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宋江

真假宋江

——《水浒传》之外

（一）真实的宋江

《宋史》关于宋江的真实记录，有三条。如下：

其一，《徽宗本纪》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

注：可见宋江是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

其二，《侯蒙传》记：“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注：宋江亲兵大约36人，手下兵众估计不多。能抗数万人，说明战斗力还不错。候蒙建议诏安，并让他讨伐方腊。1119年12月，徽宗听取亳州知州侯蒙建议，招安宋江，未成，再命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征讨。

其三，《张叔夜传》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注：宋江带兵欲逃亡海岛，结果被张叔夜诱惑，并烧了船只，退路被断，被俘虏后投降。并不是主动投降。这是1121年5月的事情。从宋江起兵到投降，时间在1119-1121年5月（阴历）。

方腊起义是1120元10月起兵（阴历），1121年4月26日（阴历），方腊和妻子、宰相方肥等人被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所俘虏，押送东京，1121年8月24日（阴历）被杀。

所以，宋江应该并未征讨方腊。

但这些时间是不是靠谱，不好说。事件真相是什么，不好说。因为历史久远，又都是他人编纂，所以未能详实。

比如宋江起义之后的结果，就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兵败投降，这是按张叔夜传说法。这种投降属于被动；

（2）宋江招安封官，这是按照《宣和遗事》上说的：“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勒，分住诸路巡检使去也。”还有一个参考是：北宋吏部尚书，靖康年间奉命出使金营，不屈而死的李若水，在他的《忠愍集》中，有一篇《捕盗偶成》的诗，里面写着：“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

（3）招安投降并征讨方腊说，这个说法是一是南宋高宗年间的学者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二是另一个南宋学者李埴在《十朝纲要》中记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三是南宋学者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也记载了宋江参与了征讨方腊的事情。

（4）宋江受招安又反叛说。这个是依据1939年出土的宋朝大将折可存的墓志铭中的记载：“方腊之叛……公遂兼率三将兵……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5）宋江战败被杀说。这主要是海州一代，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也就是张叔夜打败宋江后，把他及其部将杀害，葬于白虎山中。

综合以上信息，我比较相信李若水，以及他的诗。李若水能慷慨赴死，说明这个人敢于说真话。他的诗是早期作品，还是元城尉的时候写的。那是1122年（宣和四年）。原诗全文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整首诗的意思是说：

去年（1121年）那个从山东起兵的宋江，白天横枪立马闯荡城市和农村，杀人纷纷如同剪草，朝廷听了很不高兴。诏安的文书下来，三十六个人封官加爵。这些狰狞的人骑着肥大的马，意气高昂，士女们并排观看他们进入开封城，那样子回想起来到现在都还惊愕害怕不已。

今年杨江这个人也从河北起兵，套路和宋江一样，弄的老百姓都怨声载道，盼望“官家早招安”。我听说身居要职的官员与贤人都认为，通过官职和金钱来招安诱使这些造反的人投降官府这个政策没有错，但招安并不是“上策”，诱降这些潜在的凶徒更是容易留下后患。不如当朝统治者减免向人民摊派的捐税和劳役，那些落草为寇的造反者，自然会归来，并遵纪守法。我位卑言轻不能上通朝廷，又如何能够使国家大计受到补益呢？

若是相信李若水的诗，推论宋江的实际情况是：

他从1119年从山东起兵，到处攻略。朝廷没办法，1119年12月，徽宗听取亳州知州侯蒙建议，招安宋江，未成，再命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征讨。曾孝蕴征讨失败，于是又命张叔夜征讨。宋江在战胜曾孝蕴以后，为了躲避张叔夜，所以携带战利品准备逃亡海岛，结果被张叔夜设计，兵败被围，进打不过官兵，退已经被堵死。副将被捉，回来劝降，通过谈判，同意接受朝廷诏安。这是1121年的事情，接受诏安的宋江等人入开封觐见，李若水看到这个场景。到1122年，河北的杨江起兵，身为元城尉的他想起此事，于是写诗表达对诏安政策的不满。

