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国史22：汉武帝的武功

汉武帝的武功主要是他征伐匈奴取得的胜利。秦末天下大乱，秦廷调动北疆戍兵南下平乱，匈奴即趁机再次侵入到河套之内。汉高祖待天下初定，于前200年率军32万北击匈奴，结果轻兵急进，被匈奴40万骑围困于平城。此事史称“白登之围”，汉高祖几乎不保，靠了重贿阏氏才得脱身。此后汉廷对匈奴即取守势，以和亲为名，用侍女财货买得匈奴不动。此时匈奴的首领是冒顿单于，他初起时就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后又灭了西域的大国月氏，将北地诸胡全部压服，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奴的上层贵族贪图财货之利与汉言和，但匈奴下层的小部落不受约束，仍常侵扰汉朝的边境。

论国力匈奴不及汉朝之百一，但在战略形势上其却具有巨大的优势。匈奴的军队全是骑兵，不但在战斗中机动性高，还能就地搜掠粮草，不须后方补给，所以又有极高的战略机动性。以中国北方数千里的边境线，匈奴可以任意选择攻击之点，汉廷做消极防御当然要疲于奔命。故而对抗匈奴的战略实是宜攻不宜守。然而塞北地广人稀，欲寻击匈奴主力须动用大军，大军无法在沿途取得供养，又须后方转运。如此则欲攻匈奴须先对人力、财力做大量的积储。和亲政策既向外敌示弱，又以财货肥其胃口，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到了武帝时，汉朝的国力已经积累雄厚，内政也已安定，武帝遂决定对匈奴转取攻势。

前133年，汉武帝用王恢之计，引诱匈奴攻马邑，设伏兵30万欲击之，结果匈奴觉察而去。两国由此交恶，匈奴连年入寇，汉廷亦迭次出兵抗击。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筑朔方郡城，又修缮秦时的旧城塞，又徙民实边，从此京畿的北面始告安全。汉武帝为纪此功，特改年号为“元朔”。前122年，武帝使张骞出使西域，欲约匈奴的宿敌月氏夹击匈奴。此时月氏已迁到葱岭以西，张骞可能并未到其国，但他遍访西域各国，使汉廷对匈奴之外的世界始有明确的了解。前121年，霍去病进兵陇西，匈奴浑邪王降汉，汉廷在其地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此乃中国经营西域之起点。

汉代所谓的西域之地即今新疆及青海、甘肃的一部，当时那里有很多农耕及半游牧的国家。西域地区很富庶，其文化和技术都较匈奴为优，匈奴得之正可弥补其国力的不足。所以中国虽然无求于西域，仍要努力经营之，是意在破坏匈奴的形势，不能说全出自武帝的个人野心。汉廷有了河西四郡，遂与西域建立了交通，开始威胁匈奴的侧翼。匈奴与汉朝连年争斗皆不得利，其实力自不能做长期的消耗战。为了扭转战略被动，匈奴用降将赵信计，向漠北退却以诱敌。前119年，武帝用骑兵10万，马14万匹，步兵数十万，分两路远征漠北。卫青出定襄，北进千里，击败单于主力，追至真颜山而还。霍去病出代郡，北上两千里，击败匈奴左贤王部，封狼居胥，临瀚海而还。此战史称“漠北之战”，是汉朝对匈奴战争的顶点。匈奴国势自此一蹶不振，最终西迁，不再为中国之患。

汉武帝的武功虽盛，但后世对他是颇多批评的，他能击败匈奴全靠中国国力之雄厚，在战略上并无可陈之处。武帝用卫、霍等外戚领兵，亦不算得人。大约武帝的将领，皆以兵多粮足逞其悍勇，既少深谋远虑，又不恤士卒、钱粮。《史记》称霍去病“贵不省士”，出征“既还，重车余弃粮肉，而士有饥者”。漠北之战，汉军出塞14万匹马，还者不足三万，其人员的损失自不待言了。漠北之战后，汉武帝又连年在西域用兵树威，又征服河湟之地的羌族，征朝鲜、闽、越，至前109年攻灭南方的滇国，其对外征伐始告一段落。武帝在东北、东南和西南边疆上的征伐本无必要，而付出的成本却极高，后世所谓“功不补患”。汉武帝除连年用兵外，封禅泰山、巡游天下、营造宫室等内政亦极靡费。到武帝死时，汉朝国库已竭，民间经济濒于破产，民众多有不堪苛剥聚起为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