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升丨論藏書家的兩種基本類型
論藏書家的兩種基本類型
李開升，1982年生，文學博士，天一閣博物院副研究館員，自2005年起從事藏書史、版本學研究。著有《明嘉靖刻本研究》《古籍之爲文物》等書。
當代作家、藏書家黃裳曾談到其藏書路數“頗異於黃（丕烈）繆（荃孫）諸君”，並就其與黃丕烈（圖1）的差異做出進一步解釋：
就連我素來看重的黃蕘圃，也明知不是一路。幸還是不幸呢？三十年後，有朋友說到拙文，戲稱之為“黃跋”，不料竟引起了一位“藏書家”的“義憤”，認為比擬不倫。其實用不着“義憤”，論藏書時代、藏品品質、藏書趣味，二者相去何止天壤。以時代風習而論，黃蕘圃重視的是宋板元鈔，對明代浙東藏書家天一閣幾乎就不着一字。當然他更無緣看到天一閣的幾度劫難，終得倖存的事實。我則幸而從來青閣民國初年積存帳冊中得見收購大盜從閣中盜出閣書的底冊，校以趙萬里所作毀於日寇的涵芬樓所藏閣書，海日樓藏書底冊……並自見諸種，校成一帙“被劫書目”，雖不完不備，也不失為一種藏書掌故。這是與蘇州派藏書家異趣的實例，也是藏書風氣變遷的實例。[1]
文中加引號的“藏書家”指的是已故版本學家黃永年教授，黃裳在這裏極力強調自己跟黃丕烈的不同，是為了回擊黃永年對他的批評，其實是藏書以外的人事因素在起作用[2]。黃裳與黃丕烈藏書路數是否相同我們下文再討論，先關注一下黃丕烈與天一閣主人范欽的問題。黃裳顯然對黃丕烈題跋讀得很熟，因此敏銳地發現黃丕烈“對明代浙東藏書家天一閣幾乎不着一字”。黃丕烈屬於他所說的“蘇州派藏書家”的典型代表，在藏書方面與范欽“異趣”，路數不同。兩者的主要差異，黃裳提到一點“黃蕘圃重視的是宋板元鈔”，而眾所周知，天一閣（圖2）藏書以明代版本為主。有必要指出的是，黃裳此處是散文筆法，“宋板元鈔”應該看作是珍稀版本的代稱，實際上黃丕烈對稀見的明刻本明抄本等版本也很重視。但黃丕烈的收藏明本，與范欽收藏明本，含義不同。兩者相距約二百五十年，有些明本在范欽時是普通書，對黃丕烈來說已為比較珍稀的版本。
范欽和黃丕烈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藏書家，二者的藏書理念有根本差異，前者更注重書籍的文本內容，後者更注重書籍的實物形態，或者說更重視書籍的物質性或文物性。黃丕烈藏書樓一名“讀未見書齋”，“未見書”就是指書的稀見性，實際上就是文物性。大概從明代開始，蘇州地區的藏書家逐漸重視書的文物性。至明中葉，文物性藏書形成風氣，深刻地影響了藏書史的發展。
一、書籍的物質性與藏書家的分類
人們讀書，主要讀的是書的文本內容，而文本相對於其物質載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換句話來說，對於同一種書來說，不管其內容是呈現在石頭、竹簡、紙卷還是電子屏幕上，都是一樣的。這導致人們常常忽略書籍的物質性，忽略書籍的實物形態。
對於藏書史或藏書家的分類，傳統藏書史論著多受洪亮吉的五等之說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卷三云（圖3）：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流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3]
洪氏將藏書家分為五等，即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和掠販家，後代學者如葉德輝、譚卓垣、王紹曾等多在此基礎上修改立說[4]。中國傳統學術多不重視邏輯性和系統性，洪氏所分五等藏書家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首先，考訂家、校讎家只是學術研究領域或方法不同者，與藏書家並無直接關係，比如考訂家中所舉錢大昕、戴震，能否稱藏書家還是問題。收藏家比藏書家範圍還要大，有點名實不副。掠販家只是書商，放在這裏顯得不倫不類。只有賞鑒家一詞有些價值，可是跟其他四家並列一起，價值也難以彰顯。其次，將五類性質不同的人隨意分別等級，品評高下，缺乏依據。比如將書商列在最末等，甚至直斥之為“掠販家”，只能說明洪氏未能擺脫流俗對商人的輕視。實際上，書商對古籍流通貢獻良多，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至於將收藏家、賞鑒家與考訂家、校讎家放在一起比較高下，同樣也沒有依據。此外，洪氏對宋本、元本等善本書的買賣似乎抱有很深的偏見，故將買者和賣者分別列在第四等和第五等，給予極其苛刻的評語。這說明他不懂實物版本，不關注書籍的實物形態，對書籍的文物性缺少切實體驗，無法全面理解宋元本的價值。其實這也是許多學人常有的偏見。
