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透视 | 五大内陆城市的开放个性
编者按：2018年12月18日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终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中国对外开放历程，可以说走过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城市到中西部城市、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的漫长过程。从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发展的模式来看，基本共识是发挥区位优势，依托政策优惠、制度创新等改革红利，抓住制造业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东南沿海城市开放发展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开放条件>城市环境>区域个性”。而对比之下，内陆城市的开放时间相对较晚，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望走出一条不同的开放发展路径。本文选取了成都、重庆、郑州、武汉和西安五个地处中西部的内陆城市，综合分析了各具特色的开放个性。
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内陆城市的开放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开放条件+城市环境+区域个性的综合实力。以成都为例，其发挥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提出打造面向欧洲的国际对外交往中心，在国际人文交流、城市品牌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已经与东部一线城市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于很多沿海城市。应该说，五大内陆城市在开放发展过程中对区域个性的挖掘各有千秋。一是建立对城市个性的认同感。比如成都的休闲生活、重庆的火锅文化，都成为现代人释放压力、追求自我的强大感召力，至少铺满全城的火锅总有一处可以安放。二是强化文化的吸引力。比如西安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总是能够满足现代人对精神满足感的追求。在“网红城市”的背后，除了景点打卡，更多是文化认同。三是打造“高性价比”宜居城市。比如武汉，在综合考虑就业机会、生活成本与人文环境之后，也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这里有笔者最爱的热干面、满街无比美味的烧烤摊和无时无刻不在包围你的市民气息。
过去的40年间，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体量、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巨大差距均得到了明显的缩小，同时在新经济众多领域中国还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引领。借用生态位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生态位的不断上升，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旧的生态平衡会被打破，一种新的生态平衡趋于建立。如今，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内在诉求已悄然发生转变，必将给予内陆城市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更多的可能。
一
成都：以城市国际化整体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曾经的巴蜀之地——成都，令多少英雄好汉望而却步。而如今的成都，在天府之城的美誉之外，也被称为创业之都，成为国内外人士向往美食、追求自由洒脱、享受悠闲生活的代名词。成都国际形象的成功打响，源于其坚持以“合唱”思维搞开放，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公园城市建设破除区位、平台、通道和空间等多重制约，实现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整体提升。
一是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破除开放区位制约。成都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主动服务全川和西部新一轮开放，提升“资本、人才、信息、文化”要素配置能力，成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
二是以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破除开放平台制约。改革开放初期，成都通过与首轮开放的沿海地区合作，实现了借道而行、拼船出海。新时代，成都以国家级天府新区、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战略平台为支撑，扩大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口岸平台服务半径，增强国别园区等产业平台的承载能力，形成了带动西部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和对外合作平台。
三是以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破除开放通道制约。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西部地区唯一一个航线覆盖世界五大洲的机场，已开通国际（地区）客运航线106条、货运航线26条，蓉欧国际班列联通境外16个城市、境内14个城市。依托国际空港、铁路港“双枢纽”，成都构建“空中丝绸之路走廊”和“国际陆海联运走廊”战略通道，使成都由蜀道难变身为“通全球”。
四是以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破除开放空间制约。成都弘扬鼓励创新、宽容包容、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开放文化，以友城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等活动为载体，不断强化“中国—欧洲中心”、“一带一路”交往中心等交往窗口作用，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独具人文魅力、受人仰望的国际化文化大都市和国际交往中心。
专栏1：成都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中国—欧洲中心”、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菁蓉国际广场等已成为成都国际化的标志和名片，成都推动多个国家在蓉设立领事机构，打造与美国硅谷、欧洲等地区进行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推动成都国际会议中心、亚欧文化交流中心等国际交往载体建设。依托这些国际交往核心载体，成都成功举办或承办《财富》全球论坛、世界华商大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重大国际会议，举办了欧洽会、西博会、创交会、中韩创新创业大赛、2017年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圆桌会、2017年科技型企业欧洲行等国际交流活动，获批在蓉设立外国领事机构数量已达到17个，国际“朋友圈”、“交往圈”持续扩大。
二
重庆：注重开放发展的实效性
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也是著名的“山城”。重庆的开放发展之路，源于自身主动谋划对外开放战略，围绕建设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投资、大通关和大产业，着力讲好“五个实实在在的故事”，注重开放发展实效性，实现从“山城”到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的转变。
