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伟：文远楼杂忆
一、 系馆文远楼
从1963年进入同济建筑系，文远楼就代表了“我们建筑系”，因为它是建筑系的系馆。老先生们说，1953 年文远楼始建时，其实是作为测量系的系馆，后来由于决定测量系迁到武汉，文远楼建成后就由建筑系和建工系合用，建筑系用一二两层，建工系用三楼。当时，底楼是几个美术教室加上系办公室和美术教研室，二层是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建筑历史、建筑构造及城市规划等各个教研室，以及一个小而精的图书资料室。上楼后，长廊朝南靠东面的第一间是贵宾接待室，陈列了一些中国古建筑模型及构造节点，几张藤椅茶几，简朴却雅致。二层最东面独立的小套间是总支及人事办公室，那里“门虽设而常关”，带着几分神秘。学生除了美术课和在文106、文215等阶梯教室的大课 (我迄今依然记得冬天在那里上课冻脚的滋味)，其他课基本在北楼及理化馆上，建筑系的设计教室则分布在北楼的二、三、四楼。
文远楼最吸引我的有两个地方：图书资料室和走廊。资料室里的建筑杂志有让人开眼的最新建筑实例，往往可以启发设计构思。一二层整个走廊则陈列了优秀的学生作业，树立了榜样。一层以美术作业、建筑渲染练习居多，二层的高年级设计作业尤其让我羡慕。我仍然记得当年建六的管式勤、潘玉琨，建五的陈瑞祥等学长的设计作业，那些水粉、水彩渲染真是精彩，我想今天习惯了计算机画图的学弟学妹们肯定难以企及。
对我来说，进入自己心仪的第一志愿同济建筑系，文远楼的形象就代表了现代建筑的直观形象，因为相比于当时校园内的其他建筑物，文远楼确实与众不同。文远楼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我在两年级第一个课程设计的“新华书店”中，仿照了文远楼的主要设计元素：长方形平面，平顶包檐，横向玻璃窗，甚至主要立面的花坛及踏步也想学习文远楼的做法。当年有幸由系主任黄作燊先生作为指导教师，他看出了我的意图，改图时用6B铅笔把我原来在立面上拉平的花坛及踏步改成前后错开，后来我才理解空间错落才是完整的包豪斯风格，而不仅仅是立面构图。那个作业后来被选上国际交流的低年级学生作业送出国，当然是出于老师的鼓励。
经过1960～1962年的困难时期，1963 年国家经济复苏，国力稳步上升，社会上有一种久违了的乐观情绪。却不知在表面的平静下，已经浮现出一些当时不被注意、后来大有影响的事情。当时建筑系的核心课程是建筑设计，一年级到三年级，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的课程完全一样。董鉴泓先生曾经说：“建筑学专业的特点是工科中的文科，技术中兼有艺术，沾上了这个'艺’字，不免就有了许多波折。”
一天，我们班一名同学在一楼美术教室和老师发生了争论。老师面对着素描对象的方凳，讲解素描中方凳四条腿“近大远小”的透视学原理。那同学不同意，他拉着老师去量方凳的四条腿，以证明四条腿明明一样长短，不可能“近大远小”，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同学来自农村，当时是学生会的一名负责人，“文革”时期成为红卫兵领袖、学校革委会成员。在“文革”中，这件事曾经被当作资产阶级教授嘲笑贫下中农子弟的典型，由于种种原因，那位美术老师也被审查、批判。当时谁能知道，当外部气候变化时，这么一件小事可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个事件，也许可以看做建筑系在那个时代的缩影。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火烧文远楼”，实际上是火烧建筑系，因为文远楼就代表了一些人眼中“封资修”的建筑系。
二、 第二次火烧文远楼
第一次火烧文远楼是1958 年，我还没有进同济。听师辈说，建筑系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思想大染缸”的标签。1959 年庐山会议后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建筑系又一次成为对象，结果建筑系被“拔了白旗”，撤销并合并入建工系。规划专业也受到冲击，金经昌先生被拔了白旗，免去教研室主任的职位，从此以后直到去世，他再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1964年，我自己经历了第二次火烧文远楼事件，即“设计革命”运动。1964年是“文革”前夕，所谓“文艺界的小四清”，是后来“文化革命”的序幕，引发点是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及德彪西无调性音乐的批判，发难的先锋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建筑设计领域的运动和文艺界的批判相呼应，实质是对当时刚刚有所活跃的知识界的整风。在同济建筑系，最大的目标是系主任冯纪忠先生。那时他刚刚完成杭州花港茶室设计，建筑形象有创新，得到杭州政府和建筑界的一致称赞。但是有些人把这种清新的风格看做是建筑界的“大毒草”，认为和电影《早春二月》一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艺术情趣，必须批判。一时间文远楼主进厅贴满了批判花港茶室的大字报，我仍然记得那天看到冯先生在门厅里被围着，要求他阅读所有的大字报并接受批判。不仅如此，他还被迫到杭州的施工工地上，亲自去打掉已经施工到一半的混凝土屋顶。涉及此事的还有参加了该设计的傅信祁教授等人。