從書籍的實物形態出發，關注古籍的文物性，我們可以發現，根據是否注重書籍的文物性，可以將藏書家分為兩類，一類注重文物性，另一類注重文本內容，不太考慮文物性。以此來反觀洪亮吉的所謂五等藏書家之說的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謂掠販家是書商，其目的並非收藏，不應該列入藏書家，可以不予考慮。所謂考訂家、校讎家，都是注重文本內容的一派，至於用文本作什麼研究，考訂、校讎、編纂還是其他，自然都是可以的，那已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收藏家裏，洪氏列舉了范氏天一閣、吳氏瓶花齋、徐氏傳是樓，賞鑒家裏列舉了黃丕烈和鮑廷博。洪氏對賞鑒家的定義是重視宋本、重視刻書年月，而不太關注內容，這與文物性是相通的，故此說頗有價值，但他對這幾家的歸類卻有些混亂，天一閣固然是注重內容的，傳是樓卻是非常注重文物性的，只看一下黃丕烈題跋中屢次提及就可以明白，今存《傳是樓宋板書目》一卷，即黃丕烈士禮居抄本。
將藏書家分為文本性和文物性兩類之後，我們對藏書家、藏書史等相關問題會有新的認識。比如關於藏書家的定義，學界似乎尚無比較明確的標準，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提出三個基本條件，藏書數量較多、品質較高和對藏書有一定的應用[5]。實際上其定義仍然比較含糊，只有第一個條件，藏書數量，范氏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參考標準：“比如，漢代以前只要收藏數百卷圖書即可稱為藏書家；而魏至唐代，應達千卷以上；宋至清代，應達數千卷，甚至萬卷以上；近現代則應有數千冊，甚至萬冊以上始可視為藏書家。”[6]如果說這個標準在文物性藏書出現以前還基本可行的話，在明中期文物性藏書出現以後，問題就比較大了。比如，一個萬曆時期的讀書人，收藏一萬卷書並非難事[7]，如果一個收藏了一萬卷普通本（比如建陽本）經史、類書以及小說的人，與一個收藏了五百卷宋版書的人，誰更有資格稱藏書家呢？一般來說，後者無論從金錢還是精力上，都比前者花費要多出不少；其專業性也更強，因為收藏宋版不僅需要足夠財力，還要有一定的專業鑒別能力，嘉靖、萬曆時期宋版偽造問題已經很突出了。顯然，後者更有資格稱藏書家。實際上，范氏對藏書家的定義可能已經影響到了他對藏書家的搜集整理工作。比如明嘉靖時期無錫的大收藏家華夏，藏有宋以前版本古籍四十一部，並且留下了目前所知現存中國藏書史上第一部善本書目《真賞齋賦》，完全有資格稱藏書家（詳下文），《中國私家藏書史》卻失收了。
縱觀藏書史，我們還可以發現，自從文物性藏書出現之後，隨着時代的發展，文物性藏書家在藏書史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最後幾乎成為唯一的藏書家類型。在明代文物性收藏剛出現的時候，文本性藏書的范欽和文物性收藏的華夏都是藏書家。到了晚清民國，幾乎每一位有名的藏書家都是以文物性藏書成名，藏書家的名錄裏只收藏當代普通書的藏書家幾乎看不到了。
當書籍出現的時候，文本性藏書應該就隨之出現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而文物性藏書卻是在書籍史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之後，直至明代才形成風氣，此後迅速發展，成為藏書史的主流。因此，梳理對書籍文物性的認識的歷史變遷，對藏書史研究顯得尤其重要。
二、書籍文物性之觀念史
在雕版印刷出現以前，書籍的複製和流通只能通過抄寫，收藏書籍比較困難，大多數藏書家注重的都是文本內容，很少關注到書籍的文物性。由於藏書不易，這一時期私人藏書往往不如政府完備。文獻中涉及書籍物質性、文物性之處偶有所見。西漢初年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集了許多古書：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8]
其中“先祖舊書”應該是帶有文物性質的古書，而“善書”當是最早的與現在所用“善本”概念相近的詞。劉德將民眾獻上來的古書精心抄寫一份還給獻書者，而自己留下“真”本，也就是古本，說明劉德看重的不僅僅是書籍的文本內容，甚至更看重其文物性。
