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路18弄的恩怨情仇

高安路十八弄

在高安路与康平路的夹角处，有一条先东北西南后东南西北走向的弯折弄堂。这是一条因避战乱而建起来的弄堂，荣德生、荣毅仁、吴昆生、吴中一、童受民、蒋云仙等名人闻达都曾居住于此。一座座华丽的宅邸，成为兴衰沉浮的时代背影，流传着一幕幕“旧上海”的恩怨情仇。这就是著名的高安路18弄。

轰动上海滩的“绑票奇案”

毛主席曾在1957年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宗敬与荣德生，一个创业沪上，一个持守无锡，兄友弟恭，互襄互助。一个说：“有兄总揽全局，企业得有今日之扩大。”一个说：“主持无锡厂务，尤以余季德生之力为多。”荣宗敬生前坚持“兄弟终生不分家”。他买下东方纱厂，成立申新七厂，委派侄子荣伟仁和纺织专家朱仙舫同任厂长。1934年7月，申新搁浅，荣伟仁衔命赴无锡告急，商请其父荣德生取出全部有价证券，凌晨赶回上海解救申新。由此可见荣氏兄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情谊。

抗战爆发后，无锡申新三厂被炸。荣德生被迫坐船经重庆、武汉、香港，于1937年5月22日辗转来到上海。他先是住进了临时租赁的华业大厦五楼，因大楼电梯上下不便，加上两个儿子另居萼园，亦非久长之计，于是在1939年动工建造住宅，宅址是高恩路溇浦弄23号（今高安路18弄20号）。1940年6月，外观壮丽的高恩路新居落成，占地7亩之多，花费11.6万元。这是一幢独立式现代花园别墅，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坐北朝南，设计巧妙，布局合理。荣德生夫妇居南向中间一间卧房，两侧是书房和小会客室。东向几间是女儿漱仁和鸿仁的闺房，西向几间是儿子尔仁、一心、毅仁的卧室，近处有卫生间和起居室。三楼是辅助用房、贮藏室以及亲戚、朋友、来往拜客小住的卧室。别墅里遍栽各类名贵花木，林木葱翠，绿草如茵。楼顶还有露天花园，在这里可以欣赏四季花开。

荣德生

虽然全家得以团圆，但荣德生却不乐意在此居住，因为左邻右舍都是“华楼洋房”，如不按同等标准建造，工部局就不予批准图样。但他认为，这实在有“营华屋”之嫌。且新居离市区太远，出入不便，非乘坐汽车不可。因此担心日后如无大收益，不能久居。

荣德生认为，上代艰苦创业，下代如不谨慎，未必能够守成。荣氏家族由务农起家，后经商致富，至荣氏兄弟，产业几乎遍布半个中国。但荣德生未尝忘记务农祖业，故自号“乐农”，也希望后世子孙亦不忘农本，事事勤俭，万勿托庇余荫，耽误前途。

在荣德生的居室里，挂着他撰写的一条横幅：“立上等愿 结中等缘 享下等福”，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平日粗茶淡饭，对物质生活从无过奢要求，与那些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的资本家迥然相异。荣德生一生致力于发展实业及地方公益事业。几十年间，荣德生除跟兄长荣宗敬共同创办茂福申新企业集团外，还建立了5个中高等技术培训机构、11所大中小学、一个藏书近二十万卷的乡村图书馆，建造了88座桥梁，修筑了开原路（今梁溪路）、通惠路等交通要道，开辟了梅园、锦园等风景名胜。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除了重振旧业，恢复茂、福、申新各厂外，还计划筹设天元实业公司，创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同时筹设开源机器工程公司以自制各种机械设备；为了改良原棉品种，他还准备自设植棉场，筹办和扩展福利垦殖公司，在常州、江阴、沙洲等地围垦大批沙田；为了自营运销，他又开始筹建一个交通运输网。

然而，就在荣德生踌躇满志、大展宏图之时，却忽然遭遇了轰动上海滩的“绑票奇案”。

荣德生每天到公司办公，为了节省汽油，他经常和三子荣一心、五婿唐熊源同乘一辆汽车。1946年4月25日上午10时许，他们的车甫出家门，在弄口转角处，突然被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拦住去路，车上跳下三人，都带有武器。他们令荣一心、唐熊源下车，将荣德生挟上驶来的另一辆汽车，然后向南往东疾驰而去，经行数里，在河浜旁停下。荣德生被推进一艘艒艒船中，当天晚上，又被挟持到一石库门建筑中（即曹家渡公益里100号），关入一团漆黑的密室里。绑匪向荣家勒索“赎票费”50万美元，“如不答应，立即撕票”。

