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和邹文怀的第一次见面，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放着邵氏出品的电影。电影结束后，邵逸夫开门见山，告诉他，你是我要找的人——邵氏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宣传部主任。但邹文怀看上去毫无波澜，淡淡说道：“谢谢卲老板厚爱，此事日后再谈吧。”人才难得，被婉拒的邵逸夫并没有死心，他多次登门拜访邹文怀，与邹畅谈邵氏公司的宣传构想。多次接触后，邹文怀终于被打动了，同意加入邵氏，并要求由自己亲自组建宣传班底。邵氏公司获得邹文怀等人才后，一番“折腾”，终于在竞争激烈的香港电影市场里站稳阵脚，长虹数十年。从那时起，“东方荷里活（好莱坞）”这个名字一直闪耀在香港上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邵逸夫的雄心，是击败当时在香港电影届十分活跃的电懋公司（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1956年，当时南洋地区最大的电影发行企业之一国泰机构，决定将香港国际电影公司和永华电影公司合并，改组为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陆运涛想通过这个机会，将自己在新加坡的放映王国理想扩张至香港。50年代起，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向工业化城市转变。由自由经济主导的市场，让这片土地片充满了无限生机。中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肆意碰撞。由于曾在欧美留学，富家公子陆运涛对欧美影业的经营模式已相当熟悉，于是，他将好莱坞“垂直整合”的制片路线和管理模式引入到香港电影制作当中。在现代化制片体制的管理下，电懋的产出十分可观。如在1959年，电懋的年制片量已超过20部。▲陆运涛，东南亚地区最成功的电影实业家之一。图源：网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邵氏家族便开始活跃于电影领域。1925年，以邵醉翁为首的四兄弟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除了制片，还开拓了电影发行业务。高质量的电影作品及逐步扩大的发行网络，让“天一”的市场份额逐渐变大。这一新秀的崛起很快引起了上海其他影片公司的注意。
▲位于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图源：网络
1928年，当时的上海影坛霸主明星公司当家人周剑云，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等五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公司，对“天一”的电影进行抵制和围剿，不允许与“六合”签约的发行商或戏院购买“天一”影片。负责电影发行的老三邵仁枚和老六邵逸夫，决定将发行重心锁定在南洋（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带）。1930年，老三和老六远赴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从此，邵氏的电影发行事业在南洋风生水起。30年代初，邵氏兄弟在南洋地区经营的戏院便高达139家，一直到1956年，中间虽然因抗日战争发展停滞，但战后经过一番努力，仍恢复到130多家的水平，此时所有影院全年所需影片量高达520部。然而，这却是当年因上海市场竞争激烈、战争等原因重回香港发展的“邵氏父子”公司所不能承受的制片量。“邵氏父子”在洋化制片公司“电懋”和左派电影公司“长城”的夹击下，日渐衰退，这让公司负责人、二哥卲邨人慢慢在电影界无心恋战。
好不容易在南洋恢复发行事业的邵逸夫，不甘心让邵氏就这样退出香港市场，在看到对手陆运涛在香港的成功经验后，更是坚定了他在这片自由土地上重振旗鼓的决心。1957年，邵逸夫只身一人回到香港，准备在制片领域大展拳脚，重振邵氏雄风。
这一年，他50岁。
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接管过去“邵氏父子”的业务。
▲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标志。图源：网络
“二哥，你知道美国好莱坞影城有多大么？坐汽车要走好几个小时，所以人家能拍出好电影。”曾两度前往美国的邵逸夫，见识过欧美国家的先进设备、技术和经验，尤其是那个星光熠熠的好莱坞。于是，邵逸夫重振邵氏影业，首先便是要在清水湾建造起一个集摄影棚、印片厂、制片大楼、服装库、道具库、放映室、生活区等多功能区域为一体的东方好莱坞——邵氏影城。有了强大的片场和人才后，邵氏和电懋的“大战”一触即发。邵逸夫与陆运涛之间先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明星争夺战。邵逸夫与邹文怀一致认为，“捧星”可以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于是，他们细细梳理电懋旗下的当红影星，亲自向“看中”的影星发起攻势，其中便有在香港最当红的林黛。
▲林黛。图源：网络
在林黛效力电懋以前，她也曾为“邵氏父子”公司拍过几部叫好叫座的电影，《乱世妖姬》《黄花闺女》《春光无限好》等，但电懋用精品制作《金莲花》成功为林黛夺得第四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和金鼎奖最佳女主角，让林黛从此对电懋心存感激，许诺不拍其他公司的影片。不过，最终生意人邵逸夫还是靠“电懋”双倍薪水成功打动林黛，拍出了《江山美人》《千娇百媚》，其中，后者创下了当年最高卖座纪录，人人为林黛而倾倒。除此以外，还用重金挖走了林翠、陈厚等演员，岳枫、陶秦等导演。
