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至高的清贫（序言）
至高的清贫（序言）
文｜阿甘本
译｜蓝江
本研究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研究修行的典型案例——来构建生命-形式[1]（form-of-life），也就是说，一种与形式紧密相关的生命，可以证明形式与生命须臾不可分离。从这个角度来看，本研究首先面对的是规则和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界定了一种装置，即僧侣们通过这种装置，来实现他们共同生活的理想。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仅仅在于——研究诸多清规戒律和禁欲方式，研究修道院和钟楼，研究孤独的祈愿和合唱的仪式，研究兄弟般的劝诫和残酷的刑罚，为了从罪恶和俗世中获得拯救，他们借此来构筑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恰恰相反，首先要理解一个辩证法问题，它奠定了两个词语规则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这个辩证法十分深奥玄妙，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在很多时候，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一的关系：“生活或规则”（vita vel regula），根据《教父清规》（Rule of the Fathers）的序言，或者用圣方济各的话来说“圣方济各会的规则和生活如下……”（Regula non bullata, 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 minorum……）。
然而，这里最好不要太在意vel和et两个词在语义上含混，相反，需要将修道院看成被两种彼此对立又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力度彻底贯穿的力场。在它们的彼此张力关系中，出现了某种新的闻所未闻的东西，即生命-形式，它不断地接近于实现自身，又不断地错失了自身。修行的新意并不在于将生活和规范融合起来，或者事实与正确之间关系的新的变格。相反，那是一个非思（unthought），甚至在今天变得无法思考（unthinkable）的连贯性层面上的等同关系（identification），这就是vita vel regula（生活或规则）, regula et vita（规则与生活）, forma vivendi（生活形式）, forma vitae（生命形式）等一些非常难以命名句式，在这样的句式中，规则和生活都丧失了我们所熟悉的意义，而同时指向了第三样东西。我们的任务恰其是揭示出第三样东西。
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若要让第三样东西出现并得到理解，似乎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并不是诸如誓言和职业操守这样的，对现代人来说属于必须坚持的司法装置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教会史上绝对处于核心地位，而现代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仪式。僧侣们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用那些半裸的女性人物和攻击隐居圣安东尼的无形怪兽中所描绘的那些诱惑，而是期望在总体的无止尽的仪式或圣职（Divine Office）中形成的生活。于是，本研究一开始是想通过对修行的分析来界定生命-形式，而如今不得不应对一个未曾预见的，至少在表面上意想不到的一项误入歧途且与此毫不相干的任务，即责任（ufficio）考古学的任务（研究成果将会用另一本书来出版，标题为《主业：责任考古学》）。
这里只有对这个范式的初步界定——这个界定既是本体论的，也是实践性的定义，同时是存在与行动，神与人的交织，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教会不停地塑造和阐释这个范式，首先是《使徒宪典》（Apostolic Constitutions）中不太清楚的规定，再到（13世纪）门德主教纪尧姆·杜兰[2]（Guillaume Durand）的《圣理宗规》（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和（1947年）通谕《天人中保》（Mediator Dei）中十分严谨的节制——实际上可以让我们非常贴近也非常遥远地理解这种体验，这就是生命-形式。
如果只能通过坚决反对仪式范式，才能理解修行的生活形式，那么对于本研究而言最大的考验就是对12-13世纪的一种精神运动的分析，而这种精神运动在方济各会中达到顶峰。他们不再从教义和教规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层面上来界定他们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在修行历史上在各方面都至关重要，在方济各会中，强大与羸弱，得与失都达到了最强的张力程度。
所以，本书最后用对圣方济各的讯息的解释，以及圣方济各的清贫和使用（use）的理论来结尾。一方面，过于成熟的传记和太过宏大的圣徒传文字，用有些疯癫（pazzus）和愚蠢的人行面具，或者新基督的不那么人性的面具遮蔽了这一理论。另一方面，在教规和教会的历史范围下，仅仅局限于圣方济各的讯息的阐释，更多关注的是事实，而不是其理论含义。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触及到的东西或许就是方济各会最宝贵的遗产，西方必须回来面对这个遗产，并将其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如何思考生命-形式，一种完全脱离于对法律的理解和对身体和世界的使用的人的生活，这种使用绝对不能实体化为占有关系。再说一遍：认为生命绝对不能视为财产，只能看成一种公共之用。
这个任务需要对用的理论进行详细的考察——西方哲学甚至没有考察过用的理论最基本的原理——从此向前，需要批判操作性和治理性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在不同的伪装之下，不断地决定着人类物种的命运。这个任务就是《神圣人》（Homo sacer）最后一卷的任务。
[1] 需要注意的是，在阿甘本这里，带连字符的form-of-life（意大利语forma-di-vita）,和不带连字符的form of life（意大利语forma di vita）是有区别的，带连字符form-of-life即阿甘本强调的不同于规则，也不同于生命的第三样东西，我们翻译为生命-形式。而不带连字符的form of life只是形式和生活的综合，翻译为生活形式——中译注。
[2] 纪尧姆·杜兰（1230-1296）也被成为门德的威廉·杜兰（William Durand of Mende），是法国教规和礼拜仪式的作家，也是门德主教——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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