西晉秘書監荀勖所編中央官府藏書目錄《中經新簿》多涉及書籍的裝幀如“盛書有縑帙、青縑帙、布帙、絹帙”[9]，及書籍的紙張（包括竹、帛）、字體如“有緗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10]。大概因記載書籍實物形態較多，而對文本內容不夠重視，《中經新簿》被《隋書·經籍志》批評“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這些對書籍的描述主要是物質性方面，或者還包含了藝術性方面的字體，但是否屬於文物性，還不好確定。《隋書·經籍志》記隋煬帝時之書：“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11]可知其書為卷軸裝，用卷軸的不同材質和顏色區分不同品質的書。這種制度被唐代繼承和發展，開元時期集賢院御書：“經庫書，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12]以不同顏色的卷軸、絲帶和牙籤（書簽）來區分經、史、子、集四部之書。這些是對書籍物質性形制的描述，尚未涉及文物層面。《隋書·經籍志》記隋平陳後所得書：“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13]雖然從實物形態的角度批評所得藏書的紙墨和書法都差，但仍然精心整理，作為“古本”收藏，說明已經具有文物意義。這大概是因中央政府藏書可以大規模謄抄複本，因此可以把原本作為“古本”收藏，一般藏書家很難具備這種條件，因此很難說這時候形成了將書籍作為文物收藏的理念。
雕版印刷出現並逐步盛行以後，藏書家越來越多，以書籍為文物的觀念也有所發展。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寫建炎元年（1127）攜各類藏品南下，因攜帶不便，依次捨棄之藏品為“書之重大印本者”、“畫之多幅者”、“古器之無款識者”、“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14]，在書籍、字畫、器物各類收藏中，書籍是價值最低者，故先棄之。但值得注意的是，監本書（國子監刻本）順序在多幅畫和無款古器物之後，說明監本書價值更大。古器物應是文物，則監本書價值尚在文物之上。當然，北宋國子監刻本多正經正史，是很多學者的必備書，李清照更看重的也有可能是書籍的文本價值，不一定是其文物價值。至建炎三年洪州之變，建炎元年攜帶之書多被丟棄，所剩者為：“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15]如果說“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為李清照常讀之書，所重可能為文本內容的話，那麼“南唐寫本書數篋”所注重的大概就是書籍的文物性了。南唐寫本書，距李清照已近兩百年，在歷經兩次事變、丟掉了大部分藏品（包括大多數字畫和古器物）之後，李氏仍然藏之書篋，與其夫趙明誠視若性命的十餘件三代鼎彝巋然共存，可見即使在文物中，也是價值最高的一類。
李清照、趙明誠夫婦生於北宋書香之家，才學冠絕一時，皆好典籍，趙明誠又為宰相之子，時代、家世、學識、興趣、財力五者齊備，其古籍收藏條件可謂一時之選，故可得南唐寫本書數篋。自南宋以降，五代以前寫本收藏之事幾成絕響。洪邁之家世、宦途尚在李、趙之上，而所藏中津津樂道者不過舊監本《周禮》而已[16]。尤袤、陳振孫為南宋一代藏書大家，所藏最古本亦不過舊監本、古京本一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九經字樣》云：“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17]所謂舊監本、古京本，當皆為五代國子監刻本。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版本在其藏書中具有文物意義。其藏書中幾乎看不到五代以前寫本。即使五代刻本，也僅有寥寥數部，在其藏書中所占比例很低。
南宋藏書家著錄的少量五代刻本，自元代以後，幾不可聞。元以後藏書史上所見最古之本大多皆為宋本，直至清代，極少例外。宋代私家藏書目錄尚有晁公武、尤袤、陳振孫三家存世，元代卻無一家流傳至今，給研究帶來了很大不便，好在元人收藏過的一些善本書流傳了下來或在文獻中留下了記載。如趙孟頫曾收藏過兩部名聲很大的宋版書《漢書》和《六臣注文選》，後者有趙氏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楮銀鉤，若與燈月相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18]以“玉楮銀鉤”形容此書的紙張和書法之美，顯然關注的是其實物形態，而非文本內容。作為一部一兩百年前的古書，注重其實物形態，自然也有了文物的意義。