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年付苍茫——谁都没有揭开罗孚的谜底 | 氧分子网

昨天上午得知消息，香港著名报人罗孚因病去世，终年93岁。对于这个人，很多人都提到他是写了“你一定要读董桥”的那个人，是为大右派聂绀弩编了旧体诗集的那个人，再远一点，在五六十年代，他在自己负责的《新晚报》上催生了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武侠小说，他还是周作人在香港写稿的三个著名接收人之一（另外两个是曹聚仁和鲍耀明）。

但他引起读者的关注，还因为一本《北京十年》。因为身陷一桩至今没有答案的案件（被判美国间谍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在北京住了十年，只能用“史临安”的化名。这件事在大陆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香港著名文物商人许礼平前两年便在其苹果日报的专栏里重提此事，披露了当年事情发生后，廖承志、夏衍、黄苗子等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做的努力。许在文章中提到，他在2010年曾经让黄苗子出具一纸证明，记录当年听到罗孚被抓时一些文化人的言论，这份经过修改的黄苗子证明谓：“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之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2011年则在香港出版了《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

无论是许礼平的证明，还是罗海雷的著作，都没有揭开罗孚“北京十年”的谜底。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罗孚一直保持沉默。

因为他的身份，远远不止是著名报人。

罗孚1921年生于广西，从《大公报》做起，后来在香港工作。罗孚是被称为“香港左派”的那一拨人，在鼎革前后，这个称呼基本上指的是左派文化人。这拨人当中，既有北上参加政治协商的文化人，也有返回广州着手舆论建设的左派报人，当然也包括罗孚这样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在1967年香港著名的“反英抗暴”中，《新晚报》等左派报纸，便是与《明报》开战。这场运动实受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被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港英政府则称为“六七暴动”，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这是香港百年来政治历史上重要的一笔，就以当年开战双方后来的身份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深刻性——当八十年代“史临安”蛰居京城，正是金庸被大陆奉为上宾时。罗孚就是在那时写了《金色的金庸》一文，其中述及“反英抗暴”，记得他特别提到左派报纸的社论、评论往往都不能畅所欲言（而由金庸亲自撰写的明报社论是如何畅快深刻，可以想见）。他不能畅所欲言的，还包括在六十年代时，不能继续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连原因也不好明说，只好拖了下来。

“北京十年”期间，罗孚也在某种自我约束之中，他写了大量文字，介绍香港文化，但是，说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他是那个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其风格像是某种教养，也像是某种纪律。从“国破山河在”，到翻天覆地的新中国，不能说没有某种理想，然而，正如苏联30年代被迫害而死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听到的官方议论“砍倒大树必然溅起木屑”一样，误差与不公正同样存在，同样存在于梦寐追求的社会中。历史的深刻在于，时间改变固有的看法，当“史临安”埋首写下《北京十年》时，回首往事，历史的吊诡又岂止我们这些读者感受到？

香港是一个热词，而罗孚则是一个一直在被冷处理的人物。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而言，他被“冷处理”（一定程度上也有“自行冷处理”）这个前后过程就值得研究，正如在现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舒芜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样。他可以映照出很多东西。去年，金庸出版了他在明报上写的社论《明窗小札》，这不仅是香港历史的一个注脚，也可以说是了解金庸的注脚。收录了黄苗子“证明”的许礼平《旧日风云》一书，也有关于“反英抗暴”过程中被当成“木屑”、被误伤的一些人（可参见我在大家的专栏《一个香港文物商人的回忆》）。

但最能为左派文化人、为昔年的罗孚画出时代背景的，应该是一个叫蒙敏生的香港摄影师，他的《香港的另一面》用照片记录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六七十年代的左派运动，人物、事件，无一不追随大陆的革命运动。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接受历史的不合理。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某些即时评判的单调性，以及无与伦比的自信。只有这些过去的人和事可以增加我们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急于评判的事情也有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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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罗孚那一代香港文化人》。

作者：戴新伟，诗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