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司马迁身世之谜
| 时间：2011-05-15 来源：历史春秋网 作者：吉春 |
现在讲《司马迁之谜》。司马迁太伟大了！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被人们称为“史圣”。他如此伟大，又是故乡人，多年来我抱着敬慕之情，阅读《史记》，了解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目的是学习他那发愤著述的可贵精神。让我们解开司马迁生平中的疑团，讲义共分五部分：第一讲司马迁身世之谜；第二讲司马迁南游入仕回乡之谜；第三讲司马迁李陵案报书卒年之谜；第四讲司马迁亲人后裔之谜；第五讲司马迁祠墓碑文著作之谜。先说：
第一讲司马迁身世之谜
一、司马迁祖先之谜
远古时期“颛顼帝命南正重掌管天事，北正黎掌管民事。唐虞时代，重黎的后嗣仍然担任这种职务，直到夏商二代，所以重黎氏世代主管天地。在周代，程伯休甫是重黎氏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的后裔失去主管天地的职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襄王的时候，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晋中军隋会逃奔秦国，而司马氏转入少梁。自从司马氏一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就分散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一支，做过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因传剑术理论而显名，蒯聩是这支的后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同张仪争论，于是秦惠王命他为将伐蜀，攻下之后，就做了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随事武安君白起。少梁这时已改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来和武安君都被赐死在杜邮，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名叫昌，做过秦的铁官，正当秦始皇的时候，蒯聩的玄孙司马昂，做过武信君的部将而巡察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昂被封为殷王。汉伐楚的时候，司马昂归顺于汉，将他的封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无泽，无泽为汉长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死后，都葬在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从唐都学天文学，从杨何受《易》学，从黄子研究道家学说。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担心学者不了解学术宗旨而固执谬论，于是论六家的要旨。太史公掌管天官的职务，不理民政。有个儿子名迁。”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的。
《元和姓纂》中说：“司马，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父为司马，克平徐方，赐以官族。在赵者曰凯，以传剑论知名，蒯瞆其后也。在秦者司马错，孙靳，靳孙昌，生无怿，无怿生喜，喜生谈，太史公，生迁，汉中书令。”
1989年4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我编著的《司马迁年谱新编》中有：
司马迁世家表
司马迁世家表
表一、重黎至司马迁
重 黎
（南正） （北正）
：
程伯休父
（周）
：
： ； ：
错 凯 喜
（秦蜀郡守） （赵、传剑） （卫、中山相）
： ： ：
口 蒯聩
： ：
靳 昭预
（白起部将） ：
： ：
口 宪
： ：
昌 卬
（泰主铁官） （殷王）
： ：
无泽 钧
（汉市长） （征西将军）
： ：
喜 量
（五大夫） （豫章太守）
； ：
谈 俊
（太史令） （颖州太守）
： ：
迁 防
（中书令） （京兆尹）
：
懿
（晋宣帝）
从此表可以看出，司马迁祖先属于在秦的司马错一支。
二、司马迁生年之谜
关于司马迁的生时，国内外已存在“六种”不同的说法，需要逐一分析，得出一种正确的生时来。
1、生于汉景帝前元四年戊子（公元前153年）之说。此说见于清代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他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纪元前104年）迁之年盖已五十”。再没有进一步说明其根据。因此，这种说法不便成立。
2、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之说。
此说最早见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案：“迁年四十二岁”。
清代梁启超在《史记解题》中说：“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以此推算，则知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
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原注：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荀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元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王国维肯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是对的。