《天祿琳琅書目》在此跋後評曰：“孟頫此跋作小行楷書，曲盡二王之妙。其愛是書也，至足以助吟興，則宋本之佳者，在元時已不可多得矣。”[19]末句點出此書的稀見性及其文物價值。至於宋版《漢書》，趙孟頫將其小像繪於卷首，可見其寶愛尤在《六臣注文選》之上，入明後王世貞以一處莊園購得此書，可見其價值之巨[20]。趙孟頫重視宋版書的文物價值（包括藝術價值），將其與名家法帖等量齊觀，還有一佳證，即其所書《汲黯傳》，乃從宋刻本臨出[21]（圖4）。趙孟頫這種作法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當時一般藏書家而言，藏書中的刻本除了當代元刻本，就是前朝的宋刻本，這種普通的宋刻本（尤其是建本）與趙氏所藏《漢書》《六臣注文選》是不能比的，一般還不會把它們看得太過珍貴。因此，以賞鑒的態度來看待宋刻本、將宋刻本當作書畫一樣的文物，這種風氣尚未形成。
以上主要考察了自漢代至元代藏書家有關書籍物質性、文物性的觀念演變歷史。唐以前書籍很少，藏書家也很少，只有零星記載。北宋藏書家眼中的文物性書籍是南唐寫本，至南宋，五代刻本也夠文物標準了。而元代以後，宋本成為最高標準。自漢至元，後一個時代基本上看不到前一個時代的文物性書籍，幾乎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使前朝藏書化為烏有，後一代只能收拾前一代的殘餘，至於前一代的文物性善本，基本都看不到了。如南宋人於五代寫本、元人於五代刻本，皆是如此。只有元代以後，才改變了這一狀況，宋刻本成為此後歷代皆可觸及的文物性善本，直至今天。這與宋刻本時代更近、數量更大有關，更與歷代藏書家的精心搜集珍藏分不開。
三、明代出現的新型藏書家
此時經過元末戰亂，加上書籍流傳中的自然淘汰，明代宋刻本越來越少，所隱含的文物價值在逐漸提高。明代的文化中心在以蘇州等地為核心的江南地區，新的藏書風氣在蘇州出現得比較早。早在明初，就有顧瑛、俞貞木等藏書家收藏古書。如顧瑛（仲英）：“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蓄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22]顧瑛在購買“古圖籍彝器”時，還能鑒別真偽：“（顧瑛）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既吳人嗜好，多以贗往，英自謂能辨。”[23]這裏鑒定真偽不太清楚是否包括古籍，但將古籍與字畫、鼎彝放在一起，顯然是文物性藏書。不過這時候藏書家還比較少。
俞貞木藏書之風影響到了沈周[24]。文徵明在為沈周（1427—1509）所作《沈先生行狀》中云：“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25]其中“古圖書、器物”並列，與顧瑛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沈周與朋友對待書籍的方式，“撫玩品題”，與欣賞古器物、字畫無異，這就是對書籍、對珍貴的宋刻本的鑒賞。這種賞鑒注重的是書籍的實物形態，而非文本內容，就像趙孟頫以宋版《六臣注文選》“助清吟之興”一樣。這種用來鑒賞的宋版必須紙墨、刻印皆精，就像《六臣注文選》之“玉楮銀鉤”，可以“與燈月相映”。
沈周鑒賞書籍的行為並非個例，而是和他的朋友們形成了一個文化圈，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其子沈雲鴻也是這樣的：“江以南論鑒賞家，蓋莫不推之也。”[26]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都是沈周鑒賞圈子裏的同道。王鏊家藏宋本甚精，如《玉臺新詠》[27]、黃善夫本《史記》（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史記》王延喆跋）、《舊唐書》等。其所藏宋版《舊唐書》，即明嘉靖聞人詮刻本底本來源之一。年輩稍晚一些的都穆（1458—1525）也是鑒賞派的主將，他曾為王獻臣所藏岳珂舊藏古本《國語》品題作跋云：“御史王君敬止（王獻臣）得之，出以相示。觀其刻畫端勁，楮墨精美，真古書也。予嘗訪御史君，每一披誦，則心目為之開明。”[28]從這條題跋可以看出其鑒賞的具體內容，“刻畫端勁”指的是書籍的字體特徵和刻印情況，“楮墨精美”則評價紙墨，最後是優良的紙墨和精美的書法帶來的鑒賞快感：“每一披誦，則心目為之開明。”重點關注的是書籍的實物形態以及由此帶來的賞心悅目體驗。其所謂“古書”，正是文物之謂。
