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卡西尔｜人类的时空世界
时间和空间是框架，盛载着现实。离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条件，我们无法构想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其尺度，这些尺度就是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在神话思想里，时间和空间从不被视为纯粹或虚空的形式，而是被视为管理着万事万物的伟大神秘力量，不但统治并决定我们凡人的生活，也统治和决定各种神灵的生活。
描述并分析时间和空间在人类经验中所呈现出的特性是人类学哲学的要务之一。若认为时间和空间现象对一切有机存在来说都必然是同一回事，那会是天真且毫无根据的想法。显然，我们不能将较低级有机体的空间知觉和人类那样的空间知觉相提并论。即使在人类世界与较高级的类人猿的世界之间，也有着确定无疑、不能消除的差异。然而我们若仅采用常规的心理学方法去解释这些差异的话，则非易事。我们必须依循一个间接方式：必须要分析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以便发现时间和空间在我们人类世界中的真正特征。
这种分析显示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时间和空间经验有着根本不同的类型。这种经验的所有形式并不都处于同一层面，低层和高层是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起来的，而基底层则可被描述为有机时间和空间。每种有机体都活在某种特定环境中，并且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其环境条件才能生存下来。即使在较低级有机体中，它的适应性改变也需要一套相当复杂的反应系统，需要在环境刺激与对这类刺激作出充分反应之间作出区分。但这一切并不是通过个体经验学来的。新生动物似乎有着很精确的空间距离感和方向感——刚出壳的鸡崽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并能啄食散落在它行走路径上的谷粒。关于空间定位过程所依赖的特殊条件，已被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仔细研究过。虽然我们不能够回答一切有关蜜蜂、蚂蚁以及候鸟的定位能力的复杂问题，但我们至少能给出个否定答案：我们无法断定，动物在执行这些非常复杂的反应时是受任何概念过程引导的。相反，它们似乎是受某种特殊的生理驱力所驱使的；它们没有一丝关于空间的心象或概念，没有一丝关于空间关系的概括性认知。
而当我们研究较高级动物时，却发现了一种我们可称之为知觉空间的新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感觉材料；它的性质非常复杂，包含了一切不同类型的感官经验要素——视觉、触觉、听觉以及动觉。这些要素在知觉空间的结构中互相合作的方式，已被证明是现代感知心理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科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就发现有必要开创一门全新的知识分科，创立生理光学这门科学，以便解决我们在这方面所面对的问题。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在目前尚不能以明确无歧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心理学史上，在“先天论与经验论之间的昏暗战场上”发生的斗争似乎总是无休无止。
在此我们不去关注问题的这个方面。发生学的问题，空间知觉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遮蔽了其他所有问题，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从一般知识论和人类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并且它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不是要研究知觉空间的起源与发展，而是必须要分析符号空间。一旦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就触碰到了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就有机空间而言，就行动空间而言，人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如动物。动物生而有之的很多技能，儿童必须通过学习才可掌握。但针对这种缺陷，人得到了另一种天赋的补偿，这种天赋的形成是人所独有的，并且在有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与其相提并论。通过一个间接、复杂且艰难的思维过程，人得出了抽象空间的理念——正是这个理念，它不仅为人扫除了通向新知识领域的障碍，还为人的文化生活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
在说明并描述抽象或符号空间的真正本质时，哲学家们自己从一开始就遇见了最大的难题。抽象空间这类事的存在事实，是古希腊思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都强调了这一发现的意义，但这两派的思想家都很难解释它以阐明其逻辑特征。他们往往采用悖论来解决这个难题。德谟克利特声称，空间是非存在（nonbeing），但这种非存在仍然具有真实的实在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称空间概念是“logismos nothos”—— 一个几乎无法用贴切词语去描述的“杂种概念”。即使在近代科学及哲学中，这些早期难题依然未得到解决。牛顿警告过我们，不要把抽象空间——这个真正的数学空间——与我们的感官经验空间混为一谈。