▲《江山美人》海报。图源：网络
除了挖角大战，还有“双胞案”。从1961年的《红楼梦》开始，邵氏和电懋总是抢拍同一题材的电影，比拼进度，谁先上画谁就是赢家。《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杨贵妃》等都是邵氏兄弟抢先推出的电影，使得电懋的项目胎死腹中。在抢拍比拼当中，电懋总是落在下风。在自由的经济环境下产生激烈的商业竞争无可厚非，但长此以往，并不利于香港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观众也十分反感。于是，激战几年后，1964年3月，在港九影剧自由工会主席的主持下，双方签订“君子协定”，宣布以后不再挖角、不闹“双胞案”等，两家公司终于握手言和。握手言和仅仅三个月后，陆运涛便意外辞世，电懋也随之“倒闭”，改组为国泰机构。随着最大竞争对手的消失，大喊“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邵氏影片开始雄霸香港电影天下。
▲楚原导演的《流星·蝴蝶·剑》。图源：网络
四大名导李翰祥、胡金铨、张彻、楚原，贯穿邵氏电影的发展历程，也撑起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由李翰祥开创的黄梅调电影，曾多次打破国语片在香港的票房纪录，《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风靡一时。胡金铨和张彻，则致力于拍摄新派武侠电影，胡金铨的《大醉侠》开启了风格。而张彻的《独臂刀》，则成为了香港第一部票房破百万港元的电影，人送外号“张百万”。武侠电影的热潮一浪接一浪，武侠电影的拍摄一部接一部。武侠世界里还有楚原，风格突出地表达古龙的武侠世界，收获了大波票房。1970年，备受邵逸夫重用、效力12年的邹文怀离开了邵氏兄弟。邹文怀离开后，创立嘉禾电影公司，开辟了香港电影的另一个时代。起初，羽翼未丰的嘉禾还笼罩在邵氏的阴影之下。但不久后，开局就是一个暴击。1971年，触觉敏锐的邹文怀主动找到李小龙，寻求合作。当时，李小龙在好莱坞影片《青蜂侠》中崭露头角，让观众记住了中国男儿的血性与功夫。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华人注定不会被好莱坞主动捧红。于是，想要在影视上获得更大发展的李小龙主动联系了当时香港电影的巨头，邵氏公司。遗憾的是，此时邵逸夫还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未来能在世界荧幕上掀起多大的风浪。邵逸夫开出的条件并不丰厚，态度也比较高傲。李小龙自有一股傲气，感到不满，于是一切作罢。而邹文怀的出现，迅速填补了李小龙回港发展的需求。两人一拍即合，邹文怀以1.5万美元的片酬签下了两部电影。李小龙迅速回港，历时两个月拍出的《唐山大兄》，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的电影票房纪录，达到了300万港元。李小龙一跃成为国际功夫巨星，扬名海内外。
▲《唐山大兄》剧照。图源：网络
后续上映的《精武门》《猛龙过江》，屡屡打破亚洲电影票房纪录，《猛龙过江》更是成为了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500万港元的电影。李小龙真实、有力的截拳道功夫让人眼前一亮，大大区别于观众过去在武侠片里看到的舞刀弄枪的套路功夫。着重表现暴力、阳刚之气和情宣泄感的功夫电影，引领了一波影响深远的功夫片潮流。1973年，李小龙的猝然离世无疑对嘉禾和香港电影产生了重大打击。功夫片还在拍，只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李小龙一样夺目的武打明星。幸好，几年之后，另一位功夫巨星一步一步地“打”了出来。17岁以前，成龙只是李小龙的群众武师之一。这个原名陈港生，被叫作陈元龙的年轻人在香港影坛里还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后来，功夫片兴旺，也有人请他做动作演员，但随着李小龙的离开，动作片又开始没落了。
▲成龙。图源：网络
导演罗维却想让他成为“第二个李小龙”。罗维为陈元龙改名“成龙”，给他拍了一部《新精武门》，但票房并不好，成龙也成为不了第二个李小龙。尽管重返影坛的首部作品成绩不尽人意，第二个伯乐袁和平看上了成龙，向老板吴思远力荐。1978年，《蛇形刁手》《醉拳》上映，诙谐刺激的功夫喜剧开启了新一轮功夫片潮流。1979年和1980年，嘉禾先后招揽了洪金宝、成龙。有了这两大功夫影星的坐镇，嘉禾走向了辉煌。除了独具港味的功夫喜剧，嘉禾还有充满香港草根气息的“许氏喜剧片”。1974年，香港第一代喜剧之王许冠文，从邵氏出走至嘉禾，讽刺喜剧《鬼马双星》上映后在香港创下了高达625万港元的票房，打破香港卖座纪录。▲许冠文（中）与弟弟许冠英（左）、许冠杰（右）。图源：网络70年代的香港，正在转型。香港本土意识正不断壮大，并逐渐演进为社会主流。此时香港是一个洋气的国际大都市，充满着个人发展的机会。通俗化、娱乐化是这一时期市民普遍的追求。1980年，当嘉禾正准备与成龙、洪金宝共创动作片辉煌，香港电影届又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新艺城影业公司横空出世，一种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新经营理念出现了——电影营销。新艺城拥有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新艺城七怪。