文徵明（1470—1559）繼沈周、吳寬、王鏊而起，亦為藏書大家，其玉蘭堂藏宋版精品甚夥，如《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圖5）、《東觀餘論》、《劉子》《漢雋》（以上藏上海圖書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抱樸子內篇》（以上藏遼寧省圖書館）、《陸士龍文集》（今藏國家圖書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今藏上海圖書公司）、《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容齋三筆》《六臣注文選》《蘭亭考》[29]等。其藏書印有“江左”、“竹塢”、“停雲”、“玉蘭堂”、“辛夷館”、“翠竹齋”、“梅華屋”、“梅溪精舍”等，這些鈐印多有鑒賞之意。文氏為吳中風雅領袖數十年，其影響廣泛而深遠。
嘉靖二十八年（1549），無錫巨富華夏（1494—1567）[30]（圖6）請豐坊為其藏品作《真賞齋賦》（其《真賞齋圖》為文徵明所繪），其中收錄宋以前古本四十一部，與字畫、碑帖並列。從“真賞齋”之名即可看出其鑒賞之意。《真賞齋賦》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文物性善本的目錄，部分書有簡單解題，如《史通》《玉臺新詠》著錄藏印“建業文房之印”及版本“南唐之初梓”；《三禮圖》《五經圖說》著錄版本“北宋之精帙”；《九經》著錄收藏者“俞石磵（俞琰）藏”及題跋者“王守溪（王鏊）跋”；《三國志》著錄作“大字本，淳熙乙巳刊於潼州轉運司公帑”；《花間集》作“紙墨精好”；《寶晉山林集拾遺》作“八卷，孫米憲刻”；《東觀餘論》作“樓攻媿等跋，宋刻初拓，紙墨獨精，卷帙甚備，世所罕見”等。最後總結道：“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31]強調流傳有緒，真實可靠。大多解題也都側重鑒賞，突出書籍的文物價值。華夏這批文物性善本藏書受到了王鏊、文徵明等人的影響，如其所藏《九經》有王鏊題跋，其所藏《蘭亭考》為文徵明舊藏[32]。顯然，在藏書方面，華夏跟二人屬於同一個圈子。
《真賞齋賦》堪稱歷史上第一部以書籍文物價值為主的、重點描述書籍實物形態的、真正的實物版本目錄，雖然收書數量不多，且與字畫合而未分，但其性質與此前書目皆異，在藏書史、版本學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清代嘉慶年間，大藏書家黃丕烈請顧廣圻為其撰《百宋一廛賦》並親自作注，著錄所藏宋本並有解題，其意即效法《真賞齋賦》並有所發展。而黃丕烈正是藏書家和版本學中鑒賞派的代表，是實物版本學的開創性人物。
江南的藏書風氣逐漸向全國蔓延。嘉靖四十四年（1565），嚴嵩被籍沒，籍沒清冊被整理為《天水冰山錄》一書，內開列大量籍沒物資，其中抄沒的圖書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實錄並經史子集等書》（圖7），與價值較高者如金銀器、古銅器、石刻法帖、絹帛、字畫等並列，列出詳細書目，共收錄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冊，其中宋版四十部、八百九十三冊，元版十二部、一百九十一冊，明初版三部、一百三十四冊，新版兩部、八百二十一冊，抄本實錄五百七冊，其他抄本及未著錄版本者數十冊[33]。另一部分為《應發儒學書籍寺觀經典》（圖8），與價值較低的應變價銅器錫器、應變價筆墨硯池文具等並列，無書籍細目，只記作：“經史子集等書，計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以上發各儒學貯收。道佛各經訣，計九百一十四部套，以上應發各寺觀供誦。”[34]嚴嵩的兩部分藏書涇渭分明，第一部分是文物性藏書，以宋版為主，包括部分元版及抄本等稀見版本。第二部分是文本性藏書，是平常用來閱讀的書。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兩類藏書性質的差異。
（图7 严嵩藏本书）
（图8 严嵩藏普通书）
大致自嘉靖時期開始，從文物角度收藏宋本已經形成風氣。而嘉靖時期，也正是翻刻宋版的高峰期，刻書從字體到版式乃至整個版刻風格刻意模仿宋版中最流行最精美的浙本。藏書界對宋版的追捧，正是翻刻宋版的動力。因真宋版存世越來越少，一般士大夫買不到也買不起，所以就做出翻刻宋版這樣的仿品來滿足需求。更有甚者，直接用仿品偽造成真品以謀取利益，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燕閑清賞箋·論藏書》對此有比較詳細的描述[35]。
