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明白。
爱情从来不需要理由。
但如今，谁人否认，
她和他之间的，不是爱？
那一场爱情，令人动容。
“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1988年杜拉斯在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如此评价自己——她的一生，就是一部不停创造的小说。
中国读者了解杜拉斯，大多从她的《情人》开始。1984年，时年70岁的她发表以湄公河相遇为蓝本写就的《情人》。这段邂逅被杜拉斯定为“年轻白人女孩失去童贞”：贫穷而饥荒的一对主人公，各取所需的欲望交锋。这部小说获得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畅销250万册，被译成43种文字，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心。
她斑斓多彩的人生、摇曳多姿的文字已成为法兰西文化中独一无二的“杜拉斯标签”。她不但迷人，也迷惑人。一切正如她所说：“我把生活当做神话来过”。
于她而言，现实与幻想没有界限，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经历相混淆——朦胧、晦涩，犹如梦呓，她用语言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真实”世界。岁月沉淀，历久弥新，字里行间半自传式的经历夹杂着“杜拉斯式”的执着、坚毅、极端和悖谬，在如今看来这些喃喃自语，反倒更像是她对自身无条件的回顾和感慨。
那年的湄公河
《情人》里，杜拉斯曾经写道，“母亲常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如此壮观，如此浩大，如此荒僻的江河了。”
1914年，她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父亲把全家安置在湄公河畔，在她四岁时便离世，留下母亲和她的两个哥哥。生活上的窘迫和精神上的阴郁，给她的童年蒙上一层拂不开的雾。好在富有异国风情的印支半岛热情、温和，在这层灰雾上洒下点滴亮色。这段美好的少时经历，演变成为后来为她创作的子宫，记忆和想象纠缠，不断滋养她的灵感。
杜拉斯曾说，她在18岁时已经死了。16岁那年在湄公河渡轮上与胡陶乐，一位中国北方富有男人的邂逅，成就了她的情窦初开，而他也成为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回忆如一颗秘密在心里滋长，50年后才破土发芽，为世人所知。是了，少女时代的她早已为情痴狂死去。随后她赴法国学习法律，从此离开印度支那，用父亲家乡的名字作为笔名，不知疲倦地将写作作为神圣使命。
每当我有了欲望，就有了爱情
对杜拉斯哪怕是最简短的记述，也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情人》。
对绝对爱情的追求，是杜拉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尽管她曾宣称不想再谈论爱情了，且在《情人》中，这种爱演变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甚至似乎完全被欲望所替代，为爱所困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绝对爱情的追寻——在她的世界里，爱能够照亮人的感官，却是需要主动寻求的。通过开放自我也好、欲望宣泄也罢，她都在尝试着剥离出爱最深层的本质，充满了生命力量的原始快乐。
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
杜拉斯一生酗酒，常常喝到昏迷不醒。令人庆幸的是，长期不清醒并不影响她创作，反而造就令无数作家和读者迷醉的杜拉斯句式：“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文字在她笔下自由飘忽，随意变换，相同的却是一根无形绷着的弦，无法松懈的悲凉。她的风格有着一股穿透力，决绝、冷静，勾住你悬着的困惑。她是一个对语言有“洁癖”的作家，故事可以重复，但语言绝不可累赘。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复体验那些痛苦的事，是为了最终能控制它们。”杜拉斯也喜欢一次次重返相同的主题，如《副领事》中爱上已婚法国女人的法国官僚，又如《印度之歌》中的相似故事，原型均来自她在巴黎读大学期间遇见犹太学生的经历，融汇空想和记忆。
她的作品如同她本人，并不容易亲近。如果说她前期的小说如《厚颜无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可以大概读懂，到了后期如《这就是一切》便只剩下如片刻记忆般的呓语，印象多于线性故事，让人觉着语无伦次，像是在酒精作用下记下的梦中场景，分不清真实始于何处，虚构终于何处。对此，杜拉斯如此区分自己书写的世界：有时源于外界，有时源于内在。从内心自我审视开始，她慢慢吸纳外界气息，经由内在，吐露，感受内外流动。那些短小的随笔，灵感可能源自一件社会事件，因一部心爱电影或一夜独处有感而发，甚至只是一次与陌生人不经意的照面，独具风格，特立独行。
