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程：坚韧比才华更重要

　　采访者：蒋蓝

　　被访者：彭程

　　彭程，1963年生于河北省景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兼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等。入选2014年全国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散文作品多次入选高考试题。著有散文集《红草莓》《急管繁弦》《在母语的屋檐下》《纸页上的足印》《第七只眼睛》等数种作品。曾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评委。

　　手记

　　2018年 夏

　　我与彭程兄见过数面，都得益于在各地举办的笔会。记得2017年春季我们在浙江玉环相聚，彭程体格健壮，留着鲁迅式的寸发，却全然没有金刚怒目的出剑气势，也没有江南才子的高蹈。他说话语调平缓而低沉，娓娓道来，就像他家乡平缓的旷野。按照他的说法，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入《光明日报》社的大院子，当记者当编辑、出任《书摘》主编以及文艺部主任，就再没有挪过窝。

　　一晃34年过去了。读书、考察、写作，就是他新闻之外的全部世界。在我看来，读书恰是彭程最为用力的所在。进入北京大学后，他的泛读其实也是成果丰硕的，中外名著几乎跑了一个遍，下功夫背诵了几百首古诗。彭程回忆起那个如痴如狂的阅读年月，至今仍然充满深情：“如果在刚刚有文学阅读的能力时，就能像现在的孩子那样，随时可以读到中外文学名著，那就太幸福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多部长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安徒生童话，雨果的小说和诗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唐诗宋词等，都曾带给我深深的迷醉。我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才看到这些书的，晚了些。彭程承认，自己少年的阅读里，曾受惠于浩然的《幼苗集》。

　　这一泛读阶段，彭程不但打开了视野，也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适合的文体，那就是散文。他用散文记录自己的阅读与思索，尤其是对同一部著作跨度达30年的重读，这种随着年龄而变动、应和着生命内在节拍的阅读兴趣，虽然容易为外人所忽略，但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每个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当会认同。彭程将此现象称为阅读的季节感。仿佛不同季节，视野中总是会有一些发育得更为茂盛的植物，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目光也会投向某一类特定的书。

　　彭程在《镜子与容貌》一文里，描述了一位读书人，我认为就是他的自画像：“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位读书人站在自己的书橱前，静静地浏览林林总总的藏书。这倒没什么，触动我们的是此时他的表情中的某样东西。目光在一排排书脊上逡巡往返，仿佛元帅检阅待发的士兵，但元帅脸上攒足了威严，爱书人却是如霭霭月光般的温情宁静，容易使人联想起挽起沉甸甸的谷穗时的农人。间或他会抽出一本，随意翻翻，目光的柔和和散漫泄露了此刻他对别物是视而不见的。此时的情形，和爱恋得遂后的心旷神怡颇相邻近。”阅读是彭程一生的事业。就《镜子与容貌》而论，具有审美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与所描述的形象、价值取向是统一的整体。所谓文如其人，在彭程这里找到了诠释。

　　今年5月，我和彭程相聚在太湖之滨，他赠我两册散文新著。他的散文愈来愈展示出静水深流、云去心在的开阔之境，写作的丰富性和题材的开掘度越发深潜而自在。由彭程的写作姿态可以发现，他的文体散发出的真诚、思辨、自由、豁达的氤氲书卷气，实现了“正写才是硬道理”的散文旨归。

　　对话

　　新媒体时代的副刊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经营过多年报纸副刊，很多报纸逐渐减少了副刊，这是否意味着文艺逐渐在淡出生活？

　　彭程（以下简称彭）：与共和国同龄的《光明日报》，仿佛一面镜子忠实地映照出这六十多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份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报纸，密切联系文艺界和文艺家，是《光明日报》一个深厚悠久的传统。副刊大量刊发的文学作品，也成了报纸的一个鲜明特色。《光明日报》推出了难以计数的优秀文学作品，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文学阵地。一代代作者，特别是众多文艺名家，为报纸创作了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堪称精美的精神食粮，哺育了几代报纸读者。其中名作佳构仿佛群星闪烁，有的作品甚至写入了当代文学史，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篇章。

