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 曾国藩的观念之变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俯首称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以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而这一次，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如同以卵击石，败得一塌糊涂。“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铜墙一般，马步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曾国藩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其次，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这不是随机的选择，而是有明确的意涵。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这更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

其实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领事商量后，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外国人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

为什么要开启洋务运动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中，李兴锐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

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须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瀛寰志略》一书。这本书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官员一样，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畲“张大英夷”，把洋人说得太好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自己看完之后，还将此书寄给好友刘蓉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瀛寰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

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接触能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喜欢，特地在总督府中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可以随时查看。这对花钱节俭的曾国藩来说堪称“豪举”。

通过不断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的了解，而他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军事。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时，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洋船，就想买来先试用，只是朝廷并未回复，所以没有下文。1862年正月，曾国藩用五万五千两银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查。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激水转轮之处”，即蒸汽轮机及传动装置，没有看得完全明白，但他在日记中赞道：“无一物不工致。”

除了地理学和军舰，对其他西方事物，他也感兴趣。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考察，看到丁日昌送的“洋镜内山水画图”，感觉“甚为奇丽”。第二天他还专门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的住处，与军事工业之外的其他西方物质文明有了直接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

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升级。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夷炮”不用，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很快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认识到“师夷智”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化到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

而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也居然肯主动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既然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绝不外泄。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

1861年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达到自己可以制造，这样，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在当时的地方督抚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蘅芳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1862年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12月20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远，可见兴致之高。其所谓“试造此船，以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那就是与西洋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容闳说：“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1868年5月，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江南机器局，参观了容闳等从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设备，看到了西式机器启动运行的过程，非常高兴。陪同视察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1868年7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8月13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随后向朝廷奏报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对付洋人。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鄙意本在设厂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的源头。

平等对待外国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形成了几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

这听起来很奇怪。一直以来，不都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强迫中国人签定“不平等条约”，不把中国人当人吗？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与外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有一定关系。

当时的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中央的文明之花”，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定《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于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

清代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内，而且没事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撼动。《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但是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痛快，但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人的借口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中，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皇帝面前下跪，这令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赔款。

因此要言之，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

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他援引孔子的话：“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观点。

曾国藩认为，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不绳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徒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很容易会被骂为汉奸。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

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事务，并不以“诚信”，而以“羁縻”。什么叫羁縻呢？“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縻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是“羁縻”，或者说糊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定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事羁縻”，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是这样计划。比如叶名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在1847年和英国人谈判时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耆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将由后任处理。两年之后，认死理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耆英，而是徐广缙，他毫不考虑耆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览奏对徐广缙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欣慰，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羁縻……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表示同意徐广缙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

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并不愚钝，而且性格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执。”老外的性格是较真儿，爱认死理。进城并不是很大的事，而他们就是不罢休。1854年，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叶名琛更是把“羁縻”方针运用到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两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羁縻”原则。咸丰在签约过程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大臣们更是如此。在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却感觉非常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

也许很多读者认为我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下签定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后果有点严重。

等到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58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口，外国人在中国内陆游历传教皆得自由。

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是怕，一是磨。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说：“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羁縻”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对两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国藩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又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是。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坚守合约，第一是因为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于自强。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坚守条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列强的要求超越条约范围，我们就要以条约来坚决拒绝：“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也就是让他们把侵略步伐限定在条约之内，而不能无限索取。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争里子不争面子，争大处不争小处

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这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出的教训。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签定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咸丰最怕的一条也就是外国派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了这个条约，选择继续战争。不过，一开始咸丰并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曾经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了一条“万全”的妙计——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好义不好利。外国人说以后还要商谈降低关税之事，干脆，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换他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咸丰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

如果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史上一个创举，如此一来，中国经济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咸丰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此议提出，外国人肯定会同意，这笔利益实在是太巨大了。但是大臣们吓傻了。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务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他们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胥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保住关税这一实际经济利益高于公使驻京带来的朝廷颜面受损。

大臣们的反对令咸丰帝非常恼怒，朱批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但是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确实得国将不国，只能最终打消了这一想法。为了不见外国人，他只好继续作战，最后导致北京被占，自己北逃。

宁可国家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面子，咸丰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曾国藩对这一思路坚决反对。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不能让步。

曾国藩还在奏折中说：和外国人谈判时，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民生计。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事情，尽可同意，因为于中国实利无损。当初康熙年间，接待俄罗斯使臣，具体礼仪如何没有记载，但是与俄罗斯谈判边界等事，显然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行为。现在时势变异，更不可能指望欧美诸国甘当我们的藩属，因此应该以平等地位对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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