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軍：解剖人性

解剖人性

对立统一的法则，是世间万物的根本法则。此理表现在人性方面，同样适用。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逐渐形成了人性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既充满了斗争，又夹杂了妥协，他们统一于人性这个载体上。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自然性，诸如七情六欲等自然界的动物中存在的一种先天本能的东西，皆属此类，是其普遍性特点的展现。他们是人类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生存繁衍是当时人类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而，人的自然性便占据了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属性则处于从属地位。

究其因由，即人的自然性本身须与人的社会性相适应，须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社会形态，人的社会性是不同的。人的自然性决定着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则反作用于人的自然性。有什么样的自然性，就会有什么样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有其特殊性的特点，从根本上说，他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此种关系，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而宣告人类进入到了阶级社会之中。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无一不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自然性主要体现在变革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即人们创造生产力的高度、广度和深度的层面上；而人的社会性则主要体现在人们打造上层建筑层面上，即人们维持经济基础的政治力、文化力等方面。人的自然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支配物质财富。如果谁支配物质财富的权限越大，则体现的社会性就越明显，掌控的社会关系资源就越丰富。反之，权限就越小，社会性就越暗淡，社会关系资源就越稀缺。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无不是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两者矛盾斗争的结果，概莫能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基本上存在着调整派、革命派两种方案。这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生动演绎，中国人是有深刻体会的。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由于对满清封社会抱有幻想，他们或以“中体西用”的理论为指导，改进技术，追求“自强”、“求富”，或以“君主立宪”的理论为指导，在亡国灭种、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下，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虽方法不同，但他们均应属于调整派；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彻底摈弃对大清王朝的所有幻想，在“三民”主义的引领下，试图改变中国的满目疮痍的面貌，虽然两派最终都失败了，但是带给后来者的启示作用是颇值得肯定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调整派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在如此变革中，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顽固派支配物质财富，掌控社会关系资源的优势尚未丧失殆尽，且依然占据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导地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性所形成的力量会那么脆弱？会那么黯淡？

总之，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的矛盾运动史。只要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这对矛盾存在，人类社会前行的车轮就不会停止。当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基本一致时，人类社会就能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当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发生激烈碰撞时，社会就将产生变革。而变革的形式无外乎不是内部自我调整，就是以激烈对抗为特点的战争形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