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体书法中繁简字 混用的启示

当前，在书法领域，同篇书法作品中“繁简字混用”被视为“问题作品”和“不规范作品”。在各种书法大赛或大展中，常常是评委们抨击的手段而被打入“废品”、“垃圾”之列。

有的人，甚至是从事书法教学的专家、教授，也公然在互联网上或社会公共服务中，以这种观点作为评价书法作品的尺度。

于是 ，在书法教学中，层层強调同一幅作品中，要么贯通繁体，要么全篇简字，否则就是“有违功令”、“不过关”、“不规范”。

然而，笔者多年来在临习毛体书法中，却发现毛泽东的书法里，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书法手迹中，存在着不少“繁简字混用”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是人们赞不绝口的经典。

如:“天生一个仙人洞”------其中的“个”、“仙”字，就是简化字。

又如:“只识弯弓射大雕”----------“只”、“弯”二字即为简化字。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还”字，有时繁，有时简。

再如:“只几个石头磨过”----------“只”、“个”、“头”三字为简化字。

“记得当年草上飞”-------其中“当”字为简化字。

“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学”、“为”、“东”三字，即是简化字。虽然这三字也是繁体的草写，但毛泽东主席是1965年8月30日书写的，于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之后，应视为简化字的运用。

这些简化字，或繁字的草体字，与繁体的合篇共用，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美观、规范。相反，这种“混用”，随意自然，没有一点故弄玄虚之感。体现了它的协调与统一，体现了文化的生态平衡，体现了时代的节奏感。同时，还体现了一个书法艺术大师-------手笔下无所不能为的气质与大度。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世纪伟人、划时代的书法艺术家、国学大师，他身体力行，开拓性地作了“同篇书作繁简混用”的表率，给后人的启示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实在是具有深刻而又重大的意义的。

但是，书坛上为什么长期存在一统的“繁简混用”“不规范”观呢？为什么学书者总是倒向“重繁轻简”或“就繁去简”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几------

1，效书者，“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以为越远古，越得法之真谛。而且，历史上的经典和示范作品，大多是繁体字，后人模仿轻松。照样画葫芦，即便不成家，亦可算“书法”人，还可以唬唬后生。

2，简化字缺乏名家效仿之作。尽管现当代出现过一些大家和精品，但都是古人繁体的翻版。况且，视人之常态往往是:“生时平庸，死后伟大”------还是向作古之人学罢。

3，繁体字在平衡字体结构上便利，字法和章法上的经验较多，信手拈来即可运用自如。而简化字则相反，花费的心思繁多，且书写起来常是“别扭”、“不胜看”。

4，繁体字较显古朴，资格老，书写繁体字更显出书者老成多智、有学问。

5，对简化字的由来与意义缺乏认识，甚至有的对简化字带有成见。

6，港澳台地区和海外普遍使用繁体字，多少对中国大陆带来一定的冲击或影响。特别是书作走向市场之后，书家往往怕自己的作品因“简化字”的“不规范”引来价格下跌。

7，大家不愿带上“不规范”的帽子，等等。

其实，以上的观点，或以繁简、甚至是“就繁去简”作为评定书作的尺度，笔者认为实属不公或偏颇之见。尤其是对汉字的繁简问题仍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以这种“不规范观”和“就繁去简观”评定书作的好坏，实在有碍于中国文字的发展而不可取。

---------这个问题，毛泽东的书法经典，已经给了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书法的规范呢？书法规范就是按照既有的规定或历史约定俗成的形式、范本书写，且在字法、笔法、章法等方面符合书法的规律性、工整性和完整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两层含义:

一是写的有出处，有规矩;

二是写的工整、漂亮、好看，给人以美的感觉。

按照这样的规定，“繁简混用”是合乎于规矩和道理的，不存在“不规范”问题。

第一，从古到今，行体字和草体字的篇幅里，本身就存在“繁简混用”的情况。因为简化字的来源，大多是繁体的行草书写，是繁体草写的“简化”。目前在54个偏旁里，就有28个从行书或草书演变而来。

繁字的草体，其特点是“简”、“连”二字。许多简字的由来，就是繁体字的某个部位或草书所为。

如:“书”、“乐”、“为”、“长”、“东”、“车”、“兴”、“门”、“学”、“传”、“重”、“实”、“穷”、“会”、“还”、“过”、“圣”、“尽”、“专”、“买”、“汤”、“农”、“孙”、“当”等等，是繁字草写所为。是草书的楷化，即为当今“简化字”。

又 如:“与”、“法”、“云”、“飞”、“开”、“广”、“务”、“击”、“里”、“虫”、“产”、“升”、“乡”、“处”、“么”、“尸”、“习”、“声”、“县”、“条”、“凿”、“医”等等，或来源于繁体字的草写，或来源于繁体字的某一部分。在古人书迹中大量存在。

第二，简化字是时代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汉字从古到今，一直在简化。从甲骨文、金文、大小篆到隶书、草书、楷书，都是汉字的简化过程。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随着时代的改变，出现了繁体、简体、俗体、异体等字。但是，目前通过国家正式公布的简化字，也只占汉字的小部分。1956年公布的只有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简化字只占常用字的七分之一。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公布的也只有2236个简化字，而1994年字库收入有出处的汉字总量为91251字。简化不到九分之一。除去不能简化或不能再简化的字以外，大约尚有三分之二的汉字，有待于今后历史的演变而逐步简化。试问，现行的汉字，难道不是繁简混用吗？如果不是繁简混用，那不到九分之一的简化字能代表整体汉字吗？难道不应和其他未简化的繁体字混用？因此，或不重视简化字，或死埋于繁体字，或诋毁“繁简混用”，都不是时代循序渐进的要求。

第三，现时的简化字，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有法定为据。有据则为“规”，写好则为“范”。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写好”，而不是“繁简字”。

第四，港澳台等一些固执观点和中国大陆的一些成见，不足为阻碍简化字发展的理由。

最近，我看香港一位学者这样的嘲讽简化字: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廠空空，麺无麦，運无車，導无道，兒无首，佇无脚，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義成凶，魔仍是魔…”。

这种讽刺，虽然给大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无碍于简化字的运用与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简化字由国家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半个世纪，已经得到社会和国际的公认和熟知、运用。

另方面，当今的汉字简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发热所为，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汉字发展、改革的产物。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汉字制定了第一套法定的注音字，1918年正式公布。1922年又提出了以钱玄同、陆基、黎锦熙等人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汉字改革“7种方法”。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简化字表，推出了300多个简化字。当时容庚先生还出过一本《简化字典》。后来，共产党执政后，于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个方案，不能说没有上个世纪初期改革的基础。因此，文字的改革不是单个党派或集团的事，而是全中国人民的事。这就说明，对简化字的反对和成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简化字里，有些字是两字为一字的，如“面”、“里”等字。“面”，有脸面的面，有面条的面。“里”，有里外的里，有里程的里。作为书法人，在书写过程中应注意用繁简字加以区别。这不能说是因为重视简化字了就不顾了，如果是这样，那不是有文化的书法人。应该指出，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20多“之”字写法各异，难道形质相同而内涵有别的字不应该考虑区分吗？这，也正是繁简混用的又一实在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是:书法作品完全可以“繁简字混用”。而且应该以毛泽东主席的书法为示范。简化字既是约定俗成，又是有法定为据，书法人有责任把它与繁简字一同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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