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胜强：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
甲骨文中的“蜀”字，具有多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孙海波先生在《甲骨文编》(中华书局增订本1965年版)中列出20种;80年代初，高明先生在《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列出4种，80年代末，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中列出9种。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曰：'娟娟者蜀。’”
孙海波先生释蜀为地名(《甲骨文编》)，徐中舒先生释为方国名或人名(《甲骨文字典》)。释蜀为地名或方国名，是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但具体地所指却存在着较大分歧。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商时代四川与中原地区不可能发生联系，故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地在山东，“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陈梦家先生认为在山西南部，“故城在今新绛西”。还有认为在殷之西北等等。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先生则认为在川西高原至成都平原一带。
除甲骨文之外，文献资料中最早见到的蜀是《尚书・牧誓》中随周武王伐纣的“友帮冢君”蜀。王世舜等学者在注释中也认为蜀在今四川成都一带。长期从事《尚书》研究的李民先生也明确指出：“蜀，方国名，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及岷江上游。今四川广汉一带发现三星堆青铜文化遗址，属古蜀文化。”周武王在誓师中的第一句话就说：“狄也，西土之人!”这足以说明蜀是在西方而不可能在东方。不少学者都认为晋南是商族的发源地，商族东迁之后，尚有部分留在原地，并与商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殷商时期的黎就是商在晋东南的一个重要属国，是殷商抗击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前哨阵地。周文王时欲向东方发展，也首先必须征伐黎国，因此随同周武王灭商的蜀也不可能在晋南，而只能在西土四川。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山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虽然说的是后来蜀最强盛时期的疆域，但也说明了夏、商、周三代时期蜀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重要成果涌现，其中不乏商周时代的遗迹遗物。1957―1958年，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县)水观音寺遗址出土有铜饰件和镞、戈、矛、钺等铜兵器，发掘者认为这些铜器是商至春秋时期的遗物。1959年四川彭县蒙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铜容器8件，兵器13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已觯被认为属于商器。徐中舒先生对二觯研究后认为：“此铜器群中杂有殷代遗物，而此诸殷器又不属于同一氏族同一年辈之物，则此诸殷器必为战利品，或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殷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证。”从1980年开始，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在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周长达6000米的宽大的堆土城墙，出土了大量具有浓郁特色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骨角器等遗物。人们认识到三星堆遗址不是一处普通的邑聚，而是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一处中心都城，即古蜀国在夏商时代的都城。
2001年春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村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发现发掘了大量遗址，出土了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器等大量珍贵文物。金沙村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且相距不远，它们之间必定有内在联系。俞伟超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或稍后的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古代王国的都城，那么在三星堆遗址衰落以后兴起的金沙村遗址，就极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城衰落后成都地区新出现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就使人们对蜀文化特别是它的早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过去的流行看法是，像湖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古代中原文化不会与之有什么联系。特别是四川，从来以山水险阻著称，文化似乎只能是封闭的。现在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当地与中原间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有时还明显是畅通的。”从而使更多学者接受了徐中舒等先生的观点，蜀地望问题应当已成为不争之论。
许多学者还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及甲骨文资料探讨了蜀文化及蜀与殷商的关系，并取得许多可喜成果。20世纪50年代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2期)、《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1期)，7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0年代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冯汉骥先生的《西南古奴隶制王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90年代宋治民先生的《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世纪初孙华先生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就是这些成果的代表。