为什么李若水反对诏安？

因为诏安治标不治本。人们被逼造反的根本原因，在于赋税和劳役无穷无尽。所以花钱给官爵以诏安，不过是养寇求安罢了。后患是什么呢？后患就是赋税会更重，劳役会更多，因此会逼出更多的贼寇。这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诏安是扬汤止沸，不若减免赋税和劳役才是釜底抽薪。

可惜李若水不知道，宋江、杨江是贼寇，辽金西夏也是贼寇，那满朝的文武百官，又何尝不是贼寇啊？宋朝和辽金的不同只是内外之别，宋江和皇上的不同只是合法与非法的区别，究其本质而言，不都是贼寇吗？

“窃珠者贼，窃国者侯”珠和国虽有大小之别，但其本质“窃”，不都是一样的吗？

赋税和劳役养朝廷百官和养宋江等贼，又有何不同？

（二）真假宋江之关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真实的宋江是被逼投降了。水浒中的宋江是主动投降的。

真实的宋江打没打方腊，不晓得。但应该是参与了之后部分的对其他起义队伍的镇压活动。但水浒中的宋江打了北辽，又打了方腊、田虎、王庆，他打了个遍。

真实的宋江怎么死的不晓得。水浒中的宋江是被朝廷害死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

先看以下水浒传的创造发展过程。

北宋末年，话说宋江起义以后，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儿，当地百姓感念宋江恩义，于是将宋江和他手下36员猛将反抗朝廷，揭竿而起的故事编成了评书，宋江等人的故事渐渐家喻户晓。这些评书的中心思想是反抗朝廷的。

到了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时编印出版了《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了。《宣和遗事》这本书，有10个故事，编书人是个无名氏，收集了当时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其中重点就是宋江等人的故事，并加以改编，将反抗朝廷的矛盾转化为反抗辽金。企图化内部矛盾为外部矛盾，反映汉族人民爱国抗金的思想感情成了该书主旨。

到了元末明初，元朝后期的统治更加腐败，滋生了底层民众的既反抗朝廷又反抗外族的精神，将内部外部矛盾统一起来，于是宋江等人的英雄行径更是广为传唱，愈发在民间深入人心。

明初文人施耐庵和他的学生罗贯中整理各种民间传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汇编和补充完善，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水浒传》。

施耐庵依据《大宋宣和遗事》、《张叔夜擒贼》等已流传的水浒故事书籍，打算据此写一本《江湖豪客传》，以寄托自己内心中的孤愤与不平。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江湖豪客传》的绝大部分篇章，没有来得及润色、整理，就黯然而逝了。施耐庵主要讲述的是梁山聚义，108好汉官逼民反，推翻统治压迫的热血故事，即水浒传前70回故事。罗贯中接手以后，续写了30回，他考虑的是聚义以后干什么的故事，他想的是忠义，是诏安，是投降，究竟行不行？现实中的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方国珍等，都是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又反水称王。投降的被朝廷当做鹰犬去打击其他势力，宋江诏安故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罗贯中以满腔的愤懑，表达了对投降者如张士诚之辈的鄙视，对“忠义”的虚空之感，对英雄好汉的悲剧结局的惋惜。

他进一步思考，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三国”故事，比照写出的《三国演义》，进一步揭示了历史有其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纵然有刘备之仁、孔明之智、关羽之勇、张飞之力、赵云之诚，都没有用。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人们要求和平，要求统一，这是大势所趋。

施耐庵写英雄，书写的是破的过程，他所谈的最大理想是“王道”，最大的王道就是让人生存，是让人活着。谁违背这个，就必然遭到反抗。

但罗贯中考虑的是建立新秩序以后，活下来的人，对“大义”的背叛，是自己背叛初心，是自己投降，是自己也开始去做压迫者，为求王道而反抗，却在建立王道的过程中背叛王道。这种势不可挡的沦丧，让罗贯中痛心疾首，沉闷忧伤，无力排解。