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日本泷川资言的《太史公年谱》，苏联史学界，等等，大都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3、生于汉景帝后元元年戊戌（公元前143年）之说。
此说见于清代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他主张“太史公生于景帝后元年。”但没有任何具体的依据。
4、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之说。
此说为郭沫若、刘际铨（即李长之）等主张。这种说法在国内是从1955年发起的。
郭沫若在1955年6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文中论驳了王国维“三讹为二”等三个问题之后，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司马迁的生年是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今年是他的诞生二千零九十周年，而不是二千一百周年。”
刘际铨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的文章。他列举了“早失二亲”、“报书时间”、“从安国向故”、“郎中”、“谈任职”、“谈临死”、“向挚峻劝进”、“郭解被杀”、“李广自杀”、“案迁年四十二”十条论点，繁琐地进行了推测。
王达津在1956年3期《历史研究》上再发表了一篇《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后》，完全赞同“建元六年”之说。他又列举了“二十而南游江淮”、“向故于孔安国的年代”、“史公年止四十二”等论点，进行了具体推断。
唯145年和135年两说争论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本来，一九五六年是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苏联史学界在这一年举行了纪念大会。我国史学界这一年也曾积极筹备，共襄盛举，不料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主张135年之旧说，认为若开会纪念，“还要推迟十年”，因此纪念会终未开成。国际影响太大了！这不能全怪郭沫若，争论归争论，但纪念会是应当开的，开起来也可以平心讨论嘛。我翻过一些资料，郭沫若的135年说，开始是采用日本桑原臧《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当时一九二二年左右，他旅居日本，桑原的文章正是这时收入《东洋文明史论》的，一九三六年他将此观点写入《司马迁发愤》一文。日本文学博士桑原氏的135年说，仍是依据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的那段话。桑原认为《正义》中“四十二”的“四”字，也许是“三”讹为“四”了，后便为作“四”字。从中国字的“三”和“四”两字，根本不可能讹得这样大异的。我的看法是，包括王国维的“讹说”在内，都带有牵强附会的想法，不能成为考证的依据，是不可信的。
为了驳斥郭沫若、刘际铨、王达津的“建元六年”之说，随后程金造发表了《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一文。他从三家注上具体论述了“从裴氏集解诠释本文说，是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作史记。从正义诠释集解以明本文之义说，是司马迁年四十二岁时，适值太初元年，而始作史记。要从太初元年上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这是照正义说推算的。”并不是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又从司马迁见郭解的时间上证明“'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这正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若使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元朔二年时方九龄，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心理活动的。”
郑鹤声在《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系统具体地对郭、刘的“建元六年”论进行反驳，坚持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的立场。
在国外，最早主张“建元六年”说的，是日本桑原藏在1928年后发表的《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一文。他的唯一理由，和王国维的解释相反，认为正义之“四十二”，“四”字也许是“三”伪为“亖”，而后遂写为“四”字了。日本山下寅次《史记编述年代考》，亦主此说，又以“早失二亲”为由，认为“二十六丧亲，这是'早失’二字才适合。”正如郑鹤声反驳的，“因为我国丧礼，父丧称为孤子，母丧称为哀子，父母俱丧故称为孤哀子，但并没有年龄的限制，一岁丧父母如是称呼，六十岁丧父母，也是如是称呼。…………所谓'早失’，自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
5、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公元前129年）之说。
