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就是哲学的整体性
再说回人的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感性与理性的整体失衡，所以西方社会拿虚伪的形式民主没有任何办法——民主总是听起来很美好，实际却什么文明根本局限也不解决——这种身在其中，却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与东方文明无法将深奥的道文化与梵文化作常识化表述是一个道理，而我看到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不能用严密的逻辑常识化铺陈出哲学的整体性。
我在前面说了，不得哲学整体性的西方哲学是在坐井观天，有看明白我文章的网友告诉我。他曾经比喻逻辑就是坐井观天者借以爬出去的井壁。
我不得不叹服这个比喻的贴切，但我更慨叹于井底之蛙建立沿井壁爬出井的决心之难，因为那是文明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变被动为主动发展的唯一前提，与自我意识诞生之于人类文明分野于自然文明，有同样的分界意义。
如此，则不难理解，人主动学哲学，等于个体层面主动追求文明进步，哲学一旦因此而普及，相当于变人类文明被动进步为主动进步的分野。从效率的角度，哲学普及代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化发挥——若人皆主动学哲学，则人类再无主观惰性（于文明进步）。
参照坐井观天这个比喻，西方哲学于人，因为不具有普及性，所以只能是帮少数人观文明局部之天的工具，而那个更大的囊括人类文明的自然文明之天，显然用西方哲学无法清晰表述，因为那本是他们一直遍寻不着的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天花板，只有常识化的哲学才能彻底瓦解之。
在中国人的逻辑内，在上帝之外的那个天，其实就是囊括人类文明的自然文明，也就是作为哲学真正的整体性之天的客观世界，在汉语体系中，其实就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道。
因为道乃强名，所以说成是其他本体性概念也行，可见，只一个强字，便足以说明中华文化先祖的高超文明、文化和理论自觉——人类语言文字中的所有概念，其实均是强名，是由质及形的强名。
一切概念皆强名，此中有深意，欲辩却满眼全是逻辑。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参照中西方文化知道它的一些整体性特点，然后由西方的文化先人强名曰逻辑而已。参不透一切皆强名，语言和文字作为逻辑的表相，真是害苦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后辈学人。
由此可见，在单一分支文化体系内，演绎出哲学的整体性概念极难，阐述出来后，又极难理解和普及（相关知识体系），所以只有在不同文化间互译过后，经过不同思维习惯的互译式碰撞，才能把隐性的逻辑的单一指向性碰撞出来，才能把逻辑与规律的异名同出性碰撞出来，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统一性才能被碰撞出来，人类共有一套逻辑、只活在一个文明中这类不言自明的事儿，才能用清晰的逻辑表述出来。所有这些环节，竟然都是哲学常识化普及必须逐步突破的必经之路。
有了这样的逻辑通路，回头再看《道德经》就不那么晦涩了。因为道生万物，所以不难理解，其实整个观天之井都是道之局部内涵所在。所以，以道一言以蔽之于哲学的整体（性），要想把握其全部内涵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要想坐井观天地掌握哲学的整体性，每个人都得在不爬出井的情况下，借助逻辑，自己推理出道与天的全部（属性）。
在哲学不得常识化之前，这种推理不能的窘迫，对任何人和任何哲学家都是一样待突破的先天局限，这是一种残酷的公平——只要不能用道或哲学把人类文明和自然文明统合起来，因为人在思想内核处分裂的不可调和，所以必然导致其不能过高层次知行合一的人生。
显然，用严密的逻辑清晰地铺陈出哲学的整体性，就是哲学与道的常识化过程，其中逻辑这个媒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它与自然文明是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道的运行有规律性，如果说道就是自然文明，那么因为它孕育了人类文明，所以为了赞美它，美其名曰大道，便不足为奇了。如果再考虑到人有主体性，而且还不很充分，那么按照主体生主体的逻辑，说明自然文明和人一样具有主体性，而且还可能更完整，所以唯心主义将其定义为无所不能的神性，就有了全部的合理性。
如果自然文明具有主体性，那么指使其运行的主观逻辑就与催生人类文明的客观规律之间有了某种一致性，可见唯心世界的某些人之所以有通神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亲代文明与子代文明之间因遗传关系而产生的互译性而已——人有了自我意识后，辨别、分析、定义、总结一切事物，依据的当然都是与自然规律具有同质性的逻辑，所以逻辑是确保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互译的唯一工具，而人类一贯自诩高明的文化系统，不过是对逻辑的简单翻译而已。
用“logic”、“idea”、道或者梵一样的概念表述哲学的整体性，是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或之前已经初步实现的人对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的整体性认知。只是这种认识靠纯抽象思维形成，因为无法实证，所以导致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必然冲突。
如果哲学是思想，那么人类所有的思想都是哲学。这样表述之下，哲学的整体性立现，可惜西方哲学因盲目于坐井观天而导致固步自封的狭隘，于是冯友兰定义哲学为思想思想的思想，虽然多有脱裤子放屁的嫌疑，但在有了整体性概念之后再看，西方哲学相对于东方哲学，因为缺乏整体性的道，所以相对更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术的研究，所以在物极必反中催生现代科学，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过去我宁可说自己是思想者，是哲学白丁，也不想与西方哲学扯上太多关系。现在看，终于可以把这其中的原因说清楚了，是中华道文化的整体性赋予了我骄傲的资格。
