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漫主义”：一种文学创作范式的萌生
“新浪漫主义”：一种文学创作范式的萌生
焦敬敏[[1]]
21世纪已经悄然而逝二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也在作家们的默默耕耘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新气象。从小说的创作来看，无论是乡土小说还是城市小说，对人物、情节的把握都更为纯熟和丰富，重叙事与反叙事的、纯抒情与反抒情的、多思辨与重情节的……多种文学创作范式相互交织、交相辉映。其中，大放异彩的是苦难叙事，不管是城市苦难还是农村苦难，还是农村人进入城市的苦难，苦难大行其道，占据文学大屏幕的显要位置，抢夺着人们的眼球。与苦难相对应的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挟裹着人们身体中涌动的各式欲望，在感官刺激中让人蠢蠢欲动、目不暇接。
相对于“苦难”与“欲望”的五光十色，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探索就显得苍白乏力。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复杂多元心态的揭示，对人们心理症侯的悲悯与关怀，对人类建构精神家园的向往与努力，对人们关照精神的渴望的揭示与共鸣，对人类终极精神走向的思考与探究……这些重要思想维度与精神价值在小说艺术表达中的缺席使得现今小说创作在奢华、多元、丰厚的表层热闹之下，实际上却为内在肌理的单调、粗糙与贫瘠。
并且，在艺术表现层面上，自1990年代之后，随着先锋文学思潮的渐渐低落，众多先前还热衷于艺术形式探索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此后的文坛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一家独秀。社会世俗化的土壤催生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发酵与膨胀，大众化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更推动着“现实主义”的生长与繁盛，创作主体在文学市场化、商品化的现实面前被动接受乃至推波助澜，都更助长了小说的世俗化、大众化，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蔚然成风，成为众多作家趋之若骛的奋斗方向，甚至进一步成为衡量作家成败与否的重要指标。但是，这无疑是在推动文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对文学走向偏颇的另一种伤害。当今小说的创作整体上缺少艺术形式技巧的探索与实验，朝着平面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愈走愈远。通俗无可厚非，但也只是文学发展之一翼，而非全部。文学还是应该朝着多元的角度与方向发展，艺术的典雅与思想的深度也不应被完全忽略。
难能可贵的是，在完全一边倒的“底层”、“苦难”、“欲望”的呼声中，“新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初露新芽。其萌生时间大约为21世纪初，代表作家有王安忆、须一瓜、徐东、王华、张翎、严歌苓、王宏图、苏德、夏商、张生、陈谦等。代表作品有张生《白云千里万里》，徐东[[2]]《诗人街》、徐东西藏系列小说（以小说集《藏·世界》为代表），王华[[3]]《雪豆》、《家园》、《傩赐》、《花河》、《花村》、《花城》，王宏图《别了，日耳曼尼亚》，张翎《交错的彼岸》、《羊》、《邮购新娘》，陈谦《下楼》、《特蕾莎的流氓犯》，严歌苓《扶桑》、《无出路咖啡馆》等。
严格地说，“新浪漫主义”还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思潮，而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范式被探索被实验。几位代表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交流，也并没有统一宣言或者成立社团之类，但是其文学创作在某几个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从而形成了文学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与实验的共识，他们的创作相互呼应，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新浪漫主义”不至于被淹没于“现实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新浪漫主义”在思想内涵上，注重对人类精神层面的表现与挖掘，力图再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多元现状，深挖精神层面的症侯与困境，并对人类精神的终极走向进行思考与探索。在着重文化批判与心理剖析的同时，展开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努力。
王宏图[[4]]《别了，日耳曼尼亚》以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与冲击在两代人心灵上所激起的涟漪为中心辐射开来，迷惘与救赎，生命与死亡，迷失与归途……都囊括在对生命形态的艺术描绘之中。这与张翎[[5]]《交错的彼岸》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以“双城”视野去关照人性，在城与城的对照与互补中透视文化的本质。
诗，不是生存的必需品。诗人，在当下社会总会遭遇一种尴尬
的情境：以世俗化的标准来衡量，诗人往往无权无钱，难入成功者之列。然而诗人又多自命清高，以高蹈的精神俯视众生。诗人的存在是这个浮躁时代的不和谐音，诗人具有被人忽视的神圣使命：警醒人们去注意生命的本质、尊重生命的本真。只有具备安闲自在的心境方能去写诗，只有“坐看云起”的生命状态方能跟诗产生联系。徐东的《诗人街》塑造了众多诗人，展示了多重丰富的生命样态。《诗人街》在城市文学中独树一帜，以叙事之“轻”与意蕴之“重”的巧妙交织，完成一次成功的文学创作实验。《诗人街》中的多重生命形态或者说生命完成自我的方式，超越了常规世俗生活，背叛了传统礼教与儒家道德伦理、只追求生命的纯粹与自由，这些生命在徐东充满想象力的笔下飞翔，吟出一曲曲生命的赞歌。那些看似奇怪的人物、貌似精神不正常的“神经病”、离经叛道的悖逆之举，从生命的层面上来看，并无不妥，反而是挥发着生命的力量与自由。宣扬了生命本质的多元与丰富，摒弃了文化与礼教对生命的束缚，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层面。诠释了作家尊重生命、热爱生活、对人类与生命悲悯的情怀。