此说见于张维骧《太史公疑年考》。他认为：“司马迁生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卒后元元年癸已，年四十二岁。”理由是：《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这属张氏理解上的偏误，程金造已驳过了，无需再言。
6、生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公元前127年）之说。
此说见于康熙翟世琪《重修太史庙记》。该碑文引用华山方道士的话说：“司马迁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卒于丙寅九月初四日”。这是没根据的说法，不值一提。
上述司马迁生年的六种说法，已经略论过了。大家可以初步看出，司马迁生时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是比较可信的，其他五种说法均不能成立。
如今，施丁在《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一文中说：“日本南化本《史记》'年三十八’，就是一条可贵的证据。《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八（日本，1961年发行）写明了年'二十八’的'二’，南化本是'三’；并对此作了说明：“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与《正义》说同，今本《史记》三讹为二。”“这样看来，景帝中五年说，比之建元六年说，可靠性就大多了，虽然还难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确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把握。”（见《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这一极为可贵的发现，填补了王国维推断之不足。这样，确证了《索隐》和《正义》都是根据《博物志》来注释司马迁生年的，“年三十八”和“案迁年四十二”是注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回事。从此，便不存在“十年”之差的繁琐争论了，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可以定论！
1993年8月20日下午，我拿了两本拙著《司马迁年谱新编》，到韩城矿务局招待所212房间会见日本著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水泽利忠先生。我翻开拙著第103面让他们看“如今，施丁在《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一段文字：水泽利忠先生非常高兴！他手指“日本南化本《史记》'年三十八’，就是一条可贵的证据。《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八（日本，1961年发行）写明了年'二十八’的'二’，南化本是'三’；并对此作了说明：“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与《正义》说同，今本《史记》三讹为二。”几行字，频频点头同意此论。
三、司马迁生地之谜
司马迁的生地，亦有几种说法。从大的方面来看，即为“山、陕”之争。从小的方面来说，有高门、龙门寨、芝川、华池、夏阳城内之争。
先说“山、陕”之争。
《三秦记》：大禹凿开龙门，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能通车马。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一年之中，登上龙门的鲤鱼，不超过七十二条。刚一登上龙门，就有云雨跟随着它，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就变化成龙了。这就是“鲤鱼跳龙门”故事的由来。
自大禹导河，将龙门山凿为两段之后，其东在山西省河津县北，其西在陕西省韩城市北，而黄河从中间下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由于“龙门”地跨两域，造成山、陕争司马迁这个伟大的名人。
《康熙韩城县志》白鄂海说：“韩城为古少梁地，山川清淑之气，锤灵毓秀，自太史司马子长入少梁，后之奇杰挺生者，代不乏人，盖关中名区也。”张延枢又云：“吾邑本少梁地。秦更名曰夏阳。其间山环水带，嵚崟蜿蜒，盖鹑首奥区也。而司马太史公生少梁之龙门。”康行僴又云：“龙门北望洪河吐吞，神哉禹功乎！而其南则高门，司马子长故里也。岿然祠墓，云木苍茫，盖大文千古矣。”明代张士佩《太史公世系考》云：“子长自云生龙门，而河津名龙门，争子长为其乡人，闻者惑焉。故余检子长《自叙》而碑之，使观者目奔秦及入少梁字，则知争者误也。”
什么是“目奔秦及入少梁字？”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这样四段话：“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从这四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线索：一是司马氏后代枝派这个线索，司马迁明显属于在秦（今陕西）住的司马错这一枝，而不是在晋、卫或赵的那些枝；二是地理名称这个线索，司马迁顺序讲了“少梁”、“夏阳”、“华池”、“高门”、“龙门”等地名，成为一个统一体。《集解》云：“少梁，故梁国也。秦灭之，改名少梁，后改名夏阳也。”《韩城县志》载：“少梁在芝川北，今有东少梁、西少梁二村”。从地理、地名上不难看出，山西河津并无少梁古址，又无华池、高门村名；而陕西韩城在魏时的名称就叫少梁，至今仍有少梁古城遗址东、西少梁村庄。更明显者，今韩城县嵬东乡既有华池村，又有高门村，而且是村连村，地连畔。公元前327年（秦惠文王十一年）时，少梁被更名为夏阳，属冯翊郡，到了隋、唐时代，把夏阳改名为韩城。从韩城县的历史沿革和《史记》而论，说司马迁出生在夏阳（今韩城）是合乎史实的。
