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致俊 | 我的第一次采访
往期回顾
1979年3月，我响应国家号召，经考试录取到西藏江达县农科所工作。后曾在江达县农牧局等单位工作。1985年7月，我受《西藏日报》社的委托，为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采写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江达县先进人物事迹等文章。
我刚到江达县政府办公室报到时，县政府正在召开全县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报道。会上，给政府办公室定了几个题目，其中一个重点报道题目是字嘎区的牧业典型报道。我回到政府办公室后，呷呷央宗（女，藏）主任要我承担这个报道任务。我虽然觉得自己刚到办公室工作，对字嘎区的情况是两眼一抹黑，搞典型报道有困难，但还是答应了。我想，这将是我到政府办公室后采写的第一篇稿子，如果写不出来，或者是写得不好，江达县政府会认为山西吕梁农校派来了一个蹩脚的中专生，这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当时，我只知道字嘎区的牧业发展比较快，面貌变化比较大，是西藏昌都地区牧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除此之外，我对这个区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我请呷呷央宗主任先给我找一些有关这个区的材料看看，呷呷央宗主任从县委宣传部和她的文件柜中找来了几份老材料。我翻了好几遍，想从中得到点启发，为采访作些准备。但是，这些都是总结字嘎区如何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突出政治之类的材料，其他情况很少，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后来我跑到多种经营办公室采访，接待我的同志给我介绍了字嘎区的户数、人口、劳力、牲畜头只数字和草场面积等基本情况后，又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张统计表让我看。我一看，表格上除了历年来的牲畜存栏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我让他谈谈字嘎区过去的牧业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情况怎样、现在又是怎样？这个区发展牧业生产有哪些经验？他说具体情况他也说不清楚。这样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有采访到什么东西，脑子里对这个区的印象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我想，既然在上面采访不到什么东西。干脆到这个区公所去，找区里干部和社员采访吧。当我把我的打算告诉呷呷央宗主任后，她对我笑着说：“你刚来，不知道这里下乡采访的困难。你要到字嘎区公所去，一要有车，二要有翻译，三要带行礼和吃的东西，不好办啊！”我问：“那怎么办呢？”她说：“过几天字嘎区委书记尼玛扎西（男，藏）要到县里来开会，先找他谈谈再说吧。”
一天，呷呷央宗主任带着我和县委办公室一位懂汉语的藏族干部当翻译，到县委招待所找到尼玛扎西书记，我向尼玛扎西书记说明来意后，他向我介绍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字嘎区民主改革以来牧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二是实行科学养畜的情况；三是字嘎区的草原基本建设情况。我们总共谈了有三个多小时，除去来回翻话的时间，实际采访也只有一个多小时。尼玛扎西书记，虽然谈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但每个方面都谈得很笼统、很概括。加之，他是来县上开会的，我们事先没有给他打招呼，搞了个突然袭击，他没有准备。所以，当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时，有的回答得很简单；有的说等回到区委问一问才能回答。尽管如此，我对字嘎区的认识总算深了一点。
回到政府办公室，呷呷央宗主任问我：“可以动笔写了吧？”我一听，怔住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觉得掌握的材料，尤其是典型材料太少，还要进一步采访才成。”呷呷央宗主任说：“你抓紧办吧！”
过了两天，呷呷央宗主任和县纪检委的李兴奋同志下乡了。临行前，她交待我要尽快把字嘎区的稿子写好。我想，就凭我了解到的那点情况，不要说写通讯，写个消息材料也不够。到区里采访又去不成。想来想去，无计可施。
一天午饭后，我正在翻阅采访记录，江达县政府副县长扎安扎西（男，藏）来找我闲谈，闲谈中我向他倾诉了我这几天采访中遇到的困难，请他帮我想个办法。扎安扎西副县长对报道工作很关心，他想了想对我说：“县农牧局经常有同志去字嘎区下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你可先找他们谈谈。”我说：“我对字嘎区是什么样子、'草库伦’是什么样子？一点都不知道。我想下到这个区去直接找干部和社员了解一下情况。”扎安扎西副县长说：“记者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了解到全面生动的情况，写出好稿子。等农牧局的同志给你谈过情况后，我想法派个车送你到这个区住几天，认真采访。”遇到这样的热心人，对我无疑是雪中送炭，我高兴极了，连声表示感谢！
扎安扎西副县长说到做到。他带我到农牧局，找到了几位在字嘎区下乡的同志。这几位同志是刚从基层调上来的，对牧区工作比较熟悉。他们向我介绍了字嘎区牧业发展的巨大变化，发展牧业生产的关键措施；还介绍了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比如字嘎村的社员嘎巴巴觉，四年迈出四大步，一跃成为14万元资产的冒尖户。使我获得了许多新情况、新材料。之后，扎安扎西副县长又给我派了个车，找了个翻译，让我下到字嘎区采访。扎安扎西副县长对我说：“这个区有个小招待所，不用带被子，但要带一些吃的东西。”我带了一袋奶粉和一袋饼，一壶开水，来到了字嘎区。到字嘎区后，司机对我说：“我后天下午来接你回去，你要抓紧时间。”
当天下午，我就开始采访了。我先找区公所的干部谈，又找字嘎村生产队干部了解，还开了几个小型社员座谈会，看了草库伦、兽防站、电站和社员家庭。白天时间不够，就利用晚上采访。这样我对这个区的认识比在江达县时深化多了，丰富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我本想多跑几个生产队，多访问一些社员，可第三天刚吃过午饭，车子就来接我了，我只好回到江达。
回到政府办公室以后，我把采访的材料进行了分析，确定了稿子的主题，主要写字嘎区牧业生产的变化。可提笔写时，困难又出现在面前。由于我对牧区的情况不熟悉，对牧业生产不懂，对“畜群结构”、“载畜量”、“牲畜繁殖成活率”、“出栏率”等概念的真实含义都不太清楚只好生搬硬套地往稿子上写，对如何反映牧业生产发展，给群众生活带来的变化等，想不出适当的词汇来描述。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写写停停，一连熬了几个晚上，才七拼八凑地写出了通讯《字嘎牧业巨变》的初稿。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通讯的初稿呈送给扎安扎西副县长审稿，他一边看一边紧皱着眉头。我在初稿上写字嘎区围建草库伦的成绩时，说：“草库伦象万里长城。”扎安扎西副县长对我说：“万里长城式的草库伦多是形式主义，起不了多少作用。”当看到初稿上写字嘎区字嘎乡一位老阿妈爱畜如子，说：“她用草喂养刚生下缺奶吃的小羊羔”时，扎安扎西副县长说：“刚生下的小羊羔还不会吃草。”扎安扎西副县长对稿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都一一作了修改。我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他对此稿并不满意。但可能出于对我的体谅，还是签字同意发稿。稿子于7月28日在《西藏日报》刊登了。
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一仗并没有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