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林西县的“识字运动”

在1908年设治建县以前，现在的林西地区还没有多少人口，没有公办的学堂，甚至连私塾都很少见。即使到了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整个林西县也才只有塾师20人。为了改变这一教育文化落后的局面，当时的县政府联合教育部门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展开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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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年前，央视曾热播过一部叫《大宅门》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白老七在私塾里胡作乱闹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实，能够如白家那般的请塾师教育门内子弟，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极少见的。一般来说，旧社会的私塾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塾师自设的，相当于现在的私立学校、教学点或补习班。这样的私塾，有的可以给学生提供食宿，有的只能收走读生。第二类叫“棚学”，由多个家长共同凑钱儿邀请塾师，教学内容由学生家长和塾师共同商定，相当于现在的“集资办学”。至于第三种类型嘛，就是只有“大宅门”子弟才能独享的“聘学”了，即由富有的家长（称学东），聘请有名望的教师教自己家的子弟。教室和设备完全由学东提供，临近子弟也可交学费入学。这种形式，与现代“壕”门花大把金钱聘请家庭教师很是相似，属于私人定制，独家专享。当然了，无论是这三种形式的哪一种，家长们都是要付给塾师报酬的。在过去，老师的报酬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束脩”。也就是说，学生与老师初次见面时，必先奉上见面礼，表示敬意。据说，这种礼节在孔子时就有了，可谓历史悠久，怪不得现在的很多老师都要收礼收到手软，原来这根儿是在祖师爷那里。只是，在现在的某些老师眼中，这个“束脩”的本义是十分穷酸的，是“咸猪肉”的意思。闹了半天，孔子那么大的名头才只收学生送来的一两块咸猪肉，这可让现在的某些老师把脸儿往哪儿搁哟。

在这里，以上个世纪之初的林西县为例，学生也是要向塾师交纳“束脩”的，年标准是小米40至80斤，白面20斤。每个季度还要交纳蔬菜、盐和柴等生活用品若干。除此而外，在旧历初一、十五，学生要为塾师送早茶钱（早点费），城里的孩子视家庭条件，农村的则可送4至8个鸡蛋。到了端午节、中秋节，学生家长要给塾师备送节日礼物。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是孔子的生日，学生要凑钱在学堂里请老师聚餐，对孔子牌位行三拜九叩之礼。其实，这样的标准要是搁到现在，是为某些老师所不屑的。但在那时，这已是大多数家庭的沉重负担了。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生进到私塾后，第一步要做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认识两千多个汉字，即蒙学阶段。这一阶段，学生的主要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要求念会背熟，会认会写，不要求会用。当学生认识了两千多个汉字后，再进一步集中识一些字。这时可读一点儿符合儿童特点的顺口溜、儿童守则等读物。在这一阶段，当年的林西县的孩子们大多要读《弟子规》、《名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庄农杂字》、《小学韵语》、《幼学琼林》等。这些书多是三四字词语，读着顺口，又易于诵读。在这个阶段，教师会重点地进行指点和讲解，引导学生理解内容，明白字义，为学生的第二阶段做准备。第二阶段是读经阶段，开始读“四书”、“五经”。为配合读经，塾师还会让学生学一些简短的诗歌。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有的还教一些“属对”知识，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和“平上去入”、“虚实平仄”等对仗知识，为学习骈文和赋诗打下基础。但在上个世纪之初的林西地区，由于建县较晚，大多数私塾只能达到蒙学的阶段，至读经阶段的很少，师资水平非常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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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林西县只有塾师20人。1922年，为培养师资，更多地建立学校，振兴当地教育，时任林西县知事的王士仁（字铁珊）曾三次呈请热河道尹公署，要求开设县办塾师传习所：“本所定名为林西县塾师传习所”；“本所即籍劝学所附设县立高等小学校舍立之”；“入所资格从五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文理顺通，品行端正者为合格”。私塾先生们闻之，均踊跃乐从。林西县塾师传习所正式成立后，选择品学兼优的塾师20名作为正式学员，第一国民学校的教员李桂馨、王儒林自愿义务担任传习所的教员。在学习期间，这些学员充分利用暑假和业余时间，并要求将原来的两个月学习时间延长到六个月。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单级师范的主要课程。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这20名学员成绩全部及格，平均成绩八十点五分。

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实际水平，林西县知事王士仁又呈请热河道尹公署，要求将这些学员与单级师范正式毕业生同等待遇，并发给他们单级师范毕业文凭。不久，热河方面即同意了林西县的请求：“根据林西县知事王士仁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呈文请求，考察林西地处边陲，为教师之扩充，鼓励人才刷新教育，决定将林西县私塾教员传习新毕业生，照师范讲习所发给证书。”至此，林西县的塾师成了国民教员。但即便如此，在林西地区，私塾还是与新式小学校共存了很长时间。直到伪康德元年，即公元1934年，林西县还有私塾21处，其中城内4处，有学生39名，农村17处，有学生300多人。这其中，以张星侪等人合办的“育英私塾”为最有名。张星侪是山东省临邑县人，清光绪年间在济南府应试中廪生，于伪康德二年，即1935年来到林西谋生。他在夏家烧锅的夏福堂、方顺之、王世聪等人的帮助下，成立“育英私塾”。这个私塾仍然以教读为主，有苑级三、王大泉、盛唐赓及“在礼公所”的柳先生等人任塾师，但并不同时任教，有来有走，形式相对松散。