从上边两部分言论可以看出，山西河津争司马迁为其乡人没有具体的根据，而陕西韩城说司马迁为其乡人则证据确凿。“少梁”、“夏阳”、“高门”皆在龙门山南之韩城地区，且司马迁的祖先都葬在“高门”、“华池”。
近年来又出现了黄乃管先生的《司马迁出生在今山西河津县说》刊于《晋阳学刊》1983年6期。此文的三个观点皆不能成立。一说“历史上的龙门指现在的山西河津县”，这就带有偏面性。众所周知，“龙门”是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的交界处，怎么能抢为一家所有呢？二说“迁生龙门是指河津县西辛封大队一带”，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史记·太史公自序》，河津西辛封一带是找不出少梁、夏阳、华池、高门等地名的。三说“对迁生韩城县的各种说法的质疑”，只提出“龙门寨”和徐村住有同、冯两姓的问题，这也是不应该质疑的。
再评韩城境内的几种说法。
司马迁的故乡在汉代为左冯翊夏阳县，即今陕西韩城市，这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承认。但是，具体出生在哪个村镇？史家学者却有五种说法：一、郑鹤声认为司马迁生在芝川镇（《司马迁年谱》）。胡佩苇、季镇淮和郭维森同此说。二、王国维认为司马迁诞生地在华池（《太史公行年考》。三、康行僴认为司马迁诞生地在高门（《康熙韩城县志》）。四、贺俊文采访得知“司马迁故里龙门寨”（载《文物天地》1982年第6期）。徐兴海、王重九、樊仰山等赞同此论。五、呼林贵认为司马迁诞生在夏阳城内（《司马迁生葬地新探》，载《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
主张司马迁诞生在芝川镇的学者，主要的依据是：“司马迁的墓和祠堂”在这里。司马迁的祠和墓虽然建于芝川南边的土岗上，但这不等于他就出生在芝川镇。从司马迁祠的六十多块碑文看，没有一处提到司马迁是芝川镇人。而恰恰相反，多处碑记言道司马迁在高门原上。例如明代万历年张士佩的《汉太史公世系碑》内有“今高门村西南冢犹称马家冢。”又如宋代靖康四年《芝川新修太史公庙记》有“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韩城，寻遗访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遗像”的记载。这“少梁之南芝川之西”的位置，就在高门原上。《韩城县志》记载司马迁故里在高门。因而，迁生芝川之说不够确切。
主张司马迁生在华池的学者，理由是司马靳“葬于华池。”但华池是司马迁的一个远祖的墓地，唯有“迁生高门”之说证据充实。这不仅有太史公本人的史书为凭，而且这儿还有文物作证。司马迁在《自序》中写着他的四世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父司马喜“皆葬高门”。这个“皆”字很能说明问题。高门与华池，是两个相邻的村庄，至今连畔种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门俗名马门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又云：“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七里。”（原注云“七十里”，实为数字颠倒）这样相近的村庄，想必在司马靳去世之后，司马昌就由华池搬到高门村居住了。从现存的文物看，至今嵬东乡东高门村洞门上仍有“太史故里”四字，西高门村东南有并列的司马先茔双碑，碑上写着“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茔”，都与《韩城县志》记载相符。《韩城县地图》标有北高门、西高门、东高门三村，按旧时风俗四门来说，今缺南高门村。传说司马迁原生于南高门村，元代大地震时，南高门震陷，司马迁后代迁往续村，后来人讹传，称为徐村。
“夏阳城内”之说，是呼林贵在《司马迁生葬地新探》（载《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一文中才提出来的。呼文提出的第一个依据是“今座落在芝川镇瓦头村原和吕庄北原上的故城遗址即是秦汉时期的夏阳县城址”，此说不对，与史书记载的位置不符。司马迁在《史记》中两次写明“少梁更名曰夏阳”。《史记》三家注、《韩城县志》等均载明“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阳”，讲的都是'更名’”，并非移城。因此，“夏阳城，初建于秦惠文王十一年”是毫无依据的。况且河水的流向、丘陵坡地建城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呼文提出的第二个依据是“昌、无泽、喜均应是夏阳地方的官吏，生前居住在城内，死后即葬在附近”。关于司马昌的官职，《史记》载“昌为秦主铁官”。《汉书》“昌为秦王铁官”。“秦主”也好，“秦王”也好，都是秦朝的大铁官，不可能是“主管夏阳治铁的官”。关于司马无泽的官职，《史记》、《汉书》均说“为汉市长”，并不是“夏阳市亭”的“长官”。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先廉曰：“百官表，长安四市，有四长。”季镇淮《司马迁》一书说司马无泽“在汉初为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这才是正确的解释。关于司马喜的官职，《史记》、《汉书》均书为“五大夫”。按《汉书·景帝纪》云：“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这样，司马喜肯定是六百石以上的“长吏”大官，不可能象呼文说的“五大夫是一般的官职，故不会是长安的高官”。呼文的第三个论点是“高门很可能就是夏阳故城北边的一个城门名”。这完全是一种臆造。如果是夏阳城北边的门，那应当叫“北门”。《史记》、《汉书》言司马迁的几个近祖“皆葬高门”，绝非葬于城门上，显然指的是地名。明代张士佩《韩城县志》引《水经》云：“韩有高门原，《太史公自序》亦云：父祖皆葬高门，高门今尚以名里”。很明显，汉时已称“高门里”，和“显武里”等汉简是相同的。至于呼文所说龙门寨“迄今并未发现秦汉时的遗迹”，是不顾已有汉砖等文物证明的说法。
