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酂城
据陈梦家考证，商代的邑分为两类，一类是商王之都邑，如大邑商、天邑商、大商邑，一类是方国族邦之邑。邑是聚族而居之处。《公羊传》里记载：“邑多田少称邑，邑少田多称田”。据《商代方国位置示意图》标注，酂邑的西北部有元国（今芒砀山一带），甲骨文记载商王准备去元国，占卜曰“贞田元，往来亡灾”，说明元国那里邑少田多，故称“田元”。现代文物遗址调查表明，芒砀山一带迄今尚未发现龙山文化和商代遗址，这一带由于历史上黄河泥沙的淤积，原本可能存在的商代遗址被淤埋地下。实际上，酂城一带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的遗存非常多，星罗棋布，古代有七十二堌堆之说，不过大都消失了。遗存到现在的有黑堌堆遗址、王油坊遗址、造律台遗址、江堌堆遗址、肖竹园遗址、明阳寺遗址、洪福遗址、潘楼遗址、葛庄遗址等，这些遗址都是临水高台之地，是古人理想的居所，有可能是商代的邑聚落遗址，直至汉代在《汉书》中还记载有“酂鄍聚”，就是聚族群居地之意。
根据商代地名、族名、方国名皆一致的特点判断，酂在商代早期是酂国的所在地，是酂族的聚居地，而且酂国和邻居的永国一样都是商王的附属国族和王族的嫡系支脉，后来酂成为攸国的城邦之邑。因为在甲骨文中目前尚未发现酂与商王敌对的记载，可见酂与商朝的关系是一直友好的，邻近的危国也是商朝的附属国，曾被商王两次置奠，永国被商王置奠一次。“置奠”是商王在附属国族内设置奠官，强化统治、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著名历史学家裘锡圭说：“设奠是商朝对被征服附属国的一种治理方法”。据专家研究，凡被置奠的商朝附属小国皆存在统治基础不稳固的问题，但是酂国没有置奠的记录，证明酂国与商朝的关系非常稳固。
郭沫若释读甲骨文中的“酂”字亦为“爪”字，为研究永城古地名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契机，给我们以深层次的启发和思考。有些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地名，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实质和内涵是一致的。巧合的是，在酂城的南边不远处就有一个古老的爪子集，根据《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历史名称录》中商代地图的标示，这个爪子集就是商代的爪邑。在明代嘉靖版《永城县志》里，标注为爪子营。虽然改名为洪福和卧龙集，但当地老人依然保留着古代的称呼。据永城文史学者江华先生介绍，洪福遗址的南部就是古代的爪邑城遗址，爪邑城东西约300米，南北约300米，还有一圈城壕存在，城里碎砖瓦和黑陶片的残存非常多。可惜早些年不注意保护，已被小城镇建设破坏。这个“爪”字既然与“酂”字根源相同，说明爪邑亦是商代酂族的聚落之一，而爪很可能是商代酂的古文字和古音的遗存。
陈梦家说：“叉字亦可以读为虘攴字”。颜师古说：“此县（酂）本为虘攴”。孙亚冰说：“虘攴与虘同字之异体”（见《商代地理与方国》275页）。由此我们想到商代虘族的问题，据专家研究，商朝的西部有一个虘国，卜辞中称为“虘方”，而商朝的东部也有一个虘族，曾出土商代虘族青铜器28件，每一件都写有铭文“虘”字。虘族青铜器为何出现在费县？史学界对此颇有争议，未有定论。永城的酂在卜辞中叫“叉”，为什么后来成为“虘”？进而又演变为“酂”？它跟山东商代古费邑的虘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永城的虘附近也有一个古费邑？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在的联系？跟虘族的迁徙有无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和研究。
“虘”字还在西周著名的青铜器史墙盘的铭文中出现过，字里行间透露出虘族成为周武王征伐的对象。北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克盉和克罍的铭文中也有虘字出现，虘族成为周成王管理的部族。陕西扶风县曾出土西周“太师虘簋”，有铭文70字。虘族为什么会在多地出现？有学者研究认为，虘族在商代曾经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族，甲骨文中虘方位居商朝西部，和商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在虘族和商朝友好时，商王曾将虘族派驻在商朝东部边境，防范和抵抗东夷的进攻，所以商代费县和河南永城会出现虘族的踪迹。还有学者认为，周武王灭商之后，将强大而桀骜不驯的虘族强令迁往各地，分而治之，所以虘族遗迹会在多地出现。
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虘族是大禹后裔伯益的一支，属于伯益子孙费昌的嫡系，费县和永城的虘族反映了伯益后裔逐步西迁的过程，所以费邑和虘邑邻近，费县内也出土了虘族青铜器，这种巧合并非偶然。我们知道商朝末年酂城在卜辞中叫“叉”，西安出土秦朝“酂丞之印”封泥，“酂”字和现在一致，甘肃居延汉简中记载西汉初期酂县之酂和现在也一致。酂城称“䣜”应起源于西周初期，和学者考证的周武王将虘族分而治之的时间是吻合的。商代的“叉邑”和周代的“䣜”可能只有地名的变换和传承，而其原住部族已经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西周初年，虘族可能占据了“叉邑”，改名为“䣜邑”，即唐朝文字学家颜师古所说“此县本为䣜”，与此相印证的是，郭沫若破译的卜辞“叉”亦即“爪”字，证明酂城南边的爪子城依然保留着卜辞中本地土著居民的历史遗留痕迹。因为商代典籍湮灭过早，颜师古无法获知商代的情况，只能从周初说起，这反映了虘族在此生活过的事实，西周时代依然保留着族名、地名一致的情况。
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商王曾数次到达酂城，有修城筑邑、征战和田猎活动，可见酂城在商代就颇为繁华。《水经注》记载春秋时代宋襄公在此会盟诸侯，汉代成为开国元勋“功序第一”的丞相萧何的封邑，经历了这么多历史大事，按古制似乎应有相关的铭文青铜器出土。铭文青铜器是验证历史的实物和最好见证，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见到酂城出土的带铭文的青铜器呢？永城博物馆馆长李俊山先生认为，酂城这一带，自古至今地表依然保持原貌，没有经过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导致大量古代墓葬皆被盗掘一空，很可能历代陪葬的青铜器特别是商代的青铜器早已被偷盗流失毁弃殆尽，当然也不排除遗存在地下的至今尚未被发现。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发现酂城的铭文青铜器，希望用青铜器的铭文与甲骨文对话，以见证酂城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