设计革命运动不仅仅在教师中进行，也推行到学生中。记得那年冬天，我在文远楼106 阶梯教室中听过当时建三一位程同学的自我批评，讲资产阶级思想如何通过设计课潜移默化影响了学生的意识形态，威胁了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在班上，我们自己同样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个“成果”是，其后的课程设计如四等车站、小 学校设计，都以大庆油田作为榜样，改成了现场设计。我去了枫泾车站、曹阳六村小学参加现场设计，倒也新鲜。现在看来搞笑的是，建筑形式也被戴上了“阶级”的帽子，例如，一些人认为文远楼是包檐，而文远楼代表了西方现代建筑包豪斯风格， 所以包檐成为西方现代建筑的代表。而中国传统建筑基本上是挑檐，所以挑檐成为尊重中国传统的表现。结果大部分同学的设计都采用了挑檐加上朴素的清水砖墙。
1965年末，学期正要结束，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去崇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在文远楼106大教室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后，我们建筑系三年级的两个建筑学班、一个城规班一起开赴崇明，直到 1966 年初夏“文革” 开始后才回校“闹革命”。
三、 第三次火烧文远楼
1966 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红卫兵南下，给上海带来了“造反有理”的“革命火种”，同济很快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兵团”，校党委及学校机构受到冲击而瘫痪，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化革命”。第三次火烧文远楼由此开始。
“文革”对文远楼的改造，也许始于建造大字报廊。原来楼道里的优秀学生作业被一扫而光，代之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系党总支成员 ( 认为他们或是“走资派”、或是“叛徒”“特务”)，批判教授 (认为他们或是“反动学术权威”、或是“老反革命”“漏网右派”、或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不仅楼道内部的墙上拉起了挂大字报的绳子，而且整个文远楼的外墙，从三楼檐口到门厅踏步，都被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所覆盖，整个文远楼一片狼藉。
那时学校里大致分成三派：积极参加运动的“造反派”；同样积极、却反对造反派的“保皇派”；以及不积极卷入运动的大批“逍遥派”。大字报基本上是学生及青年教师中的“造反派”及“保皇派”两方面的手笔，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批判校内“牛鬼蛇神”以及两派相互批判为主要内容。由于出身问题，我既非“造反派”也非“保皇派”，而是一个“逍遥派”， 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不参加运动。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校内外刷写不断更新的“最新指示”大标语，以及把班里“革命头头们”写的批判稿抄成大字报，其实间接参与了大字报对文远楼的破坏，在此应该认错。此外，作为学校美术组 (那时改名为“红画笔”)的成员，为校外单位绘制“毛主席宝像”也是我参加过的“光荣任务”。
根据董鉴泓先生回忆，当时建筑系两个专业加上附属的设计院大约有160多名教职工，而在“文革”中被“揪出来”审查的“牛鬼蛇神分子”达 80 多个，占了一 半。他们被隔离在校，有专人看管，关在所谓的“牛棚”即文远楼 215 梯形教室里。教室变成隔离审查室，这是文远楼设计者始所未料的。
受到冲击最大的是老教授们。在1966年那个高叫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夏天，副校长李国豪教授被人用绳子拖着脖子游街。建筑系谭垣教授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 (UPenn)，由于他面貌看得出是混血，遭到进驻建筑系的一个建工系统“工宣队”成员的耳光，说谭先生“一看就是个洋奴”。