“河山之阳”指什么地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中称的“河山之阳”，从大的地形来说，是指龙门古渡之南黄河之西的广大韩原；从小的地形来说，是指芝川镇西边的高门原，它在嵬山之东南，这是东眺黄河、西邻嵬山、宜耕宜牧的富饶之区。
司马迁是几时“耕牧河山之阳”的？郑鹤声在《司马迁年谱》一书中，从司马迁三岁至五岁（即公元前144年至公元前141年）均写有“耕牧河山之阳”之句。我认为，这不太符合实际，二、三岁的小孩哺育期，不可能耕种土地和牧放牛羊的。懂事较早的孩子，一般要学会耕牧，起码在五岁以上。司马迁的“耕牧”时间，我探讨是在五岁至十九岁（即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127年）之间。
司马迁的父亲是几时到京城任职的？前面说过，《自序》载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确切地说，司马谈是在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到京城任职的。
司马迁当时没有随父进京。我认为司马迁没有立即随父进京。司马谈这时到京城做官，是初次任职，他不可能马上把司马迁一家带去，这是很自然的，他必须等到他在长安站稳脚跟和分配好住处之后，才能回来把全家接去。再则，司马谈的远祖“世典周史”，只因中衰，他们才暂时以耕牧为业，他的父亲司马喜还是五大夫呢，家居农村，但仍算是“书香”之家。他们对五、六岁的司马迁的学习是很重视的。这时，司马迁已进小学读古文了，没有结业，不可能马上随父进京。
司马迁在家乡上小学有根据吗？有。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又据老年人反映：过去华池有“司马书院”，还发现有残碑、木匾，仅剩下“司马书院”等字。古文“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这是《索隐》引用刘伯庄的说法。我认为，除刘说的这三本书外，还应该包括《尚书》。
在司马迁十三岁（公元前133年）时，其父司马谈乘传于关中求古诸侯之史记的。东汉卫宏在《汉旧仪》中记载：“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太平御览》卷335引）葛洪的《西京杂记》卷六也作了这样的记载。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以为：“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则卫宏说非也。或本作二十，误倒为十二，又讹二为三欤？”王说是推断，没有根据。我认为，卫宏之说是可信的，因为他是汉代人，史料和传闻较为可靠。司马迁这次是随父访古的，乘传协助父亲收集古籍遗闻的，故《自序》中未记载。“传”，指传车，即汉代官吏坐的一种马车。“乘”，是乘坐的意思。
司马迁究竟在夏阳高门故乡“耕牧”了多长时间呢？是哪一年搬往京师呢？从《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以及有关史料来说，我认为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家乡耕读的，十九岁才正式长住京师。为什么要定十九岁这一界限呢？原因有如下四点：
其一，根据“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和“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两句话判断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己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三家注这三句话时，仅言及地点和书名，没有涉及司马迁耕读的年限。
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司马迁十岁前在家乡读书。他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五年乙巳，十岁。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能诵古文。”
郑鹤声先生自定司马迁六岁后住茂陵诵读。他著的《司马迁年谱》在“中元六年丁酉（公元前一四四）二岁”后，标明“耕牧河山之阳”。并说：“是则河山之阳，即河曲也。太史令，武帝时置，景帝时司马谈尚未入仕，当系家居。其家世虽代掌天官事，然本以耕牧为业，故迁《自序》如是。”《年谱》中“三岁”至“五岁”，均书“耕牧河山之阳”。而在“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一四Ｏ）六岁”，“（一）父谈仕为太史公。”“（二）迁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案：迁自父谈未仕以前，乡居龙门，以耕牧为业，至父谈为太史公，乃随至京师长安，住茂陵。后从名儒孔安国等问故，至十岁而能诵古文显矣。”《年谱》在“七岁”至“十九岁”的十三年中，均书：“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
李长之先生说过：“《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此话十分中肯。只有将《自序》和《报任少卿书》参合起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可能产生断章取义和顾此失彼，矛盾而无法解释。