光天化日之下竟在上海市区绑架实业巨子，实在骇人听闻！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亲自下令限时破案。最后，荣德生在匪窟历时33天，始脱险归来；又经月余，全案侦破，得案犯16人，其中被判死刑枪决者8人，但主犯一直在逃，始终未获。此案花费了荣家60余万美元，反较赎款多出10余万美元。

这混乱、腐朽的时局，使荣德生破灭了对民国政府的幻想，他在屋顶花园上极目四望，不禁悲从中来：“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历史的烟云渐渐散去。如今，“面粉大王”荣德生的这座故居已被改建为徐汇区少年宫，成为“祖国花朵”欣然成长的园地……

1948年9月13日，荣德生（左二）和李宗仁（右二）夫妇在梅园合影

春芬别墅里的父子经理

苏州河畔的纺织行业，是我国机器棉纺织工厂的源头，曾经辉煌了一个多世纪，潺潺的水声与织布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工业复兴的史诗。

承载着百余年历史记忆的申新九厂，其前身为1878年郑观应在杨浦建造的上海机器织布制造局，后迁至澳门路苏州河边，1913年更名为三新纱厂，1931年被荣氏家族收购。最兴旺时，厂里有7500名员工、8000名退休工人，10万多个纱锭、800多台织布机，还有线锭、气流房等各类纺织专业设施。从1955年公私合营一直到1992年，申新九厂累计上缴给国家的税收，相当于每年可以再造一个申新厂。

位于高安路的春芬别墅19号与申新九厂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这里曾经居住过这家工厂的前后两任经理——吴昆生和吴中一父子。

吴昆生长期从事纺织，他熟悉棉花，由为振新纱厂办花而崭露头角。后来，他追随荣氏兄弟开创申新，逐渐独当一面，为厂里生产的“人钟”纱成为国家标准纱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又受命接受三新纱厂、执掌申新九厂，与吴士槐工程师协调，把一个老旧陈腐的“棉厂始祖”办得生机勃勃，在抗战期间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新机比重最高的纱厂。

其子吴中一也是一位工商好手。他1920年赴英国波尔顿专科大学纺织系学习。该校始建于1824年，以培养纺织工业技术人才著称，学生就业率在英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回国后，吴中一进入上海申新九厂，先后担任工程师、襄理、协理职务，1942年后兼任该厂创办的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主席、校董、教授，后来还担任过中国纺织工学院的副院长。

上海解放前夕，吴中一随其父携全家迁往香港，在伟纶纱厂任常务董事，其父吴昆生任董事长。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吴中一与原申新九厂工程师吴士槐一起由香港返沪，重振沪地企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们把在港资金陆续汇回上海，投入国内企业。1950年，上海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吴中一被委任为副总经理，并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3年，吴中一主动提出将申新九厂改为公私合营制。1955年9月，经政府批准，申新九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1956年，吴中一任申新九厂厂长，不久又被委任为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

这一年的1月10日，对于申新九厂是极为重要的日子。那天下午，毛主席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来厂视察。毛主席不去办公室听汇报，而是直接进车间，要看看生产情况。他来到车间，工人们个个激动不已，鼓掌欢呼。毛主席向工友们挥手致意，询问生产情况，问得很细。他连续看了七个车间，走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将暮方才离去。

1961年起，吴中一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72年12月，他去香港探亲，后因其父在港病重，留居香港，任伟纶纱厂有限公司董事长。1979年，吴中一以香港工商界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上海，为促进沪港经济往来做了不少工作。

上图：申新九厂专用的金双马商标

中图：申新纺织公司“人钟”牌面纱商标

下图：1921年建造的上海茂福申新总公司大楼

东京审判的中国证人

可安新邨21号住着几位童家后人，大姐童慧明、二哥童启明、小弟童宣明和大嫂俞美珍，他们的父亲童受民则是民国期间上海电气界的重要人物。

童受民是著名地理学家童世亨的侄子，在童世亨与黄炎培、钱新之、张蟾芬、穆藕初等人集资创办的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极富爱国心，又懂技术懂管理，是总经理童世亨最得力的助手。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最早用“浦东”两字命名的大型民营企业，它的供电范围覆盖当时的川沙、南汇、奉贤和上海等4县，被民国政府评为“全国民营电业之楷模”。