宋代的宋江早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元末明初的“宋江”（张士诚之辈）就在眼前，也已经不再重要，未来的宋江呢？是不是依然会投降，依然会让追求王道的人死的死，亡的亡？

如果历史就此结束，也许施耐庵，罗贯中的忧伤就会永远定格在那里了。

但历史并不会就此止步，他还会继续向前。

袁世凯做了宋江，背叛了革命，刺杀了宋教仁；

蒋介石做了宋江，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他们又有什么好下场呢？

《水浒传》的艺术提升，好就好在告诉人们，第一：有人一定会投降，不管是被动投降，还是主动投降，他会投降；第二，投降的人最终一定会失败，一定没有好下场。第三，特别是向剥削压迫人民的内外势力投降的人，更不会有好下场。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次高度总结了历史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支配下的“革命-反革命-再革命”的循环过程。“复辟-反复辟-在复辟”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历史总是要求进步的，总是要求符合人民意愿的，总是人民创造和发展的。

人们要求活着，人们要求活的更好，这就是王道，这就是天道，这就是人道，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道路虽然曲折螺旋，但其方向，必然一往无前！

（三）略举历史上无数次的妥协投降

诏安，实际上就是妥协投降，是收买，赎买政策。

建国后投降苏联，实施单边倒政策；

三大改造之一，对资产阶级赎买政策，是对资产阶级进行诏安；

延安时期，对地主富农妥协，不再土地革命，统一抗日，是妥协；

国共第一、第二次合作，是妥协，是诏安；

重庆谈判是诏安；

蒋介石背叛革命，是被美英等帝国主义诏安；

袁世凯被日本诏安，背叛革命；

吴三桂、洪承畴是被清朝诏安；

施琅、郑克爽是被诏安；

朱元璋坐拥南京以后，被大地主大富户诏安，开始维护他们的利益；

张士诚被元朝诏安两次；

朱元璋也被元朝诏安过；

宋朝宋江被诏安，不说了。

李世民诏安回鹘。

曹丕被大户诏安，专向支持豪门士族。

汉刘邦也被大地主诏安，才得天下；当然，他也诏安了不少人。

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内部外部的，诏安与被诏安，投降与背叛的故事，实在是举不胜举。宋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该怪谁呢？好像责怪某一个人，总是不那么客观和理性。

毕竟“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劳动人民，决定其发展方向的是阶级力量对比。

劳动人民的力量强大了，就能推动历史继续前进；劳动人民的力量弱小了，历史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几步。

个人能做的就是选择坚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还是做个墙上草，那里来风往哪倒。

妥协诏安或许有时是策略上的需要，但心底只要还和人民血脉相连，就不会迷失方向，就还有救，就不会被历史抛弃，就还有美好的，远大的未来！

我们的心底，只应向人民投降，只应被人民召唤，绝不能向剥削压迫人民的人投降，绝不能接受压迫者的诏安。

不断增大人民的力量，这才是我们超越宋江的地方，这才是我们避免水浒悲剧的办法和应该不断努力的方向。

（四）施耐庵与罗贯中的传奇人生（转载摘录）

施耐庵（1296？～1371？），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元末明初人。他出生于苏州一个贫寒之家，他的父亲施元德操舟为业，每天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也正缘于此，年幼的施耐庵虽聪慧机灵，但无法进入私塾读书。他经常怀着羡慕的心情去私塾，别的孩子在屋中读书，他就在窗外旁听；等到私塾散了学，他还要求那些上私塾的孩子把学到的东西讲给他听。就这样，他逐渐地能够识文断字了。这使他愈加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借书看，向邻人请教，断断续续竟读完了《大学》、《论语》、《孟子》、《诗》、《礼》等经典书籍。十三岁时，他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琳琅了。