由于党总支被推翻，“工宣队”占用了文远楼原总支办公室，那里越发显得神秘。当时的“工宣队”鱼龙混杂，有后来被证明的坏人，也有一些正直的工人师傅，例如进驻建筑系的几名纺织女工。
冯纪忠先生又一次成为主要冲击对象。“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揪出来”了。我记得1966 年初夏的一天，看到他被围在文远楼门厅挨批，有人把一桶墨汁泼在他身上，墨汁从他白色短袖衬衫上流下来。又有人上来，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套在他头上，推着他游街……其后不久，在文106 大教室召开了批判金经昌先生的大会，我们都被要求参加。金先生被迫低头在台前听批判，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却盯着坐在第一排的《文汇报》记者带来的哈苏相机，被其吸引。摄影是金先生的终身爱好，即使身处磨难，他也依旧泰然。这种态度，让我震撼。
1968 年12月底，我毕业了，离开了依然处于“文革”漩涡中的同济。上海冬季灰色天空下的 文远楼，看起来神色戚然。
同济城规68届毕业合影，前排左起：李冬生、王忠清、陈晓丽、工宣队员(后不详)、束锦华丶胡秀娣丶华静宜、黄施政，中排左起：高文、丁俊清、刘正彩、工宣队员(名不详)、夏志朴、陶佩仁、吕尚和、韩宗和，后排左起：工宣队员(名不详)、张庭伟、徐子川、魏清朝、黄道华、杨泓城、徐官玉、金立达
四、重回同济
1978 年初秋，我回到同济，成为“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城市规划专业的三位导师是金经昌、董鉴泓、陶松龄先生，带的两个研究生是马武定和我。离开文远楼整整十年，新的学校生活再次让人兴奋。
“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无论是年龄大的研究生，还是相对年轻的本科生，脸上都飞翔着一种光彩，文远楼也似乎年轻了。1986 年，建筑系发展成同济建筑城市规划学院，学院成立庆祝会就在文远楼前面的草坪上举行，同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规划系。作为副系主任，我的办公室就在文远楼二楼西端，和规划系办公室对门。在新楼(红楼) 建造之前，二楼长廊朝南靠东面的第一间仍然是贵宾接待室，布置也依然简朴雅致。我们在此接待过贝聿铭先生等一大批国际建筑规划名家。
研究生答辩会场，陈占祥先生发言，他身边是柴锡贤、钟耀华，金经昌先生在抓拍。左面第二排贴边的是翟良山。左上角第四排是文国纬，第三排中间抬头看的是李晓江，旁边是俞佩愈，其他各位则认不清了。
答辩会合影，前排左起：周家骧(上海规划院总工程师)、钟耀华(同济大学顾问教授)、陈占祥(中规院总规划师)、金经昌(导师)、冯纪忠(系主任)、张庭伟(硕士研究生)、张雅青(建筑系学术秘书)；后排左起：李德华(副系主任)、董鉴泓(导师)、马武定(硕士研究生)、陶松龄(导师)
1981年贝聿铭先生的来访，是同济建筑系、甚至是当时中国建筑界的一件大事。贝先生是国际著名大师，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可算做同济校友，因为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是后来同济建筑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仍然记得贝先生先在贵宾室和系里老教授们聚会，其中冯纪忠先生是他同学，陈从周先生当年也和圣约翰大学有交集。贝先生为人谦和低调，温文尔雅，让人敬佩。其后，贝先生在学校一·二九礼堂做学术报告，介绍他几个作品的设计理念。会场里不但挤满了同济师生，而且吸引了上海建筑界很多人，包括和建筑规划有关的上海市领导。此次访问的成果之一，是冯纪忠先生、陈从周先生先后访问了美国，特别是陈从周先生被邀请成为贝氏设计事务所的中国建筑项目顾问。1982年，贝先生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落成，成为他在国内设计的最早、最成功的作品。
文远楼走廊里恢复了陈列优秀学生作业的传统，多少年轻学子像我当年一样， 羡慕着、仿效着学长们的设计……
1986年建筑规划学院成立（文远楼前）
同济100周年校庆，城规1963级部分同学在文远楼前
今天，文远楼是学院四个楼中最年长的一个，虽然经过内部改造，它的外观未变，依然优雅如当年，就像建筑系的老一代教授们，气度依旧。文远楼代表的同济建筑城规教育精神，海纳百川，现代创新，将在此继续传承。
节选自《文远楼和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