　　至于一些传统报纸减少了副刊版面，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深刻领悟“新时代”的文艺宗旨，而且也是没有吃透报纸的传统精神。这只会进一步丧失读者。

　　记：如何看待新媒体时代的纸质副刊前景？

　　彭：我认为要想编好文艺副刊，编辑、记者应是文史通才，至少应是半个专家，这是文艺编辑有别于一般编辑的特别之处。另外，要尽量培植和强化文艺专刊的稳定性和影响力，做到人无我有。

　　记：你多次来成都考察，对成都本土文化历史与呈现方式有什么感受？

　　彭：几年前，我与全国媒体人汇聚在成都双流，深入研讨，共同挖掘双流的历史文化积淀，探究其跨越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深深感受到古蜀先民留下的进取、勤劳、智慧、勇敢、创新的天府文化品质，以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天府风采。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在知识经济爆炸时代，“酒好也怕巷子深”。所以，对历史，对好的东西我们也要策划，主动宣传，采取主动走出去的战略。

　　我信奉有难度的写作

　　记：你一直写得很慢，三十多年出版了7本书。这种“慢写”，我以为是你有意的。

　　彭：我的每一篇文章的确来得不大容易。刚开始写作时，以为这个障碍会慢慢克服，但多年下来，发现并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这么多年来，始终萦绕胸中的一个问题，竟然是要不要写下去……我虽然慢，产量虽少，倒是一直断断续续在写着，没有停笔。我习惯了这种安步当车的节奏。

　　自我评价的话，对写作还称得上是认真。每一篇都下过不少功夫，题旨的提炼运思再三，结构的布设、字句的把握、节奏的控制上，也都反复挑选、斟酌、比较，不肯敷衍。我是信奉有难度的写作的。

　　记：有难度的写作，很适合你的状态。

　　彭：谢谢。要想获得写作的成功，既要对文字严格要求，也要勤奋。这是两条腿，缺一不可。但我前一方面是及格了，后一方面颇有差距，结果就是一条腿，是跛子。一篇文章只要开头写了，我会努力写下去，虽然经常拖延，有时还拖延很长时间。同时，我也会努力写得不至于使自己太失望。但还有不少构思，想到写作中的艰难，我放弃了。困难常常让我退缩。我承认，要是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的话，坚韧比才华更重要。

　　记：以你多年的经验，谈谈你心目中的好散文。

　　彭：散文是诗与思、诗与真的融合，我更欣赏融合了这两个向度的作品。飞扬和沉静，轻盈和稳重……这样说可能偏于玄虚，诉诸一个鲜明的视觉形象吧，就好像一棵老树，黑色的虬干上面，开着鲜艳的花朵。

　　散文需要创新，但创新应该有一个边界，虚构散文我是不赞成的。散文核心所在，或者最大的公约数，在我看来应该是“真”。这也类似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观。好的散文，应该能够洞悉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本质，表达生命中的真切体验。

　　记：你如何看待当下散文里插入的大量文化叙事与历史叙事？

　　彭：当下的散文，可以用七色杂陈、多姿多彩来形容。但就我个人而言，更希望出现更多有自己鲜活生命体验的文章。不少散文，动辄就是文化忧思、历史观照、人类命运，一副宏大叙事的做派，但显得凌虚蹈空，见不到作者的血肉个性，感知不到其心脉的跳动。

　　记：很多诗人写的散文，比职业散文家要好，你认为呢？

　　彭：这的确是一个令职业散文写作者尴尬的现象。诗人写的散文，飞扬跳宕，这样就给传统的散文观念造成了冲击，拓展了散文的美学风貌，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从心态上讲，可能是因为写散文对于他们来说是“副业”，至少一开始时是这样吧，写的好不好并不在意。心态上放得开，气定神闲，没有不能抒发的情意，没有不能言说的内容，反而贴近了散文这种文体原本具有的自由特质。而这种自由，多年来已被散文界种种心照不宣的自我约束、规步矩行……