十三岁时，邻居老人病故，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耐庵少年气盛，欲显其才，也不推让，走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称赞不已。主动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免费读书。

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所以读书特别刻苦。他不仅熟读了诸子百家，而且博览群书。当时已是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汉族人民饱受统治者的蹂躏和民族压迫，民族反抗的暗流也在酝酿之中。民间市井广为流传的“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极大地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到书场听书，并且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浓重的敬佩之情。

通过在浒墅关的刻苦攻读，施耐庵在十九岁时考中了秀才。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又不断地拜访结交当地的宿儒名士，已逐渐成为了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为人极具侠义心肠，与当地慷慨纵横的豪杰志士亦交往过密。二十八岁时，他参加了乡试并考中了举人。

约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施耐庵赴京城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一举告捷，施耐庵中末榜进士。发榜后，在拜师谢友之中他结识了同榜考中的刘善本与刘基，三人一见如故，十分投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朝廷派遣施耐庵到钱塘县担任县尹。可当时官场黑暗，以元人为首的地方官僚骄横、淫奢、残暴，施耐庵只做了两年钱塘县尹，无法为民做主，不愿昧心侍奉权贵，便愤然挂冠弃官而去。

施耐庵归家后，在杭州设馆授徒为业。这期间他又遍访浙中名士豪杰，旁涉百家，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相等，他已无不精通。约在四十岁的时候，施耐庵在一次宴会中，结识了流寓苏州的青年学子罗贯中。罗贯中虽生活困顿，在座中亦年齿尚幼，但谈吐恢宏，识见阔大，慷慨潇洒，颇具豪杰之风，引得施耐庵大为赞赏。罗贯中也早已钦慕施氏的人品学识，遂拜施耐庵为师，二者相得甚欢。

罗贯中（1315？—1385？），原名本，后自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太原人。他出生于一个以贩卖丝绸为业的商人家庭，是这个家中的独子。他早年的时候家道颇丰，其父罗锦为了振兴门楣，曾延请当地最好的塾师课子读书，使罗贯中打下了很深厚的文化、文学根基。但在罗贯中少年时期，他的家境已开始逐渐走向败落，母亲也在日夜操劳之中染疾病逝。无奈之下，罗贯中跟随父亲奔徙江浙一带，帮助父亲料理商号的绸缎生意。他曾多次到过杭州，在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之余，，还热衷于到瓦肆书院中听民间艺人讲书，并因此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

当时的杭州不仅是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又由于距离元代残酷的统治中心较远，也成为了全国民间市井艺术的重要中心，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在这里发展得的异常繁盛。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书会材人”等，都先后迁徙到了杭州一带。罗贯中深深地被这里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所吸引、感染，因此，在他父亲因病故去后，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又只身返回了杭州。长期在书会、话场的浸润、渐染，为他以后的创作埋下了潜在的种子。

施、罗因偶然际遇结为师徒后，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吟诗作赋，并密切注视着天下的形势。当时元代的统治集团更加残暴贪虐，广大贫困百姓无以为生，被迫纷纷举事，天下乱象已定。1351年，安徽刘福通、徐寿辉相继率红巾军起事，从此掀开了大规模起兵抗元的序幕。1353年，盐民张士诚率兄弟二人及盐场广大盐民起事反元，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一时间江浙一带应者云集，张士诚所属部众超过了十万；次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并派兵渡江攻取了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浙东各地的豪杰、义士也纷纷前来投奔。施耐庵、罗贯中二人也由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施耐庵的表弟）的介绍，由杭州来到高邮，充任了张士诚的幕僚，正值盛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更是希望借此时机安邦定国，一展身手。