上述王国维、郑鹤声两位学者对司马迁耕读年代地点的推测，仅据《自序》而言，忽略了《报任少卿书》中写“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正如班固所言，司马迁是一个“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良史之才。从《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来看，司马迁对自己的经历的记述，和对别人一样，也是秉笔实录的。
其二，根据司马迁见游侠郭解的时间和地点而定的。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公元127），徙郡国豪杰及资产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当时，游侠郭解也在被徙之列。大将军卫青认为郭解家贫不够条件。汉武帝却说一个民人能使将军讲情，他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从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举家入关中。由于郭解的家人杀了人，武帝下令通缉郭解，解闻讯逃往夏阳，安置了家小，只身经临晋（今大荔县）过黄河奔太原。元朔三年，郭解被捕遇害。《史记·游侠列传》说：“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行，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己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司马迁赞叹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程金造评论这段话认为：“这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心理活动的。”按照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元朔二年司马迁刚好十九岁。郭解没有到过长安。司马迁十九岁时见郭解，并详细地知道此人是个小个子，不喝酒，不骑马，面貌没有中等人好看，不怎么会说话。从“长无乡曲之誉”可以看出，郭解逃到夏阳县城，住在离城很近的高门的司马迁肯定“好奇”地去见大侠郭解，并与其交往，或帮助安置好家小，等到武帝派人赶到夏阳追捕郭解时，郭解已只身逃临晋了，很可能司马迁与郭解交往而受到了指责，落了不好的名声。于是，就立即进京，住在其父司马谈的官府里，“二十而南游江淮”去了。司马迁十九岁在夏阳故乡见郭解，并与交往，结果遭到乡曲人们的非难，这正好证明司马迁十九岁前仍在家乡过着耕读生活。否则，司马迁早在京师，他是不会见到郭解的，也不可能对郭解了解得那么详实。
其三，根据司马迁问故孔安国的时间分析的。
其四，根据司马迁故乡当时的育才能力而推测的。
从大禹凿龙门之后，韩城的文化便发展了。在战国时，出了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这个人叫卜商，即子夏，他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最能发挥《春秋》之精义，当了魏文侯的老师，教衍西河，培育了不少知识人才。这在《史记》和《水经注》中均有记载。西汉时代，韩城的文化发达了，单从司马迁的近祖来说，司马无泽是长安的一个市长，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谈为太史令，文化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司马迁“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至今，韩城高门原上的华池村，存有“司马书院”遗址，并有残碑为证。就当时的师资、办学水平来看，培养司马迁“古文”英才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司马迁十九岁前是在夏阳高门故乡耕读的。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劳动，加之二十岁以后游历各地，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熟悉了民情风俗，体验到被压迫人民的痛苦，这是《史记》具有人民性思想的直接来源。
这篇《司马迁十九岁前在夏阳故耕读浅探》完成初稿后，韩兆琦教授推荐在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影响颇大。
那“年十岁则诵古文”便是在家乡了？是在家乡。《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业。”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诵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劾举。汉代小学课程是注重识字的，司马迁之初学时代，亦应如此。《自序》中“年十岁则诵古文”这句话，观口气，是小学考试毕业、成绩优异而高兴的样子。诵，是背诵，熟读成诵的意思。
司马迁在十九岁之前还在家乡耕读千真万确。你们读过《报任安书》吧，我看有些人疏忽了书中的两句话，这就是：“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羁，指马笼头。不羁，是无笼头的马。这里指少年的司马迁，小学毕业了，远离父亲的管束，象脱缰之马那样，放荡不羁。第二句的意思是，长大了，在乡村没有好名声，得不到人们的称赞。请能深刻认识“长”、“乡曲”三个字。这就是我的可靠依据。
下一讲“司马迁南游之谜”。谢谢大家！
（作者系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世界作家协会中文分会副主席兼陕西省主席、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顾问、韩城矿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