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对付反叛者总有无数种办法，很多酷刑都能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比如笑刑、鼠刑等等，还有一种酷刑，叫站刑。
大家肯定会想，站着也能死吗？那当然了，平时大家站久了，都腿脚发麻，更何况这是一种刑罚，肯定舒服不了。一开始这个刑罚只是严刑逼供的手段，到后来也不知道哪个“天才”想出来的，成了一种行刑手段了，当然这个比起什么砍头，车裂来说，少了一些血腥。站刑又叫站笼，这种刑罚的前身是枷刑，又称立枷，最早见于明朝。这个刑罚其实原理比较简单，枷刑是在犯人肩膀上戴枷，站笼则是除了戴枷外，还要犯人直立地站在木笼里，头露出笼外，脚下垫着砖头数块，根据犯人罪行的轻重，来决定抽调砖块的数量。砖头抽掉后，犯人脚下悬空，全部的体重都由脖子来承担。这种悬吊的感觉首先就不舒服，任由脖子以下身体的体重将脖子向下牵拉，犯人起初还能坚持片刻，慢慢脖颈出现疲劳，承受不住，呼吸不畅，最后慢慢地毙命，很难有熬过三天的。这都不算残忍的，周围还有一堆观看的人群，这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造成了犯人的不适应，这其实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并不比砍头来得痛快。万历二十年（1592）乐新炉、诸重光因为奏事不实，触怒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于是皇帝亲自下令，让东厂把乐、诸二人用立枷处死。当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受刑者如果行刑之时熬不住，提前死掉了，家属也不能提前去收尸体，只能把用土掩盖一下，到了期限才能收走。冬天还能挺两天，那到了夏天就是灾难了，早已经腐烂成为了一堆白骨。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残酷，这样的刑罚，还是合理存在的，可见人性中那种隐藏的残暴。万历时的士大夫们谈立枷则色变，认为它的残酷性超过大辟。天启时，魏忠贤主持东厂，也爱用立枷，先后枷死六七十人。后来立枷演变成了站笼，到清朝时尤为鼎盛。这也是用以处死钦定犯人的刑罚，犯人一直站在笼中，本身就处于疲乏的状态，而有的狱吏更加残酷，他们将其高度降低三寸，使囚犯站不直，只能稍微屈腿勉强支撑。这种特制的木笼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死刑犯会被如此示众三天后论斩，有的则被活活吊死。据记载晚清一名叫刘松廷的滇戏演员也是死在站笼里的。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诬偷了云南藩台的银子而将其装进站笼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开脚下砖头被吊死。
1899年，昆明衙门前的“站笼”，此时还没有犯人在内。成书于清末宣统年间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各省问刑衙门向有站笼、挺棍、天平架、老虎凳、单跨、摇天幌等刑具，每遇疑难案件猝难得供，往往任意滥用等语。查非刑之设，例禁綦严……拟请将上项刑具一律销毁净尽，如有私用者照例参处如议行。”可见，“站笼”在清代使用是非常多的。
美国摄影师利卡尔顿在上海县拍摄的河盗，他杀了人，被判“站笼”刑。游街后，他就这样被放到路边空地上，每天抽走一块脚下的石头。成群的乌鸦等在他的周围。就在石头被移除殆尽的时候，他的朋友通过关系给了他一些致命剂量的鸦片让他自杀。
这是1901年由上海寄往意大利的明信片，其中的内容是恶棍张掌华被判“站笼”刑。“站笼”最残忍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让犯人快速毙命，而是慢慢地将人折磨致死。我们看到，张掌华面带微笑，完全不以为意，3天后他可能感受到了难以描述的痛苦。
晚清在华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也关注“站笼”，他拍摄了这名盗马贼。他的脖子卡在枷板上，非常痛苦。莫理循说，这类人犯最大的愿望是速死，但他们只要有一点力气和意识，就不由自主地踮起脚尖，不是为了求生，而是出于本能。夜深人静的时候，趁没有围观者和守卫疲累，他的家人朋友会塞给他足够的鸦片，让他自杀。
莫理循还在文章中记录了一位犯通奸罪的女子被判“站笼”刑的情况：“我们散步走出西门时，有人把我领到几天前一名年轻女人被处死的地方，这个女人犯了通奸罪，她被关在木囚笼里，在一群围观者面前被慢慢地处死。有的围观者看着她忍受痛苦有3天了。她不得不踮着脚尖站在木笼里，头从笼顶的一个小洞里伸出来，她必须被关在囚笼里，直到饿死或者窒息而死。”
参考资料：林乐鸣《清代监狱文化的标本》，石舒清《莫理循眼里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