亲自置身于烽烟四起、豪杰争雄的动荡乱世，再加上几年亲身经历的军事生活，施、罗二人的社会视野大为开阔。当时风云激荡的起义军的军事活动，纵横捭阖的谋略斗争，各色谋臣武将、侠士豪杰的传奇人生，让施、罗二人心神激荡，并且为以后二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和切身感受。但张士诚据苏州称吴王后，开始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曾率兵多次与各路抗元义军盲目厮杀，又曾两次投降元朝。施耐庵、罗贯中等幕客对此大为失望，深感自己所遇并非明主。在屡次进谏言而不被采纳后，施、罗二人与鲁渊、刘亮等谋士相继离开了张士诚，并作《秋水令秋江送别》，以抒发自己的慷慨兴亡之情。

施耐庵与罗贯中皆有志救民，却无处展才，内心极其苦闷。这时候，施耐庵接受了同榜好友山东郓城教谕刘善本的邀请，携罗贯中到郓城县出任教职。施耐庵到郓城，不仅为了躲避时乱，更是缘于少年时期所听闻的水浒情结。他们在教书之余，还特别留心地方掌故、民间传奇故事；又在闲暇时间，游览了鲁中名胜：水堡村访问宋江后人，景阳岗凭吊武松庙，石碣村拜谒三贤桐，黄堆集（黄泥岗）考察劫“纲”遗址，狮子楼听评书说话。听樵夫晨歌，和渔夫晚唱，过金沙滩，经断金亭，穿黑风口，攀梁山道……二人有时又荡舟于水泊深处，荡中芦苇繁茂，水鸟甚多，每到秋冬季节，野鸭成群飞来。施、罗二人遥想当年水浒英雄们的忠义往事，常不禁慷慨啸歌。这让施耐庵愤懑无以宣泄的内心得到了慰藉，他找来《大宋宣和遗事》、《张叔夜擒贼》等已流传的水浒故事书籍，打算据此写一本《江湖豪客传》，以寄托自己内心中的孤愤与不平。

罗贯中在帮助施耐庵整理资料、文稿的同时，也深受施耐庵欲以文抒志、潜心著述的影响，立志亦要以书言志，明兴亡，抒感慨。罗贯中在翻阅陈寿《三国志》的时候，深感东汉末年与自己所处时代何其相似。这两时期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烽烟四起，豪杰争雄。汉末有黄巾，元末有红巾；汉末有刘备、曹操、孙权，元末有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此外，又都有诸多猛将杀伐于疆场，无数谋士运筹于帷幄……于是，罗贯中一面帮助施耐庵料理诸事，一面也开始细心收集各种有关东汉末年的资料、传闻，欲依据《三国志》写一部关于东汉末年的历史传奇。

正当施、罗二人打算潜心著书的时候，担任朱元璋谋士的刘基派人来到山东郓城，寻访施耐庵。原来，刘基得知施耐庵已离开了张士诚，又深知施耐庵这位同榜好友极具运筹帷幄之谋略，于是希望施、罗二人到朱元璋帐前效力。但此时施、罗二人已对纷乱不已的政治感到失望，而愿把自己的情感和对社会的思考融进所著的书中，于是施耐庵以年老多病为由，婉言谢绝了刘基的邀请。

刘基的使者走后，施耐庵自感应再寻僻静之处，以专心著书。于是，他想起了曾在杭州结识的好友顾逖。顾逖的家乡是江苏兴化，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就有“自古昭阳 (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施耐庵便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幸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接到顾逖书信后，施耐庵与罗贯中渡淮水，冒烽火，来到了兴化。此后数年，施、罗二人在兴化潜心著书，《江湖豪客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渗透着二人的思想和情感，已逐渐粗具规模。在二人著书之时，又不时有故交旧友前来相访。畅谈宴乐的同时，友人们对二人的创作大加赞赏，并且其中不少人把二人所创作的一些精彩章节抄录了下来，以备日后细细研赏。至此，施、罗二人创作的一些篇章开始在社会上流传。