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和泰迪罗宾，开发出了各种风格的卖座电影，鼎盛时期，连旧日的龙头大哥邵氏和茁壮发展的嘉禾都要联手对付。1982年开始上映的《最佳拍档》系列，是对当时风靡世界的007系列电影的解构作品。《最佳拍档》里包含了007电影里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却又具有浓厚的香港特色，颠覆权威。新艺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的改编和翻拍，屡试不爽。如此操作能够让新艺城在当时以商业性为主的香港电影市场里站稳阵脚。而同一时期，香港还出现了另一波融入了西方现代电影观念的作品，“新浪潮”电影。70年代末，香港经济继续腾飞，社会多元化、文化本土化进程日趋加快，人们对于电影里的“本土化”观念有着更强烈的诉求。一批曾赴欧美深造的青年电视导演，在裁员的情况下纷纷离开电视台，投身于电影行业，以先进的理念拍出了一批让人耳目一新，具有香港都市气息的电影。当时的年轻导演包括徐克、许鞍华、谭家明和方育平等，不但关注内容的本土化，还敢于进入题材禁区，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
▲许鞍华导演《投奔怒海》海报。图源：网络
“新浪潮”下，独立制片公司兴起。传统的大厂流水线式制作，不够精致，也不够艺术，已然跟不上市场的步伐。1987，邵氏公司停产，曾经统治香港影坛十余年的邵氏电影王国，落下帷幕。后来，由于分账不公和创作理念分歧，90年代初，新艺城七怪解体了。1987年，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一举拿下第六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掀起一阵英雄片潮流。但不久之后因徐克催促其拍续集，意见不合，远走美国。1988年，那个“不但饿死剪辑师，还想饿死老板”的王家卫，凭借处女作《旺角卡门》获得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三年后凭借《阿飞正传》正式夺得奖项。文艺片从此多了一种风格叫“王家卫”。1989年，徐克坚持用李连杰出演《黄飞鸿》，不惜与嘉禾僵持，而徐克的坚持成就了一大荧幕经典。1990年，周星驰主演《一本漫画闯天涯》，开启无厘头喜剧时代。1993年，香港电影工业发展达到高峰，当年港产片数量为187部，票房收入11.44亿港元，占当年香港全部票房的七成。正当香港影人为此欢呼雀跃，第二年起便陷入了极大的打击之中。80年代，香港电影大量涌入台湾市场，台湾投资人看见商机，便纷纷投入大量资金在香港电影制作中。在这一阶段，香港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喷薄而出。但十年过去，由于急功近利，光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的香港电影市场陷入了“泡沫繁荣”的危机。当市场超载，因片酬提高而上升的制作成本使得影片投入和产出比例严重失衡，无利可图的港片让台湾片商望而却步。而1994年，台湾更是大幅度开放影片进口配额，以好莱坞影片为主的外语片迅速占据了台湾市场，香港电影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追捧。香港电影第二大外埠市场首先遭到了冲击。1997年，港产片产量仅为86部，票房收入5.46亿港元，约为93年指标的一半。这一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经济下滑，作为香港电影第一大外埠市场的东南亚也遭到严重冲击。因此，这一年，光是嘉禾，亏损就达到了八、九千万港元。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九项大奖。一曲《甜蜜蜜》下的漂泊与重逢，映照面对变迁的不安与接受。而王家卫则凭借《春光乍泄》，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1999年，香港《明报日刊》封面打出血红色的标题：“香港电影之死。”而2002年，一部《无间道》让人又看到了港产片的希望。不过，似乎是最后的回光返照。2003年6月，旨在重振香港经济的CEPA协议的签署，促进了港产合拍片在新世纪的发展。2004年后，不少香港导演“北上”拍片，寻求香港电影的新出路。2004-2005年期间，初期的港产合拍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功夫》《新警察故事》等。
▲《功夫》剧照。图源：网络
经过多年的调整与融入，部分香港导演的拍摄开始转向内陆题材。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等都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且口碑很好。香港导演的实力，还是在线的。只是随着他们的老去，曾经的风光已然不再。21世纪以前，港产片占据亚洲大量的市场份额，不同类型的影片引起过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热潮。但近20年来，人们对港产片的讨论越来越少。陈木胜导演的遗作近日上演，有人感叹，曾经熟悉的港片又回来了。
参考文献：
赵卫防：《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耿晓星，韩梦泽：《百年传奇邵逸夫大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余慕云：《香港电影简史年表》，《电影艺术》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