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林西县连年受灾，办学经费更少了，加之教师原本就缺乏，不仅大多数百姓子弟不能入学，在校的一些学生也因家庭困难而不得不失学了。为使家贫的孩子能够入学读书，失学的学生能够重新复学，当时的林西县政府采取了兴办民众学校的措施，即在县内国立和私立各学校一律附设民众学校，教授失学男女，令其读书识字。县政府要求，如果私立学校不附设民众学校者，即由县督导及各学区教育委员将其勒令停办，同时要求县内各机关也附设民众学校一处，学校教员由该机关学问较高者充任。其他各学校附设的民众学校教员均由原校教员兼任，纯尽义务，不增加薪水，但对成绩优良者，由社会教育经费项下酌予奖金或传谕嘉奖。与此同时，当时的林西县政府还为民众学校制定了规则：县督导及各学区的教育委员经常到各民众学校巡回检查，指导甄别成绩优劣，对临时考试及卒业考试据不同情况呈报教育局，教育局据成绩优劣对学校教师加以奖惩。民众学校的授课时间，定为原学校正常授课时间之余，民众学校可使用原学校的一切教学设备。

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时任林西县长的苏绍泉还首先捐薪200元，驻林西十七旅旅长崔兴武也带头捐款大洋500元.在他们的带动下，军队长官和地方人士共捐大洋1356元，用于兴办民众学校及卫生等各项经费。热河省政府对林西县县长苏绍泉、旅长崔兴武等人捐款支持教育的行为十分赞赏，对捐款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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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林西县政府和县教育局组织了全县范围内的群众性识字运动。在成立的识字宣传委员会中，县长苏绍泉、教育局长翁桂林分别担任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教育局职员、县立小学校长、县考试会、商会、农会各一人为委员。这个委员会还制定《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办事细则》，并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召开了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林西县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还发布了《告民众书》：“成立国家的基础是人民。民为邦本，人民要自强，国本就巩固，人民懦弱，国本就动摇，做强国的奴隶，就等于牛马。自己没有自主的权利，终岁屈服天下，没有出头的希望。民众为国家主要成分，要自强，人民要有知识，有生存技能，有正业，能经理正业，必须有文字辅助。职业不能发达，本身有不能自立之险。因穷、冻、饿同胞之多，国家基础就不稳定，外来的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就不能抵制。那一天就是爱同胞、爱国家热诚，也不能明白宣传，帝国主义对于亡国的人民限制他有能力，禁止他有知识，民族渐渐消沉下去，无自决自立精神，而过黑暗生活。若国家、家庭有前途，出头的道路就是人人识字，家家事业发展，全国无一文盲。”大会还通过了识字运动委员会宣言，强调了识字的意义，号召民众能入学的入学，能复学的复学，并筹措建立民众学校，使更多的人有学习识字的机侍。宣言在最后说：“要爱惜本知，爱惜家园，想职业发达就不能不识字，想安老怀少还得识字，经理家务非识字不成。”

大会开幕式后，由委员带队，组织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打着标语旗帜，高呼口号由大北街一直到南大街返回县教育局。游行队伍高呼的口号是：“要得一切知识先得识字，识字运动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要想知识增进，非识字不可，全国民众识字运动”等等。人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张贴宣言、《告民众书》和一些讽刺漫画，并向周围群众发放传单。他们张贴的标语口号是：“人要不识字，就不能得到圆满的生活，人要不识字，就像睁眼瞎，人要不识字，终究必受淘汰，人要不识字，就不能享受国家的种种权利，要提高民主程度，非用读书方法不可”。第二天，识字宣传委员会还组织了演讲队，共分三组，由县立完全小学校、县立模范小学校和县立女子小学校分别担任。第一组在北大街及小头道街，第二组在南大街及五道街，第三组在二道街、三道街及四道街。讲演时间自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讲演内容是识字运动委员会《告民众书》、《宣言》，宣传识字的重要意义、识字的方法。宣传活动的第三天，各讲演队在预定的地点讲演完毕后进行集中教育，行闭会礼。由宣传委员会成员讲述此项识字运动的经过及以后工作安排，并高呼口号，奏乐，而后合影散会。热河省教育厅对林西县的识字运动给予较高的评价，并对运动的宣传给予经济支持，仅宣传费一项就开支大洋27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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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县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使当时的民众对读书识字有了初步的认识，纷纷要求进学校读书。但是，师资缺乏，人们苦无良师。县政府欲聘请外地人来林西任教，终因薪金太少，无人应聘。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县长苏绍泉和教育局长翁桂林决定设立短期乡村师范学校，自己培养师资。1930年10月10日，林西县召集全境教育会议，确定了开办林西县乡村师范，并将这所学校的学制暂定为二年，专业后专任乡村初级小学教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林西县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成立，校址在林西县城南演武厅旧址，共用资金1944元。这所学校的经费由林西县教育经费开支，不足部分由董事会筹集。学校当时设校长一名，再由校长聘董事若干人，组成董事会，协助校方行政；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书记员一人，教员两人，学生定员为40人。学校的招生对象为高级小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历的现任小学教师。学生入学前对国文、算术进行考试，并做智力测试，成绩合乎要求者，方可录取。学校教授的学科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农业、教育原理、教学法、小学行政、儿童心理学等。在本学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者，由学校发给证书并由教育局分派为小学教员，要求学生毕业后必须在本县服务三年以上。可惜的是，由于日寇的入侵，这一切都在不久以后成为了泡影。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实行了所谓的“新学制”，强化奴化教育，对私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扼杀，私塾几乎绝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私塾曾得到一些恢复，直到解放后，即1947年以后，这种古老的教育形式才退出历史舞台。伪康德五年初，育英私塾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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