这种叛逆礼教张扬生命本真的思想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徐东《诗人街》里的蜗牛、小青、张叶、老武、康桥等人看似叛逆不羁、怪诞乖张，但内里却呼应着庄子的生死齐一、魏晋嵇康阮籍刘伶王子猷等人的旷达洒脱、《红楼梦》对生命形态的尊重与悲悯。
上古先贤庄子曾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反对礼教，倡导生命求真。庄子觉得儒家满嘴仁义道德全是虚伪，并且礼教法度应顺时而变，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庄子在《天运》一文中提出“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 周鲁非舟车与? 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阮藉在母亲过世后，别人都想看他如何悲哀，悲哭便为孝，是礼仪要求。可是阮籍偏偏不哭，人们都骂他不孝。但是当他葬母之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6]]《诗人街》中塑造的教别人写诗的李多多、推销诗集的余发生、深信魔法能改变人生的许可、抛妻弃子追求另类人生的李更等人身上无不浸透着庄子的思想，以及任性不羁、放达洒脱的魏晋竹林七贤等人的影子。
庄子有着超凡脱俗的生死观，认为死亡只不过是人的生命形态的重新组合而已。庄子丧妻“箕踞鼓盆而歌”。刘伶出门时，让仆人拿铁锨跟着，如果他喝酒喝死，便就地掩埋。安琪（徐东《诗人街》）买下一块墓地，是为了对抗活着，她实在无处可去，又不想继续待在房间时，便去墓园静静待上一阵子。在墓地，她思考爱人、人生，思考了爱与自我的矛盾与统一，爱涵括自我，又排斥自我。即使在爱中，自我与爱人也是有距离的，也必须有距离，才能真正去爱。墓地使安琪沟通了生与死，墓地这个有着浓郁死亡气息的地方反而使人深刻领悟生，墓地的意象饶有意趣、耐人寻味。
在《家园》中，王华用艺术和审美的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迥异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家园》中人与动物与大自然相依相存，和谐共生，成为最为原始最原生态最理想的生存图景。安沙人眼中的死亡是天堂。“安沙人把死看成是生的一个起点站，在他们眼里人生不过是一段旅程，走完旅程就是胜利，胜利了，就该回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死，对于安沙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正是这样一种生死观，才使安沙活出了一种安静祥和。才使他们越接近死亡心头越是温暖如春。”
王华《家园》中把性爱当作平常事、美好事，不应引以为耻：“夏天男女光天化日赤身裸体在河里洗澡不是羞耻，男人抱着自己老婆干那事被别人碰到也算不上羞耻。反过来，如果你看到一水湾赤条条白鱼一样的女人，或者你走进谁家的门正碰上谁跟他老婆在床上做那事，就赶紧扭身离开，别人就要羞你了。问你做啥呢？你咋就见不得人了？”这是超越文化、尊重生命并以生命为本源的野性思维，作家籍此来张扬人类的旺盛生命力，及超阶级的人性与人类之爱。通过安沙这一个自然原生态村庄的塑造，王华着力表现古典的自然的原始人类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对腐化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恐惧，具有一定的批判力度。徐东《藏·世界》中也渗透着男欢女爱最为自然美好的观点，“男人和女人，要是谁喜欢谁，想要在一起睡的话，天上的太阳和地上的石头也都当没看见。”王华想象出的世外桃源“安沙”（《家园》）不把钱当回事，笑鱼随手就把百元大钞给人。徐东构设的“诗人街”里老樊提倡简单生活，书吧只留一本书，只卖白粥。笑对功名利禄，简单对抗世俗。这都是对庄周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庄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无所谓好或不好，不同的参照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而所有的比较，例如美丑、大小、善恶甚至生死都可以互相转化。徐东《诗人街》中蜗牛因为“慢”而成为明星，饱获名利之后，蜗牛受到世俗生活的影响迷失了自我，又“快”了起来，因此又失败了。蜗牛是个现代人，他的生活也是现代化的，他的发迹成功无不印证着今人的生活逻辑。然而，蜗牛故事的内在深刻哲理，却印证着庄子的大小美丑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观点。蜗牛失败的根源也是因为他的生命本质受到世俗的蛊惑，偏离了生命的原点。徐东《诗人街》中借舒那的口说出的有无之辩是对庄子思想的现代版注解：“一无所有的话我会为你高兴，在我看来，一无所有使人的生命会散发出一种别样的光辉，而充满了优越感的成功人士只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妒忌！在这个世界上你获得的财富越多越成功，就会有越多的人对你所取得到的一切感到不满，因为你占据和阻碍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人性被商品化、物质化深深压抑的今天，《诗人街》张扬出生命的本真风采，在浑浑浊世注入一缕清新微风。
除了在思想内涵上，注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艺术层面，注重对艺术形式与小说技巧的实验，努力创造出独属于自己、其他作家所没有、烙有深深自我生命印痕的作品，表达手法上具有着创新意义与独特性。
陈谦[[7]]对抑郁症似乎有种偏爱，《下楼》、《莲露》、《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等篇都着重表现抑郁症，实际上对都市人内心深层的情感现状予以审视和剖析。短篇小说《下楼》把嫁给中国人的美国老太、洛克菲勒女儿、“我”这个父亲在文革自杀的留学生三个人的抑郁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以多个生命悲剧、多重视角透视文革对生命的戕害。