他说，世人提到空间、时间以及运动时所依据的原理，无非是这些概念与可感觉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若希望获得任何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真理，就必须要扔掉这种原理：在哲学中，我们必须要自感觉料提取出抽象概念。这个牛顿式观点成了感官主义所有体系的绊脚石。巴克莱（Berkeley）的所有批判性攻击都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他认为，牛顿的“真实数学空间”实际上不过是个想象出来的空间，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虚构。若我们认可巴克莱知识论的一般原则，那我们几乎就无法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就得承认，抽象空间在任何物质性实在或心理性实在中都没有对等物，也没有相关根据。几何学家的点和线，既不是实物，也非心理之物，它们只不过是抽象关系的符号而已。如果我们把“真理”归因于这些关系，那真理一词的意义从此就需要重新定义了。因为我们在抽象空间这一情况中所关心的不是事物的真理性，而是命题以及判断的真理性。
但在这一步迈出去并被系统地奠定基础之前，哲学和科学必须要走很长的路并穿过很多中间过渡阶段。这一问题的历史依然还未被书写，但追溯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会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任务，因为它们会让我们对人类文化生活的特质以及一般倾向获得深刻认识。我在这里仅精选几个典型阶段来讨论。在原始生活中以及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我们几乎发现不了任何有关抽象空间概念的痕迹。原始人的空间是个实践空间，而实践是以直接实际需要和利益为中心而展开的。就我们所能谈及的一个所谓原始的空间“概念”而言，这个概念不具备纯粹的理论性质；它依然充满着具体的个人或社会感受，充满着感性因素。韦纳写道：
就原始人在空间所展开的各种技术活动而言，就他测量距离、驾驭独木舟、向某目标物投掷长矛等活动而言，他的空间作为实践领域、实用空间，在结构上和我们的空间没有区别。可是当原始人将这个空间作为表现主题和反思主题时，就出现了根本不同于任何知性理念的特别原始的观念。对原始人来说，空间观念，即使是被条理化之后，也只与主观息息相关。它是一种比先进文明人的抽象空间更感性更具体的观念……它在性质上没那么客观、没那么可测量和抽象。它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或拟人化的特点，是根植于具体实体存在中的形相论动态。
从原始心智能力以及原始文化的角度来看，跨出从实践空间走向几何空间的那决定性的一步，的确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涉及理论性或科学性空间概念。在几何空间里，我们直接感官经验的所有具体差异都被抹掉了，不再拥有一个由视觉、触觉、听觉或嗅觉组成的空间。几何空间是从我们各个感官全然不同的本性带给我们的所有多样性和异质性中抽象出来的。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同质的、普适性的空间。而只有以这种新的独特空间形式为媒介，人才能得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系统性的宇宙秩序概念。这样一种秩序概念，关于宇宙的统一性及规律性的概念，在没有一个统一空间概念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形成的。但达到这一步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原始思维非但不能设想出一个空间体系，甚至也不能构想出一个空间概念图式；它的具体空间不能形成一个能将主观经验认识活动与客观对象内容统一起来的概念性图形。民族学向我们表明，原始部落的人通常天生就有着超常敏锐的空间知觉。生活在部落中的一个土著能捕捉到自然环境中一切最微妙的细节，对周围一草一木在方位上的每寸变化，他都极其敏感，甚至在极端恶劣的境况中也能找到自己的路。当他划船或航行时，他能以极佳的精确性沿着他上下行经的河流的所有拐弯处转弯。但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他有着这种能力，可他对空间的理解似乎有着奇怪的缺陷。若你让他给你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描绘出河道的走向，他是做不到的。若你希望他画出河流及其各种拐弯处的地图，他似乎甚至不明白你的问题。
关于对空间和空间关系的具体理解与抽象理解之间的差别，在此昭然若揭。这个土著非常熟悉这条河道，但这种熟悉与我们所说的抽象或理论意义上的认识相去甚远。熟悉仅意味着表象（presentation），而认识则包括并且预先在概念上假定表现（representation）。对一个对象进行表现与仅仅是操纵这个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后者要求的仅是一系列明确的动作，一系列彼此协调配合或彼此连贯相续的肢体运动；它涉及的是因不断重复、不变地实施特定行为而养成的某种习惯。但表现空间和空间关系则涉及更多。要表现出一个对象，仅能为了实际用途而以正确方式来操纵这个对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对该对象有个总体概念，并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以便找出它与其他对象的各种关联。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总系统结构中指出它的方位，并确定它在其中的具体位置。
在人类文化史上，这种促生了一个宇宙秩序概念的伟大概括，似乎最早诞生于古巴比伦天文学之中。这种天文学向我们提供了最早的明确证据，证明有一种思想超越了人类具体的实际生活范围，它敢于以一个宏观视角来拥抱整个宇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巴比伦文化一直被敬视为一切文化生活的摇篮。很多学者认为，人类所有的神话、宗教以及科学概念都源于此处。我无意在此讨论这些泛巴比伦论，因为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古巴比伦人不仅最早对天象进行了观察，并且也最早为科学天文学和宇宙学奠定了基础，而对这一事实，可有个说法？