其他人只讲“内部的”东西，走不出电影的围墙
她的一生，即使不加任何杜撰，也已是一部最具杜拉斯风格的电影。杜拉斯曾认为电影对小说而言是毁灭性的。当她亲执导筒，抛开一切束缚，不再受制于任何条框，她的电影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文字创作。从入围1975年戛纳电影的《印度之歌》，到《毁灭，她说》与《娜塔莉·格朗热》，她的电影的确极具颠覆性。
如同小说一样，她的电影极端侧重人物内心描写，探索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传统电影不同，她在电影中并不避讳表达自己对文字的崇尚，以密集的旁白叙事代替常规叙事，甚至在影片《卡车》中直接将阅读搬上银幕，一切回归文字本体，弱化所有具象手段，只为调动观者想象——以达成通过电影构筑自己理想话语体系的希望。
来吧，带上一瓶红酒
“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情人杜拉斯》（扬·安德烈）
1975年，杜拉斯执导的《印度之歌》在安德烈生活的小镇上映。安德烈坐在第一排，揣着她的小说《毁灭，她说》，在结束后向杜拉斯要了签名。令他没想到的是，杜拉斯随手留下巴黎地址。从此安德烈开始给她写信，一写就是5年。
1980年，66岁的杜拉斯寄出第一封回信：“来吧，带上一瓶红酒。”彼时已是大学生的安德烈毅然前来她的住处，再也没有离开。她将他养在家中，反对他一切的交往，经常像奴隶似地使唤他，恨他时冷漠决绝说着不让他得到一丝一毫，爱他时恨不得全部占有；安德烈陪她去电影院，帮她打字，洗碗，掐准时间悄悄去见自己母亲，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爱她、照顾她、容忍她。这古怪的一对相互折磨着，却也在杜拉斯最后的时光里一起生活了15年，直至她离世。
曾有一次，杜拉斯带着安德烈露面，记者提问道：“这总是您最后一个情人了吧？”她笑着答道：“这我哪儿知道呢？”
他们的故事并未随着1996年3月的暴风雨画上句点，深爱杜拉斯的安德烈在她走后开始给墓中的她写信，编纂成《情人杜拉斯》一书，这也成为了她最后一任情人的自白。
▲1980年，扬·梅勒（扬·安德烈亚的原名）27岁，杜拉斯66岁，他们相差39岁。
“差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爱情是不分年龄的。她以为遇到了天使，而他以为遇到了此生最爱的作家。她爱上了爱情，他爱上了她的书。
玛格丽特·杜拉斯：孤独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位驰名世界的女作家，尽管这样的女作家很多，狄更生、门罗、玛格丽特·米切尔（后者是《飘》的作者），但杜拉斯却像张爱玲一样，成为能代表时代的文学先锋，并且也是时尚标杆，她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其文学成就甚至更高。
玛格丽特·杜拉斯魅力迷人，不只是文学上，同样也在个人生活中，从少女时代十五六岁刻骨铭心的经历，到八十岁晚年仍有年轻情人陪伴跟随左右，她的经历也许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却因为文学上的光芒，让她成为世界文学大师的同时也是世界情爱史上最受膜拜的女性作家之一。
她自恋、孤独、情史迷乱、特立独行，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杜拉斯，让20世纪的世界文坛中女性的声音不单调、不势弱。
她是能比肩法国哲学巨匠萨特、世界现代文学先锋马尔克斯的女性作家。
她比“他们”还多一个光环：她是个女人，行走在世俗欲望和超越世俗的文艺探索上的艺术家。
她是女的。没有女人想要杜拉斯那样贫穷、略显“卑微”、缺少父亲又不受母亲宠爱的童年，还有个可怕的哥哥可能对她有乱伦的欺凌……《杜拉斯传》尽可能揭示她如何从不幸的生活迈上写作直到巅峰之路，她拥有传奇的一生和对写作的深刻体验。
她又不是个普通的女的。玫瑰不因为叫玫瑰，而成为爱情之花；桃花不因为叫桃花，而成为爱情之花。同样，杜拉斯也是如此。不管她叫杜拉斯还是什么，她始终是她，独特的是她的生命形态并将之转化为小说的能力。她从生活中经过，并把原滋原味的生活塑造成独特、高超写作技巧的小说。她的小说，像《情人》那样迷人，仿佛是她的生活，又像是编造的故事；读了这本传记中描述的她的经历，我们更加分不清什么是故事，什么是生活。也是小说这种文体的伟大之处！
伟大作家就是这样完全模糊了故事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让他笔下的小说就好像是生命的真实形态或者生活的自然呈现。即便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是生活的形态的另一种变体。
当我们进入他们的小说，总能领悟到生活中和我们的灵魂本质相关的欲望、爱情、死亡、绝望等。我们会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以及更宏大的人性。
这就是我们爱杜拉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