此时朱元璋已建都应天，并诏命刘基网罗天下贤才，刘基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同榜好友施耐庵。于是，他亲自来到兴化寻访施耐庵。旧友相逢，在宴饮寒暄之际，刘基委婉地道明了自己的来意。施耐庵并没有立即答复刘基，而是提笔写下了“风烟避秦乱，云水遮明霞”，用这幅对联曲折地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刘基又看到满案散放的文稿，知道施耐庵已欲远离仕宦，立志著书，遂打消了邀施耐庵出仕之意，只是宾主欢极而散。

刘基的来访，打破了施耐庵内心的平静。再加上施耐庵此时听闻世上风传朱元璋已看到了《江湖豪客传》的某些章节，并认为“此书乃倡乱之书也，是人心中定有逆谋”，于是遂决定再次迁居。但此时施耐庵年事已高，生活多有不便，于是只是向东迁移到大丰县白驹场便定居了下来。这里虽距施耐庵以前在兴化的居所只有十余里，但与兴化有大串场河天然相隔，又处于两县交界之地，与外界缺少联系，显得更加地僻人稀。施耐庵在罗贯中的陪伴下，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并完成了《江湖豪客传》的绝大部分篇章，没有来得及润色、整理，就黯然而逝了。

施耐庵逝去后，罗贯中一方面加紧创作自己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开始着手润色、整理施耐庵的遗稿。此时朱元璋已统一了全国并定都南京，文网日酷，甚至文人连隐逸也会获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在这种严厉、高压的文化政治环境之下，罗贯中已不能寓居一处安心创作， 被迫开始流寓四方。这时候，他开始字号湖海散人，并带着自己和师友施耐庵的书稿开始飘泊江南各地，寄食于亲旧故友。他涉足于江、浙、赣、皖、闽、越等地，一方面考察汉代的历史遗迹、收集民间传奇故事，一方面继续自己的创作，整理施耐庵的遗稿。

在这漂泊的数年里，罗贯中虽然境遇极其贫苦，但始终秉心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江湖豪客传》两部光照寰宇的伟大著作最终得以定稿，并把《江湖豪客传》更名为《水浒传》。此间，他又创作了《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白话章回小说和数种杂剧剧本。大约在1379年，罗贯中携带书稿来到了福建建阳。建阳是当时全国的制版、印刷中心，罗贯中在当地朋友的建议下，把《水浒传》连同自己创作的其他书稿一起交给了当地的书商，开始刻版印刷。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书稿成书，而是因为当地官员的阻挠和意欲拘缉，被迫离开建阳北上，不久后就逝世于文天祥的故里——卢陵。

施耐庵与罗贯中以其非凡的笔力，留下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传世之作，并由此开启了一个创作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传统。司马迁曾说：“读其书，想见其人”，可史籍苍茫，后人已难以寻觅到施、罗二位伟大作家的踪迹，只能借以想象来慰藉心中的遗憾。

施耐庵与罗贯中处于社会动荡的元明之际，他们无法摆脱的是文人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面对无奈的现实，怀抱一腔孤愤退而著书，但在呼唤理想、重塑历史的同时又不免感到迷茫，于苦苦追寻传统之际内心又负载了太多的无奈与悲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酣畅雄健、崇尚阳刚美的背后，蕴含了作者对明君贤臣、英雄豪杰的渴望，也浸透了作者对社会、历史、人生深沉的忧患意识。

“自古权臣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水浒传》被后世誉为“怒书”，正是施耐庵以深切忧时之心所露出的批判的锋芒。他用“忠义”作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同时又对传统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于对“忠义”本身也表现出深沉的迷惘；同样，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蜀汉集团占尽“仁、智、勇、力”，但终却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罗贯中只能无可奈何地把这一场历史悲剧归为天意。他在理想与现实、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算”的冲突中，深深地感到了道德的失落、理想的幻灭、价值的颠倒所带来的困惑和痛苦。

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两部古代通俗小说构成了内质相同的两部悲剧，从深层次上也成为了呼唤民族传统精神回归的史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在施、罗的笔下，获得了新的延续和内涵，在广大民众中间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后世的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