符离鸡，义乌衬衫诸暨袜，报刊杂志明信片，变形金刚拨浪鼓，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什么都卖，一应俱全。最奇怪的是，连座位都卖。
火车卖座位，可能是受了湖南痞子的启发。那年，去湖南运钢材，回来的时候，买了站票，上车一看，空座位很多，便坐下了。这时，来了一位痞子，说要收钱，每座30元，因为座位是他占的，活脱脱一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绿林面孔。我想，当年闹革命，湖南轰轰烈烈，引出了一篇著名的调查报告，痞子应该功不可没吧。
后来，卖座位的权利，统一收归国有。列车长卖卧铺，乘务员卖座位，职权清晰，分工明确，价位清楚，已是火车公开的秘密。
我也买。
印象最深的，是巩义回来那次。车到上海，已经来不及买票。我对阿刚说，没问题，看我的。上海至长沙的火车，停在站台下，看得见乘务员走来走去的身影。我敲敲窗，和他们招了招手，门就开了，问：几个人？我说，四个。上了车，先交120元座位费， 然后办理补票手续，顺利安耽。
这样的事情，做过几回，很无奈，很纠结。我知道，绿皮火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幸车上的旅客，依然朴素，保持拉拉家常绕绕磕的习惯，不至于太寂寞。比如，去徐州买煤，和对面的旅客聊戏剧。他问我，当代的戏剧家喜欢谁？我说，曹禺。他激动地站起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我也喜欢曹禺。此事写进了《北方的朋友》，成为那个年代坐火车惟一温馨的回忆。
《红楼梦》第六回，写一位乡下老寡妇，攀豪门远亲，踏进荣国府，闹了不少笑话。隔了10多年没坐火车，这一次出远门，上车下车，算是开了眼界，觉得自己就像刘姥姥，迷失在大观园里。
火车又变了。名称变，叫什么动车。我想，许多坐过的人，都不知道何为动车吧？科普一下，网上说，把动力装置分散安装在每节车厢上，使其既具有牵引力，又可以载客，这样的客车车辆便叫做动车。形象变，时髦美观。车头是子弹型的，我看更像火箭型；车身是流线型的，通体乳白色，有大家闺秀风采；车内的木头椅子，已换成沙发，柔软舒服；车窗明亮洁净，玻璃是减速的，可惜不能开；茶几隐形了，嵌入式，拨弄了好久，拿不出来，妻子嘲笑我，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服务变，一切为了人民币。车上除了卖东西，几乎看不到乘务员。商品已经普及，卖就卖吧，包括你自己的座位，但把江湖推销术搬上火车，还真是没见过。和谐号车厢里，一名乘务员卖吸水毛巾，表演的劲头，令人想起小时候卖梨膏糖的骗子来了。车速变，每小时200公里以上。总之，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商业化。旅客坐这样的车，视觉、触觉和味觉，是享受了。当然，一分钱一分货，车票贵了许多。
旅客也变了。从前，只要上了车，素不相识之人，坐在一起，都会点头打招呼，聊聊天打发旅途的寂寞。彼此熟悉了，相互敬烟，共享瓜子、糖果和地方特产，帮忙看管小孩和行李，都是家常便饭。车走了，感情延续。有的人在车上，结交了铁哥们；有的人在车上，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现在呢？面对面坐了半天，没说过一句话，好像都是哑巴。人人都把别人当成了坏蛋，小心提防。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像隔着一层厚厚的钢板。人心隔膜如此，真是莫大的悲哀！
我从宜昌回武汉，对面坐了一位农村妇女，衣着简朴，想必尚未感染“防贼之心不可无”的通病。于是，把茶几上的吊瓜籽往她面前推了推说，吃吧，我们家乡的土产。她略略客气一下，磕了几颗。这样的场景，在旅途中，几乎要绝版了。如果说，火车越来越豪华，旅客越来越淡漠，好比一架南辕北辙的马车，那么，我们的旅行，还有多少乐趣呢？
可是，我们还得坐，该上哪上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