天象的重要性从未被完全忽略过。人类一定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事实：他的全部生活依赖于某些普遍的宇宙状况。日月星辰的升落和季节的轮转，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它们在原始神话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为了将这些事实变为一种思想体系，还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只有在特殊环境下才得以满足。而这些有利环境在古巴比伦文化发端之际就出现了。
诺伊格鲍尔（Neugebauer）写了篇非常有趣的关于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论文，在论文里，他纠正了过去许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在古希腊时代之前没有发现过关于科学数学的证据。人们普遍认为，古巴比伦人以及古埃及人那时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实用性及技术性进步，但他们也还没有发现理论数学的基本原理。根据诺伊格鲍尔的观点，对所有现存原始资料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却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很明显，古巴比伦天文学所取得的进步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这种进步取决于一个更基础的事实，即取决于一种新思想工具的发现和使用。古巴比伦人发现了符号代数。当然和后来的数学思想发展相比，这种代数依然非常简单初级，然而它却包含一个新颖且极其丰富的概念。诺伊格鲍尔将这一概念追溯到古巴比伦文化的起源之初。为了理解古巴比伦代数的独特形式，诺伊格鲍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背景。这种文明是在特殊条件下才发展起来的。
它是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这两个不同民族之间交汇碰撞的产物。这两个民族起源不同，在语言上彼此也毫无关联。阿卡德人的语言属于闪语族类型；而苏美尔人的语言则是既非闪语族也非印欧语系的另一种语种。当这两个民族相遇后开始一起分享共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时，他们产生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他们发现有必要培养一种新的知识力量。阿卡德人不能理解苏美尔人的原生语言，而要破译苏美尔人的书写文字，他们必须要呕心沥血，锲而不舍。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古巴比伦人第一次学会了理解一种抽象符号系统的意义及用法。诺伊格鲍尔说：
每种代数运算的前提是一个人所掌握的某些固定符号，这些符号既代表数学运算，也代表应用于这些运算的量。没有这种概念的符号系统，就不可能把那些数字未确定和未指定的量结合起来，也不可能从这些量中导出新结合。但这样一种符号系统出现在阿卡德文本的书写中是直接也是必然的。……因此从一开始，古巴比伦人就解决了代数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基础：一套合适并且充分的符号系统。
然而我们在古巴比伦天文学中所发现的还只是伟大进程的初步阶段，这个伟大进程最终带来的是对空间的智力征服，以及对一种宇宙秩序、宇宙体系的发现。数学思想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初现之际，数学思想从未以其真正的逻辑形态出现过。它好像笼罩在神话思想的气氛中，而那些最早发现科学数学的人也无法突破这种神话面纱。
毕达哥拉斯派就把数说成是魔法和神秘力量，甚至在他们的空间理论中，他们也使用神话式的语言。这些看似异质的成分的互相渗透，在所有原始宇宙学体系中都变得尤为突出。古巴比伦天文学的全部内容依然只是对宇宙作出的一种神话解释，但它不再仅局限于具体有形的原始空间那狭小范围内。可以说，空间已从地上转到了天上。但当人类开始关注天象秩序时，并未忘记其在地上的需求及利益。即使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天上，那也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思想上的好奇。
人在天上真正寻找的是他自己的倒影以及他的人间秩序。他感到，无数可见或不可见的纽带将他的世界与宇宙普遍秩序紧密联系起来——他试图参透这种神秘的联系。因此，这个时期的天体现象是不可能以一种抽象沉思和纯科学的超脱精神来研究的。天体现象被视为世界的主宰者和统治者，也是人类生活的管理者。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社会及道德生活，求助于上天看起来是有必要的，因为似乎没有任何人类现象能解释其自身——对自身的解释必须要参考它所依赖的一种相对应的天象。
从这些考虑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何早期天文学体系的空间不可能完全是个理论空间。它不是由抽象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和面构成的，而是充满了巫术力量、神圣及邪恶的力量。因此，原始天文学的头等必要目标就是洞察这些力量的性质及活动，以便预见并避开它们的危险影响。彼时的天文学只能以这种神话和巫术形态出现，也就是以占星术的形态出现。这样的天文学特点持续了数千年，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我们西方时代的头几个世纪，依然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里。甚至是开普勒（Kepler）这位西方科学天文学的真正奠基人，一生中也不得不与这个问题作斗争。但最终，最后的一步终于迈出——天文学取代了占星术，几何学空间取代了神话和巫术空间。
因此，尽管这是符号思维的一种错误的伪形式，但它首先为一种新的真符号系统，即近代科学符号系统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