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越进步,人会越懒惰吗?

文/赵靖   正心正举特约作者

主播/樊浩

为满足最原始的需求,人类通过一系列实践行动,初步形成特定的社会和文化。

但由于充满不稳定性,人类总试图通过战争、技术、殖民等各种手段改变既有的社会和文化。相比于战争和殖民,技术似乎显得更为温和。

社会和文化的不稳定性促使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新技术去重塑,通过技术,人有效地拉开了与环境的距离,由技术去承担社会和文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冲击。

技术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进而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

比如,印刷机出现后,阅读和解释《圣经》不再成为宗教的特权,它不仅唤醒了民众的理性精神,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在运用技术满足需求、改变了既有的社会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过度自由而带来的可能的威胁。

由于外界环境比较复杂,技术并不能直接准确地复制现实,人通过技术对外界环境的了解难免存在偏差。

当技术脱离人们的控制,而人类却已经迷恋上技术,人们会忽略技术本身的局限性,而将其功能无限放大,自愿地陷入认知偏差。

技术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实践,形成了技术视阈下的社会和文化。

究竟是人控制技术为自己服务,还是技术无意识中奴役人?在技术与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技术麻痹人的主观能动性

以波兹曼为代表的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由于技术延伸了人的各种器官,如:

车马延伸了人的腿脚;

电话延伸了人的耳朵;

电视延伸了人的眼睛……

人逐渐陷入依赖技术的“怪圈”而不自知,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被技术所麻痹和控制,使人们失去反抗技术的能力。

诚然,人往往主动地通过创新技术来改变目前既有的社会和文化,但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按照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贝尔意图发明助听器,结果意外发明了电话;

爱迪生意图发明电话记录机,结果意外发明了留声机。

技术实际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化极有可能偏离人们预先期望的轨道。

在电子商务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习惯通过“好评率”或者“大数据”来快速做出判断,避免自身直接接触环境可能带来的伤害。

数字似乎科学地告诉人们,我们应该购买好评率97%的商品,而不应该聚焦好评率只有95%的产品,各种App上面的商家都在疯狂地“期待”顾客的好评,“好评返红包”是商家惯用的手段,“网络水军”的出现,让顾客的主动权几近崩溃。

而顾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却早已深陷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方便判断和减少风险中被麻痹,主动放弃依靠自身尝试新事物的机会。

如果技术止步于此,从整体来看,其负面影响根本不可能动摇人们放弃这一技术,毕竟,其对人类的进步有所帮助。

但可怕之处在于,技术一旦扎根,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并常常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不能警醒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和文化。

人们对于数字的崇拜与迷信,促使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智商、情商、爱情指数等以数字的结果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人们习惯依靠数字来进行评判。

似乎智商200的孩子就一定比智商150的聪明,可事实上,人们在依赖技术、迷信数字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不论200还是150 ,不过是人为设计的指标,并不能绝对化。

然而,当今社会这样的测试不在少数,其否定了人的全面性和多样性,使得人人按照所设计的指标标准化地前进。

人的主观能动性弥补技术的弊端

与波兹曼等人的不同在于,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深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有效地协助人们利用和掌握技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罗·莱文森虽然是波兹曼的学生,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中的作用,所持的态度与波兹曼大相径庭。

他认为,虽然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人总是可以通过“补偿性技术”来弥补先前技术所带来的弊端。

比如,人们建设房屋来抵御寒冷,但是房屋阻挡了光线;于是人们发明窗户来弥补其弊端,但是窗户暴露房屋内的隐私,人们进而发明窗帘来解决这一问题。

虽然每一种“补偿性技术”都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它们可以大大削弱技术所带来的弊端。

再比如,人们批评电视节目的转瞬即逝,不如书面文化具有持久性,但随后不久,录像机就诞生了,可以随播随记,弥补了电视瞬时性的弊端;

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解放了影像,人们无需录制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喜爱的节目,也弥补了录像机空间上的不足。

莱文森认为,人类是有能力规避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只要从整体上来看,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进步,那么就不应该否定技术的进步。

他提出了“埃吕尔式的错误”,即好比是在飞蛾孵化之前就批判其幼虫,也就是批判技术的童年或青春期形式。

无论是芒福德和波兹曼认为技术损害我们的理性,毒化我们的生活,还是埃吕尔认为,技术以其诱惑的外衣支配我们。

莱文森认为,这些批评者最有效的靶子是负面的、永恒的柏拉图式的形式,换言之,他们的靶子在真实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

当人们意识到核武器可能摧毁整个地球生态文明时,大国之间就签订了核协议来制衡其可能带来的危害,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面对技术的负面影响时,并不会被麻痹。

今天,技术发展的势头如洪水猛兽般迅猛。

有人说,现代人迷信技术正如古人迷信宗教一样疯狂。

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否成为避免技术弊端的“药方”?虽然波兹曼与莱文森等人持不同的态度,但在不断的发展与探索中,我们势必要牢牢把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一个清醒的人。

即使技术真的会“毁灭”我们,我们也要靠独立思考的精神来缓解这一冲击,为寻求“药方”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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