　　并不是具有特殊苦难历练的人才有资格写作。在写作中努力不随大流，发出自己独特的调门，却是可以做到的。这里的独特，实际上也是一个弹性概念，主要的倚仗，就是要牢牢盯住自己生活经历中那样一些东西——它们攫取了你，困扰着你，使你坐卧不宁，日思夜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见到的写得最苦的人

　　记：你在发力写作散文的初期，正是《瓦尔登湖》所倡导的自然写作引起国内作家们深思的时期。你那时也写了不少类似向度的文章吧。

　　彭：30岁前，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我对帕乌斯托夫斯基、蒲宁、吉辛等人作品中的诗意十分迷醉，曾经梦想写一本书，专门是夏天的感受，还记了一个本子的笔记，跟夏季有关的内容，什么都有，像细碎的槐树叶子上的阳光，午觉时分漫长的宁静，突然而降的大雨点砸在沙土上呛人的土腥味，西瓜皮甜丝丝的馊味，狂风掀起树叶的背面，露出的那种嫩光。但没有继续做下去，时过境迁，那种感受也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只发表了《夏天的美丽》等几篇很短的东西，算是一个纪念，一种特定的感情燃烧后的灰烬。不过经你一说，现在我倒是有了整理这个笔记本为一本书的信心。

　　记：现当代散文作家里，你欣赏谁？

　　彭：现代作家里的鲁迅、萧红、沈从文、李健吾、丰子恺、梁遇春等；当代作家里的汪曾祺、张承志、杨显惠、苇岸等。

　　记：明年是苇岸逝世20周年，即将推出《苇岸全集》3卷本，你与苇岸有交往吗？

　　彭：我是1993年结识苇岸的，当时他主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收入了我的文章，我们开始有了联系，但1996年才首次见面。应他邀请，我去了昌平小城他的家中，同行的有诗人黑大春，散文家杜丽，写思想随笔的张卫民等。苇岸的瘦削出乎我的意料。我看了他的书房，他拿出自已去新疆等地旅游的照片给我看。我那时的兴趣是搜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外国文学译本，苇岸的大多数藏书正是这一类，让我如入宝山。后来我们在餐桌旁有几小时的漫谈……素食的苇岸，却专门买了一只烤鸭招待客人。我们谈索尔仁尼琴，谈布罗茨基(仅仅在几天前他因猝发心脏病死在纽约的寓所)，还有我不熟悉的一位外国电影导演。作为主人的苇岸更多是在一边旁听，偶尔插上几句话，也很简短。寡言，认真，谦和，温善，处处为人着想，这是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1999年春天，苇岸病重，但他坚持出院。5月3日，他决定在北京的康西草原约朋友们见见面，王家新、树才、黑大春、高兴、冯秋子、蓝蓝、宁肯、周晓枫都去了。这是一次为了同朋友们告别而举办的聚会。这让我心里十分难受，但表面上还不能流露。估计大家的心情也都是这样。他的弟弟妹妹安排、陪同我们活动，预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则躺在宾馆里休息。那天他的精神不错，为众人做了相互介绍，还到宾馆的院子里走了一圈。大家都盼望能够出现奇迹，他彻底恢复健康，至少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写完他的二十四节气，为大地献上一首完整的颂歌，实现他长久的心愿。这一心愿，他曾向好几个人说起过。

　　半个月后，苇岸离开了我们。“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他在《海子死了》一文的结尾写下的话，不幸成为一句谶语。

　　记：你如何评价苇岸的写作？

　　彭：苇岸写二十四节气时，每个节气第一天来临的上午10点，他就选择昌平的一个固定地点进行拍照，坚持了好几年。苇岸用和季节的递嬗一样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写作。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每一个句子都要再三修改，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不啻一次艰难的历险。他是我见到的写得最苦的人。这固然与思维的某种特别方式有关，但更是出诸他对自己的特殊要求。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感知土地的脉跃，植物成长的节奏，雪花飘落和鸟儿飞翔的姿态。或者说大自然的内在韵律影响到他的写作，使他发愿让每个字都生动、准确、朴素，和土地的原态一样。作为一名大地的守夜人，他自愿选择当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他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显露。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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