一是拓展开放大通道，打造内陆国际物流枢纽。重庆围绕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功能，着力提升果园港、珞璜港、龙头港和新田港“一大三小”长江港口，强化江北机场航空枢纽功能，以铁路为纽带串联航空、内河、公路等运输方式，加快发展多式联运。
二是建设开放大平台，增强开放发展承载能力。重庆聚焦中新战略性示范平台建设，先后获批了贸易多元化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汽车平行进口试点等重大改革试点，拓展“保税+”贸易、制造、物流、结算、研发、维修、检测、展示等多元化功能。
三是持续优化投资服务，提升双向投资水平。围绕汽车、电子等主导产业，创新“资本+股权、整机+配套、资源+项目、订单+政策、金融+市场”招商引资“五新模式”，建设集制造园、研发园、物流园、家园、生态园“五园合一”的新型园区，设立跨国并购基金助力企业走出去。
四是完善大通关建设，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重庆不断拓展口岸功能、推进口岸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持续创新通关便利化举措，加快提升重庆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五是聚焦高端产业链，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重点发展总部及转口贸易、加工贸易、保税展示交易、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争取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和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
专栏2：重庆中新合作示范项目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中国和新加坡设立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涉及金融服务、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重点合作领域。在金融服务领域，重庆开展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和企业赴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业务等41项金融专项支持政策试点，设立中新互联互通基金。在航空领域，双方合作推动“重庆－新加坡”航班从每周5班增加至每周14班，开展中新航班代码共享、新加坡重庆直航以及通过重庆中转航班等领域合作。在交通物流领域，开通渝新欧越南国际班列，以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通道、重庆-东盟国际公路物流大通道、越南班列等为核心的南向通道体系基本形成，南向出海通道实现贯通。在信息通信领域，中新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初见成效，已在重庆5个区县围绕智慧交通、智慧畜牧业、智慧楼宇等领域开展合作。举办新加坡-重庆数字经济高端论坛暨企业对接会等。
三
郑州：聚焦开放通道建设，放大区位条件优势
现代郑州，因交通而生、因交通而兴，走出了一条“打造大枢纽、带动大物流、培育大产业”颇具特色的开放发展道路。
一是“开放大通道”建设模式。围绕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总目标，郑州肩负起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建设任务。多年来坚持以枢纽建设为核心部署对外开放任务：基础阶段，打造货物中转集散地和发展商贸物流；发展阶段，构建多式联运现代物流体系；未来发展则是建设国际综合枢纽型城市。开放大通道的建设，使得郑州逐步具备了覆盖城市、城际、区际和国际四个圈层的客货流高效集疏、中转、分拨、配送功能，给郑州带来了类似于互联网经济的“流量经济”：国际航空优势有力促进了临空产业发展，近年来，大量IT巨头、智能终端制造、生物医药企业转移落户郑州，成为利用空港优势加速区域经济的典型。
二是“多式联运”郑州模式。近年来郑州重点推进建设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海港“四港联动、多式联运”体系，推进航空、铁路、公路、口岸等设施场站的无缝对接和一体化发展，建立关、检、汇、税等单位信息互通和业务协同的政务综合服务平台，在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中探索出了独特的“郑州模式”。首先，先行示范“一单制”多式联运。多式联运提单质押开立国际信用证和汇出汇款业务（“一单制”）有效连接了运货和送达环节，使货物从欧洲运输到郑州实现了“门到门”运输的“一单到底”服务。其次，创新发展多式联运业务模式。以空港、陆港为核心，推动空运进出境航班与卡车内陆运输相结合，邮政与航空货运、郑欧班列相结合等模式，形成“空进陆出”和“陆进空出”全程物流解决方案。最后，建立多式联运便利化通关模式。如建设全国第一个关检共用查验场，推进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建设和功能拓展，试点创新过境中转集拼、进口拼箱、整进分出等多式联运业务。
专栏3：郑州开放发展的几组数据
国际航线。2017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50万吨，居全国第7位（同期武汉是18.5万吨），跻身全球50强。根据《郑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战略规划》，郑州提出建设全球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国际快（邮）件分拨中心、跨境电商分拨中心、国际冷链物流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等，建设以航空运输为核心的多式联运中心。
中欧班列。中欧班列（郑州）开行5周年，实现了从每月1班到每周8班，货源地遍布欧盟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24个国家126个城市，截止12月7日，全年开行680列。
跨境电商。通关能力实现50单/秒，日峰值处理能力可达500万单。截至目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电商进出口单量累计达2.41亿多单、全国占比达30%。
国际会展。2017年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排名，郑州上榜，在74个省会城市及地级市中排名第2。
四
武汉：“九省通衢”的“产业国际化”发展
武汉地处中华腹地、九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在武汉坐高铁去北上广深都在5个小时以内，而这些城市涵盖了全国80%以上的经济圈和人口圈。与郑州一样，武汉在开放发展的早期也选择了以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起点，但是作为老牌的交通枢纽城市，武汉对开放通道的建设并没有完全破题，交通区位优势未能完全释放，比如临空产业发展与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缺乏市级统筹、无法形成相互促进作用，武汉民航货运更是远远落后于成都、郑州等城市。然而，武汉凭借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临空港经开区三大国家级开放平台，走出了一条以产业国际化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开放发展水平的道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
一是打造以光电为特色的“国家队”，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其中，东湖高新区成功打造了“中国光谷”全球光电产业知名品牌，光纤光缆、光器件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25%、12%，光纤光缆销量全球第一，光通信领域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0项，超高速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系统单根单模光纤传输总量突破100Tb/s，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存储器基地、柔性显示面板项目等战略性项目加快建设，致力于解决我国“缺芯少屏”等问题。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数据与云计算、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快速崛起，在安全数据库、操作系统、数控系统、重型机床等领域自主研发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技术、新产品。