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四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最近在四川新繁水观音寺及忠县合甘井沟遗址和墓葬里出土的陶器和铜兵器，这已经是金石并用的时代了，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颂》是春秋时代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氐、羌服属于商，当为其世代相传的旧说。当时氐、羌所在，可能已西达巴蜀。新繁出土的陶簋、陶豆和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出土的后期黑陶，从形制上观察，可以说是一系的宗支。铜兵器的戈也和殷代相同。虽然从殷墟流传到西蜀，时间上有先后但也不能相距过远。《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参与，《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际，巴蜀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现已得到地下资料证明了。”
林向先生也曾指出：“蜀文化是在夏商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地方性文化，它们之间经常的政治、经济交往是不容置疑的……商代的蜀人已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人口密集、建筑宏伟、有城墙围绕的城邑，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与殷商文明又有紧密的联系，其发展水平决不亚于同时代的东夷文明与商之南土。”
这些是关于蜀文化和蜀与殷商关系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基本是赞同的。但有一点所不同的是蜀和中原的联系，在殷商时代还不能说是“紧密”，应当说还是比较松散的。现从甲骨文资料分析中说明这一观点。
有关“蜀”的甲骨卜辞，最早董作宾先生统计有11条(《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版);后来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统计有42条(《殷墟卜辞综类》，北京中国书店翻印1979年);，在纪念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时候姚孝燧先生列出了67条(《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其中还包括仅有一两个字无法确定其内容的卜辞。现选具有代表性、内容比较完整的20条如下予以分析说明。为印制的方便，对疑难的甲骨文字都用现代汉字代替。甲骨卜辞大都选自《甲骨文合集》，简称《合》。
(1)口寅卜，壳贞：登人征蜀。(《合》6858)
(2)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合》6859)
(3)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0)
(4)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2)
(5)……允……它蜀……(《合》18080)
(6)……伐……蜀……口……(《合》33083)
(7)……于蜀(《合》6866)
(8)……在蜀(《合》20584)
(9)……无祸在蜀(《合》20598)
(10)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合》21723)
(11)辛酉卜，录贞：至蜀无祸。(《合》21726)
(12)甲寅卜，臣子来蜀。(《合》22374)
(13)癸巳卜，贞：旬在蜀。(《合》33141)
(14)……蜀御事。(《合》5563)
(15)癸卯卜，贞至蜀我有事。(《合》21730)
(16)……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屯南甲骨》866)
(17)辛巳，贞：毕于津于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
(18)贞：蜀受年。(《合》9774)
(19)贞：蜀不其受年。(《合》9774)
(20)贞：蜀不其受年，二月。(《合》9775)
上列20条卜辞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1)至(6)条是记述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第二类，(7)至(14)条是记述殷商之间的联系;第三类，(15)至(20)条是记述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
第一类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1)、(2)和(6)卜辞中的“征蜀”、“伐蜀”是显而易见的，“登人”意为征集兵员进行伐蜀。(5)中“它蜀”的“它”含有祸害侵犯之意。(3)和(4)则记载商在蜀地还要打击(敦)岳人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伐土方、羌方、日方、人方等方国部族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规模也更大。据姚孝燧先生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粗略统计，有关征伐或敌对行动的卜辞，对土方的有90余条，对工口方的多达240余条。特别是武丁时期一次反击土方、工口方进犯的战争，卜辞材料记载从某年的11月开始，到次年10月仍在进行商王武丁数次征集兵员，并派自己的妻子妇好率大军出征，自己还亲自出征。到再次年的3月，土方和工口方同时发动进攻，夺邑落、耕田、人口，形势紧张。商王再次征集兵员进行反击，战争异常激烈，直到第四年的3月战争仍在进行。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4年，商王多次征集兵员，说明商王与这些部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战争。而甲骨文中征伐蜀的战争，仅8例而已。
甲骨文中关于“蜀”的记载
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呼”、“令”、“从”某方国部族征伐另一方国部族的记载，如：
呼吴取夷。(《戬》7、1)
呼雀伐犹。(《龟》2、15、11)
令趾它羌方。(《合》6623)
王从戬伐土方。(《后》上17、5)