徐东《诗人街》在艺术上独创了一种“失重”的叙述方式，即摒弃了世俗意义上的“重”，如名望、财富、地位、美满的婚姻、让人艳羡的伴侣……转而去追求一种“轻”，“轻”是生命的轻盈，抛却世俗之重后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每一个独特的生命都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总结出其对人生的核心理念。诸多生命样态以各自独立又有所交织的方式聚集在一起。《诗人街》的语言是平实的，又是诗意的，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消解了世俗价值世界的常规审视，暗中蕴蓄着对生命本真向往的思想内核。例如以恋爱为职业的小青，如果用礼教与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无疑是被贬抑的，不合道德与伦理的。然而，小青却让追求她的男人来背诗，实质是以这种方式来张扬精神自由的理念，“诗”成为救赎的载体，以“诗”来渡化人。就像佛教密宗里那位叫人背佛经的观音一样。
《诗人街》中那条汇聚了浪漫与诗意的“诗人街”，是虚构的，是乌托邦，是作家的想象。有人读了小说后心生向往，想去寻找，当然是找不到的。然而，“诗人街”又是存在的。诗人街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人们的幻想、憧憬与向往之中，如果人们全然没有了对“诗”、“诗人”、“诗人街”的向往，也就等同于没有了精神层面的感受，只剩下现实的庸俗与繁琐以及营营苟苟，那无异于人类生存的一场大灾难。
徐东《诗人街》就以叙述之“轻”与意蕴之“重”的交织形成一种张力，并以贯穿通篇的想象力独创了一种“新浪漫主义”的小说文体。《诗人街》不重情节，不重抒情，是诗化小说。诗化小说这种文体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经由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人传承发扬，已成为成熟的艺术审美范式，徐东又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淡化文字，张扬内蓄思想与艺术想象，创造出作品《诗人街》，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实验无疑是成功的，值得人们重视的。
王华的《傩赐》在写底层，写苦难，却是艺术想象力高蹈的写法。并没有刻意地渲染底层穷人的悲苦凄凉，却在人们完全无视苦难的麻木中揭示苦难的深重。“走婚”这一有点传奇色彩的民间风俗，在王华的笔下得到了艺术性的发挥，农村女性的命运在“走婚”中的无奈与苍凉以浪漫和诗意的艺术想象予以呈现。
严歌苓[[8]]在《扶桑》、《人寰》《无出路咖啡馆》等小说中把人称、复调叙述等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桑》中以第二人称为主，穿插叙述人出现的现代故事，以纵贯历史横穿大洋的空间跨越来表现绵延已久的种族岐视与人类爱的生命本能。
无论是何种小说文体，无论是何种叙述方式，“新浪漫主义”小说都表现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渗透着作家主观情感，沉浸着创作主体深刻印痕的艺术想象，是创作主体的生命之作，把作家对人生的理解以鲜活而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来展现。而文学是不应缺乏艺术想象力的，不管是何种时代。
[[1]]焦敬敏，女，高校教师，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副教授，国际注册汉语教师（高级），出版专著二部，主持省级科研项目二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2]] 男，1975年出生于山东郓城。曾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27届作家编辑高研班。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大家》《山花》《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出版有小说集有《欧珠的远方》《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新生活》，长篇小说《变虎记》《我们》《欢乐颂》《旧爱与回忆》等。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全国青年散文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现居深圳。
[[3]] 王华，女，国家一级作家，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花河》《花村》《花城》等多部，发表小说两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多部作品翻译到海外。
[[4]]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别了，日耳曼尼亚》。
[[5]]张翎，北美华文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阵痛》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6]]世说新语·放诞篇．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 中华书局．1984．
[[7]]陈谦，北美华文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2002年）、中篇小说集《覆水》（2004年）、散文集《美国两面派》（2007年）等。
[[8]]严歌苓，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北美华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曾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