现在再看西方哲学在过去为什么一直不能与道文化进行正确互译，就是因为在方法论层面，东西方哲学均有观天之术的性质，之所以西方文明以自家文化为高明，皆因他们错误地以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为哲学起点造成的——那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政治哲学，受文明根本局限制约，都以假设的前提展开，所以导致整个西方哲学至今都像空中楼阁一样，不接地气。
比较而言，中华道文化有天人合一理念，在形成过程上，一直有大农业文明的全部农业人生经验为理论基础，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部分从来脚踏实地，所以虚幻的西方哲学固步自封地拒绝正确翻译中华传统文化，丧失的却是自家哲学重回人间的机会。
我认为，西方哲学不是不能，而是不敢翻译中华传统文化，而是因为一旦像我们一样接地气，那么西方哲学史的起点就必须前移，这样他们的神学思想就根本经不起持续的前提批判的检验，这才是西方主流文化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恒久地维持他们的阶级性既得利益。
正因为旧哲学与旧文化体系中有如此多的主观障碍，所以只要继续迷信西方哲学，继续在旧哲学的理论体系内自说自话，旧哲学就只能在精细化发展中离群众越来越远，直到被富裕且任性的西方中产阶级抛弃，喊出哲学已死，便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个平民化时代，哲学既然不能常识化造福于人，死而复生才有正本清源的机会，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打压，西方哲学向政治妥协得太久了。
由此可见，正因为理论视野的先天局部性制约，所以导致古往今来的西方哲学家一直无视了哲学与人生的整体性，所以在西方文明主导人类文明之后，才加重了人类集体认知的坐井观天性。
明白了这些道理，不但西方哲学史在错误起点处的诸多不足可以一目了然，而且因为一样不能常识化展开，中国传统道文化只能靠脱胎于天理的伦理学让所有人安于现状也就变得自然了，这恰恰说明，中华文明对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的互译关系做得足够形象化，可惜就是不能精细化于逻辑——我们讲理的逻辑线条太粗了。
我认为，西方文明的逻辑学发达，一方面是由唯物与唯心思维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西方社会的贵族与平民的绝对对立关系相关。
比较而言，中国的伦理道德实质绑架的是不分等级的一切人——贵族不仁，一样人人可得而诛之——所以中国社会心理可以在清官与明君的反复出现中“轻易”得到修复和恢复，所以中华文明因为人内心的平和而长盛不衰至今。而西方文明就没有这种由发达的伦理学主导的文化便利，于是只能靠一个虚构的比与贵族对立关系更绝对的上帝来愚民，然后通过严格的法律确保上帝使者的绝对特权。
如此一来，因有上帝的绝对庇佑，西方贵族政治一直延续至今。西方文明之所以有中世纪的黑暗，表面是为了衬托今天的民主，实则是为继续延续贵族政治辩护，或者说是打掩护，所以只要上帝继续存在一天，西方人的精神人生就无法像中国人一样轻松自由，因为自由不是别人施舍的，所以政治释放任何一点自由，都有文明促进作用，却没有文明终极进步意义，所以我们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看到文明的终极指向所决定的历史必然。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待解，那就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西方世界为什么会迅速占领了人类文明高地？我认为，西方文明其实只占领了政治和经济高地，文化高地他们从来没站上，反而恰因文化上的严重低劣，才在文化的全球化融合中物极必反地促进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加速崛起——正因为旧西方文明一直严重逆文明发展，所以在长久压抑之下，由内在理性主导的潜意识反抗就会暴发得越强烈，所以西方现代科技暴发由唯心主义哲学主导，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继续压制人民于上帝脚下，所以西方文明进步可以代表全人类文明的局部认知突破，但并不足够。
因为哲学一直只能在小范围畸形发展，所以不能正确认识自我的西方民众只能继续在被愚弄中被牢牢控制与束缚，只要哲学不普及，利用上帝愚民的便利便将继续“合理”存在——曾经在形式上消灭了宗教的苏联，在解体后，宗教便迅速卷土重来，这说明愚人群体真的需要宗教麻醉自己，说明越是无知的人，精神世界的心理安慰越不可或缺。
同样是愚民，中华传统文化用源自自然之道的伦理学，西方传统文化用源自上帝的宗教神学。此前说过，相对于道文化既不唯心又不唯物的革命性，上帝不过是人自身主观感性贪欲的化身，唯心色彩更明显。加之西方世界的宗教文化解释权被与统治阶级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宗教集团把持，所以他们不但最缺乏革命性，反而在反革命方面极尽主动与积极之能事。
反观中华文明，道文化因为能包容一切，所以在无边的开放性中极富革命性，所以当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推翻一切阻碍自己享受科学自由的一切反动权威，促进哲学继续整体创新自是其中应有之义。
相对而言，科学和民主提供给西方民众的物质人生自由越多，他们的精神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分裂——西方政治可以在虚伪的形式民主中沽名钓誉地呼吁民众，别相信政府而相信上帝，殊不知上帝和政治的实际把控者一直穿的是同一条愚民的裤子。
由此可见，相对于客观的自然文明，人类文明是以主观性存在为主的，所以只有精神自由的文化人生才是真正自由的，而物质人生不过是精神人生的基础工具。因为旧政治一直主导人类的物质人生，所以纯粹的精神自由只有在终极消灭政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让人悲哀的是，一贯“坦承”的西方政治却总能让被愚弄者因为形式民主的“美妙”而欢呼雀跃。
因为西方主流文化在内核处的反革命性，所以西方文明要走向终极文明的利他性，只能靠颠覆旧思想来进行，于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旧文明的叛徒，虽然像“幽灵”一样诞生在欧洲，结果却鬼使神差地飘荡到中国落地生根，因为二者的革命需求不谋而合于文明的终极指向——中华文明因道文化的整体性而过早预言了天下大同，马克思因为对科学前景的展望而预见了共产主义——如何在整合两种思想的同时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常识化哲学普及是唯一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