童受民

抗战爆发后，正在扩建的供电所发电厂遭日机炸毁，损失惨重，“浦电”被迫歇业。1946年8月，童受民代表上海民族电力企业赴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侵华日军劫夺破坏的罪证，并提出赔偿要求。在自传里，童受民回忆道：“1946年8月，前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奉翁文灏命，来沪邀予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予欣然由孙拯陪同搭美机赴日。中国检察官要求予用英语发言，固辞不获，乃先拟就证词，因法庭不许携带文稿资料，只得背诵纯熟，以免临时疏漏。28日予准时出庭，供证日军强占八年中浦电所受财产上及营业上损失情况。在予发言过程中遇到日美辩护律师不断插词质询，仓猝间用英语对答，未免稍感紧张局促。约经一个半小时勉力应付，始完毕退庭。予幸未辱使命，但未用国语发言，深感遗憾。”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十二卷第256页至第268页记录，在8月28日的出庭中，童受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作为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上海证人，童受民第一次在法庭上向世界展示了上海在日本侵华期间所遭受的劫夺和苦难。他的举动体现了国人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证人，童受民的举证非常具有说服力，具有亲身经历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客观性与可靠性，是东京审判涉华部分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见证。

可安新邨4号的“凌云仙曲”

说起评弹表演艺术家蒋云仙与可安新邨的渊源，就不得不谈到她的三段婚姻。解放前，蒋云仙就与陈继良在可安新邨4号同居。当时年方十七八岁的蒋云仙，想领一张评弹协会的会员证，协会老会长杨斌奎认为她在钱家班没有满师出师，不予同意。在场的陈继良看不过去，摔了凳子，并亲自为她担保。蒋云仙觉得陈为人仗义，对他产生了好感，不久便与之同居，但未曾料到陈是有家室的人，并因此背上了破坏别人家庭的恶名。尽管后来陈继良离了婚，但因为参加过国民党时期的戡乱建国组织，在政治运动中被送去劳教。蒋云仙经人一再劝说，终于离了婚，后来因为介绍人欺骗，嫁给了一个生活作风不良的转业军人，这人后来也被关进了监狱。蒋云仙多次提出离婚，他就是不肯签字，最后由法院判决了离婚。眼看可以摆脱这个“不光吃她、用她、骗她、欺负她，还要一次次地背叛她”的男人，没想到他关了几年又出狱了。蒋云仙觉得四处躲避总不是办法，最后只能离开可安新邨出国了。

上图：青年时代的蒋云仙

下图：蒋云仙（左）演出照

1997年，华侨张宗儒邀请蒋云仙到加拿大演出。与她合作的是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评话大师、擅说《三国》的唐耿良先生。他俩早在50年代就认识，当时唐耿良是上海评弹团的艺术团长，蒋云仙是黄浦区长征评弹团艺术团长。这次两人在国外合作演出，相互切磋评弹艺术，十分融洽。唐夫人在“文革”中去世，蒋云仙也因婚姻不幸而离异，后由友人牵线，两位老艺术家就此开始了黄昏恋，时隔一年多，终于在多伦多市土嘉堡市政府登记结婚。唐耿良为此写了一首风趣的打油诗：“六五新娘七七郎，萧萧二鬓入洞房。《啼笑因缘》配《三国》，沈凤喜嫁诸葛亮。”

蒋云仙以《啼笑因缘》名满江南，早在张恨水原著连载于《新闻报》副刊之际，她的演绎就受到评弹艺人的瞩目。她塑造的军阀刘将军和常熟娘姨王妈惟妙惟肖，成为书坛经典形象。对蒋云仙影响至深的还要数戏剧大师黄佐临。黄佐临最先提出评弹“一人多角”“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与布莱希特演剧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数次邀请蒋云仙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现场奏艺。

2015年4月，蒋云仙评弹回忆录《凌云仙曲》在沪首发。在采访中，蒋云仙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新时期为评弹保护与传承所做的努力等等，为评弹艺术积累了真实可信的口述史资料。如今，85岁高龄的蒋云仙常年侨居加拿大，在宁静中安度晚年。· end ·

本文选自2018年第11期《上海滩》杂志

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