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 | “20歲有個一夜成名的機會，你要不要？”
編者按：
《奇葩說》最近有個有趣的辯題，引發了廣泛熱議——“20歲有個一夜成名的機會，該不該要？”
正方辯手的觀點是：“學會與名聲相處，是每一個現代人的基本素養。如果今天一個20的少年來問我一夜成名的機會該不該要？我會說，你別問我該不該，問問自己敢不敢。不要害怕高處不勝寒，你只有站在那個巔峰，才能一覽眾山小。”
反方辯手認為：“真正讓你被認可的不是名氣本身，而是你贏得名氣這一路的作為。”“顯得偉大固然很燦爛，但成為偉大是說，扎扎實實地為自己的人生去努力、去奮鬥、創造過成就，哪怕沒有那麼耀眼，沒有那麼有名望，依然是值得過的。”
古今中外，人類對於名望、機遇的渴求，一直未曾消減。然而名利是把雙刃劍，命運改變的同時，還會帶來種種挑戰與風險。如何智慧地看待名與利，把握住屬於自己的人生機遇？我們聽聽南懷瑾先生的深刻洞察，希望對你的人生有所啟發。
在這裡有些人也學佛，一講起來，不曉得多清高，對於世間一切都沒有留戀，都看得空空的，那我請你到香港、美國、北京去玩玩，好不好？世間沒有意思，你以為他真空了，灰心。他不敢，可以跳出紅塵，不敢入紅塵，不能做菩薩，菩薩可以跳得出來，下地獄，我要救眾生地獄怕什麼，髒歸髒，亂歸亂，髒亂一樣很好，難啊！
所以要認清楚這個道理，等於經常有些同學告訴我：「老師！我不要名，不要利。」我就瞪起眼睛，我說：「我一輩子，就想要名要利，就是要不到，名利不來找我，我沒有辦法。」
你們動不動不要名不要利， 名利對你們有什麼關係，名利是完成一個事業的工具，你沒有這個工具你做得到嗎？你不要被名利所困住，那才叫不要名不要利，這些讀書人就犯了一個毛病，我的句子經常罵人的，既要清高又怕窮。要清高就不要怕窮，怕窮就不清高，既要清高又怕窮有什麼用。
——《南禪七日》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臺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臺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臺與下臺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做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臺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倖政。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
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臺，不喜，三次下臺，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臺，應該的，你交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臺，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
——《論語別裁》
《易經》上告訴我們兩個重點，科學也好，哲學也好，人事也好，做任何事，都要注意兩件事情，就是“時”與“位”，時間與空間，我們說了半天《易經》，都只是在說明“時”與“位”這兩個問題。很好的東西，很了不起的人才，如果不逢其時，一切都沒有用。同樣的道理，一件東西，很壞的也好，很好的也好，如果適得其時，看來是一件很壞的東西，也會有它很大的價值。
居家就可以知道，像一枚生了鏽又彎曲了的鐵釘，我們把它夾直，儲放在一邊，有一天當颱風過境半枚鐵釘都沒有的時候，結果這枚壞鐵釘就會發生大作用，因為它得其“時”。還有就是得其“位”，如某件東西很名貴，可是放在某一場合便毫無用處，假使把一個美玉的花瓶，放在廁所裡，這個位置便不太對。
所以“時”、“位”最重要，時位恰當，就是得其時、得其位，一切都沒有問題。相反的，如果不得其時、不得其位，那一定不行，我們在這裡看中國文化的哲學，老子對孔子說：“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蔂以行。”機會給你了，你就可以作為一番，時間不屬於你，就規規矩矩少吹牛。孟子也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也是時位的問題，時位不屬於你的，就在那裡不要動了，時位屬於你的則去行事。
——《易經雜說》
人誰不好名?看好在哪裡。一個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要歷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好名看什麼名，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麼用?真的大名，要對歷史有貢獻，就太難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麼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且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
真瞭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平實，很本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分地企求。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只問自己，具備了多少?充實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內省的修養方面，只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論語別裁》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
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
《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
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的，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孟子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