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專注於收藏以宋版為代表的文物性善本的新型藏書家群體形成。自嘉靖以降，朱大韶、項元汴、王世貞、毛晉等人都是這一類型的藏書家。傳統注重文本內容的藏書家則以范欽、晁瑮、祁承㸁等人為代表。范欽天一閣藏書以當代刊刻的實用書籍為主，大量搜集明代地方志、科舉錄（圖9）以及政書類書籍，故其藏書以嘉靖本為最多最有特色。晁瑮寶文堂與天一閣藏書性質相近，也多為當代刊刻書籍，同樣收藏了大量明代地方志，甚至還有一批專供科舉考試使用的舉業類書籍。祁承㸁澹生堂藏書也以實用為主，收藏大量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與天一閣十分相似。祁氏的藏書理論著作《藏書訓略》第一節雖然題目為《鑒書》，但卻與鑒賞派注重書籍實物形態完全不同，《鑒書》中提出的“審輕重、辨真偽、核名實、權緩急、別品類”全部是針對書籍文本內容的，與專注於宋版等珍稀版本的賞鑒派差異十分明顯。
入清以後，新型藏書家自錢謙益、錢曾、季振宜、徐乾學、孫從添，至黃丕烈而集大成。黃氏自號佞宋主人，藏書樓名百宋一廛，無不顯示出對宋版的崇尚。在注重書籍實物形態的同時，黃氏還致力於文本校勘，揭示以宋版為代表的文物性善本在文本內容方面的特點。於是黃丕烈這一類型的藏書家逐漸成為主流。至晚清四大藏書家，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陸氏皕宋樓、丁氏八千卷樓，無一不是黃氏百宋一廛之流裔。民國時期的大藏書家也莫不如此。至於收藏普通書籍的文本性藏書家，其藏書要麼隨身而沒，要麼不受關注，在藏書史上色彩越來越淡。
四、結語
回過頭來再看前面提到的黃裳與黃丕烈藏書的異同。從文本性藏書和文物性藏書兩種基本類型看，兩者無異都屬於文物性藏書家。不論是黃裳對黃丕烈的熟悉、對黃跋的刻意模仿，還是黃裳津津樂道的來燕榭所藏以天一閣舊藏、澹生堂舊藏等為代表的舊刻舊寫本，這些書雖然在明代比較平常，但在黃裳時代卻無一不是珍稀版本、無一不是文物，這些都顯示出黃裳是一位文物性藏書家。
書籍本身具有文本和實物兩種屬性，對古籍而言，就是文本性和文物性。將藏書家分為文本性和文物性兩種基本類型，是為了便於更好地認識藏書家和藏書史，並進一步對書籍史和版本學等相關學科產生有益的影響。實際上，在文物性藏書出現之後，兩種類型的藏書家大多數情況下是有交叉的，大多文本性藏書家都會渴望得到文物性的善本古籍，而大多數文物性藏書家也要讀書、也重視書籍文本內容，只不過限於各自偏好、條件，各有偏重罷了。
[1]黃裳《夢雨齋讀書記·序》，嶽麓書社2005年版，第2頁。
[2]關於二人這段公案，可參見曹旅寧《黃永年與心太平盦》卷二《黃門公案》，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4頁。
[3]（清）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葉一，清刻本。
[4]王餘光《藏書家、文獻家與文獻學家》，載《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第11期。
[5]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修訂本），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頁。
[6]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修訂本），第7頁。
[7]（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頁。
[8]《漢書》卷五十三，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10頁。
[9]（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百六葉八，清嘉慶鮑崇城刻本。
[10]（宋）高似孫《緯略》卷八葉九，清道光金山錢氏《守山閣叢書》本。
[11]《隋書》卷三十二，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08頁。
[12]（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九，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舊唐書》卷四十七，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082頁。