二是围绕产业发展，挖掘科教优势，实施“国际人才争夺战”。通过实施“四大资智聚汉工程”、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以及出台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改革措施，武汉逐步形成以“世界级顶尖人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企业骨干人才、大学生人才”构成的“金字塔”型多层次人才体系。先后在美、英、日等国建立了8个海外联络站，2017年以来引进诺贝尔奖科学家6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392人，吸引30.1万名大学毕业生留汉创业就业。
三是链接创新尖峰资源，加快建设国际化创新创业载体。与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全球创新高地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在开展合作交流、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促进多元的文化思想在武汉碰撞交融。东湖高新区与英国曼彻斯特城市科技园、俄罗斯莫斯科绿城开发区、土耳其爱琴海自贸区等园区开展了深入合作，中比孵化器、中英孵化器、中以加速器等一批国际孵化加速平台加快建设。国际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举办了光博会、生博会、华创会、WTA武网公开赛等系列大型活动。国际化设施日益完善，建成枫叶国际学校、光谷外国语学校、武汉大学中法医院等国际化教育、医疗设施。
五
西安：拉长板补短板，建设“丝绸之路”起点城市
西安的开放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甚至更久，历史上的古长安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与桥梁，大唐盛世让长安城被视为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民梦中的圣地。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主客观原因致使处于中国地理版图“几何中心”的西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沉默安静”。当下的西安在开放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尚未形成对外开放大通道、缺乏实质性的高水平开放平台、高效便利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以及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体系。
然而，深厚的古都文化和丝路文化底蕴仍然造就了西安国际人文交流中心的地位。2017年西安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4000万次、能够排名至全国第8，这体现出了相对于开放型经济的滞后发展，西安过去以历史文化为纽带，以旅游产业发展为支撑，民间与政府间的国际人文交流机制和方式更为活跃。从古至今，相比很多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在国际视野中其实具有较高的城市识别度和较强的文化吸引力。所以西安提升开放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拉长板，依托突出的国际人文交流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国际交往中心，加速自身全面开放。
同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西安处于中国向西发展的关键位置。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货物在西安集拼、中转再整合向西运输，具有难以替代的效率空间和成本空间。因此，在探索内陆开放高地的同时，西安也承载着建设向西门户城市的要求。以欧亚大陆桥开放通道建设为基础，打造丝绸之路国际陆港，加快形成空港、陆港有效联动的多式联运物流体系，不断放大航空客运吞吐量大、国际航空线路网密集的优势，将是西安在新一轮开放大通道建设上的突破口。此外，围绕向西开放大通道的建设，不断推进关联性产业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大通关效率效能。
专栏4：西安的内陆港与中欧班列
国际港务区是西安在内陆“造港开埠”的主要载体，致力于打造“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截止2018年10月底，中欧班列（西安）全年开行1000列，重载率、货运量均居全国第一，超过郑州、义乌、成都等热门城市。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常态化运行干线已达10条，基本覆盖中亚、中东及欧洲主要货源地。国内通道方面，开拓西安至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的陆路通道，开行西安至长三角、珠三角等货源地的国内班列，与宁波港共建“海铁联运”大通道。
国内有学者专家将中国对外开放总结为四个阶段：一是以设立四大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为标志的政策性开放阶段，是在若干地区、领域有选择地引进外国资金、技术、管理，并给予优惠政策，逐步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2001年加入WTO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标志的制度开放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积极采取国际经贸规则，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三是以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标志的体制开放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为基础、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目标，开始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大国影响力；四是以中共十九大召开为标志的高质量开放阶段，是对第三阶段的深化，体现出中国希望“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共同完善全球治理”等目的。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均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城市，其开放条件、开放环境、开放个性都更趋多元化。伴随经济全球化加快从制造全球化向创新全球化转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产业体系、创新网络、组织分工、资源配置产生深刻影响，城市新一轮的对外开放需要主动发挥区域个性优势，不断加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高端链接”与“对外辐射”相结合，“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相结合，以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为基础，依托自贸港、自贸区等新一轮开放平台的搭建，全面迈入高质量开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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