王从望乘伐下危(《粹》1113)
吴、雀、趾、、戬、望乘都是当时的方国部族，它们之中也有曾与商为敌而发生战争的，但在被商王朝征服后成为商的藩属，并奉商王之命或在商王的率领下去征伐夷、犹、羌方、土方、下危等部族。蜀与商曾发生过短期的战争，但并不见蜀曾参加商王朝对其他部族征伐的记载，这就说明蜀既未形成对商的重大威胁，成为商的主要战争对象，也没有加入商王朝的战争同盟。商蜀之间在开始接触时曾有战争，以后则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再也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类，殷商和蜀之间的联系，“在蜀”、“于蜀”、“至蜀”和“蜀御事”，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殷人到蜀地还要进行凶吉祸福的占卜，(9)、(10)、(11)即是这种占卜的记录。不仅殷人到蜀地去，蜀人也到殷商京畿来，(12)当是这种记载。据统计这一类的卜辞共有35条，占全部有关蜀的卜辞一半以上。
三星堆神庙复原图，两个祭祀坑中的出土文物，过去可能都是悬挂在宗庙中的（金磊磊/绘）
第三类，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殷人到蜀地还要举行祭祀，(16)、(17)都是举行祭祀的记载。(18)、(19)、(20)三条是卜问蜀地能不能“受年”，亦即能不能获得丰收。殷人祭祀卜问“受年”的对象，除泛指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外，具体指的常是“王妇”、“王子”等人的领地，而被卜问的方国部族则必须是亲信盟友，如：
甲寅卜，古贞：妇井受黍年。(《粹》879)
贞：自受年。(《库》308)
已巳卜、洹贞：羽不受其年。(《合》9790)
丁亥卜、洹贞：木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唯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敦受年。(《合》9783)
井、自是商王的妻妾，羽、木是王子，唯、敦是方国部族。蜀能够成为殷人卜问受年的对象，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但数量并不多，也仅3例而已。
青关山遗址，可能是三星堆的宗庙，它也被誉为继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之后的最大考古发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蜀和殷交往的卜辞数量虽多为战争，但与其他一些方国部族如、攸、雇、雀等比起来就少得多了。另外，甲骨文中有大量记录商王向方国部族索取和方国部族贡纳的记事文字，如：
呼取郑女子。(《殷缀》276)
取竹刍于丘。(《粹》819)
先致五十。(《殷粹》137)
自光致刍五十。(《珠》620)
虎入百。(《合集》9272)
竹入十。(《乙》4525)
郑入二十。(《乙》5407)
郑、竹、先、光、虎等方国部族，向商王贡奉(致、入)女奴、奴隶(刍)、龟甲等。在1976年发掘的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一件石磬，其上刻有“妊竹入石”，另一件玉戈刻有“卢方皆入戈五”，是方国部族向商王贡纳的实物资料，与甲骨文资料记载正可相互印证。甲骨文中不见有蜀入贡的记录，文物考古资料也未见蜀向商王纳贡的实物，说明双方可能不存在贡纳的关系。
杨升南先生在讨论商代的方国部族与商王关系时曾指出：“商代的诸侯有一定的地域，有军队，也有自己的管理系统，是个带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在他们的封域内，商王可以行使各种权利：他们的军队要服从王室的调遣;在经济上要贡纳包括谷物在内的各种物品。因此，无论在领土主权上、军事上、经济上，对商王而言其独立性都是不完整的。商王对诸侯如同对王室的臣僚一样，可以随意'令’'呼’其完成各种使命。古文献中称他们是王室的'外服’贵族官吏，即商王的'在外之官’，是接近历史事实的。”蜀既不承担贡纳义务，军队也勿须服从商王室的调遣，因此蜀虽然与殷商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友好的也是较为平等、较为松散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商周之际的风云变幻中，蜀也不会轻易的脱离殷商王朝而依附于新兴的周势力，加入到武王伐纣的行列中。真正与殷商关系密切的方国部族，在殷纣灭亡之后还参加武庚的叛乱，以至使周公东征三年，“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蜀地虽然距中原遥远、道路难行，但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了交往，开始双方曾有小规模和局部短期的战争，之后则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也正是由于路途的遥远，这种联系当时还是较为松散的，各自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这种联系和交往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发展，特别是蜀文化在殷商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在祖国大西南地区的一个起源中心。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先生所指出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一直不断吸收着中原青铜文化和周围其他文化的因素，“但在长达几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群山环塞的地理环境和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原早期王朝的中心和经略范围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使得四川盆地青铜文化自产生以后一直保持其自身特色，基本上没有发现文化传统的中断和转移”。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宋治民先生曾指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文明起源的地区受各种条件制约，也不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文明起源的地区。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发展的必然，但这个发展受到了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和刺激，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考古学地下发掘出土的资料证明，也得到了甲骨卜辞资料的证明。
郭胜强，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