[13]《隋書》卷三十二，第908頁。
[14]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頁。
[15]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第180頁。
[16]（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之《容齋續筆》卷十四，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94頁。
[17]（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頁。
[18]（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頁。
[19]（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三，第76—77頁。
[20]（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二，第22頁。
[21]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載《新美術》2009年第4期。
[22]（明）顧瑛撰，（清）鮑廷博輯《玉山璞稿》附《傳》，清知不足齋抄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索書號平圖013307-013309）。
[23]（明）劉鳳《續吳中先賢贊》卷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5冊，第189頁。
[24]俞貞木有門人陳繼，沈周祖沈澄曾師事陳繼，沈周又曾從陳繼之子陳寬學，見陳冠至《明代的蘇州藏書——藏書家的藏書活動與藏書生活》，2002年臺北明史研究小組出版，第100-101頁。
[25]（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4頁。
[26]（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卷二十九，第650頁。
[27]（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三，第87—88頁。
[28]（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一葉五，明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號08121）。
[29]《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容齋三筆》《六臣注文選》《蘭亭考》四書，見前引《天祿琳琅書目》卷二、卷三，第39—40、51—52、82—83、93—95頁。
[30]王照宇《明中葉古書畫鑒藏家華夏家系考》，《中國美術研究》2018年第3期。
[31]（明）豐坊《真賞齋賦》葉五至七，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寶晉山林集拾遺》“孫米憲刻”，《藕香零拾》本誤作“孫光憲刻”，據上海博物館藏《真賞齋賦》原件照片改正。
[32]（清）于敏中等著，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二，第93—95頁。
[33]《天水冰山錄》葉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四，清乾隆至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34]《天水冰山錄》葉二百五十一。
[35]（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箋》卷十四葉五十三至五十四，明萬曆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19495）。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三辑下（凤凰出版社），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开升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