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丝绸路上来者何人？
丝绸路上来者何人？
龚鹏程
一、历史的拼图
“一带一路”现在再热门不过了，多少人都在往这个项目或概念上靠。丝路，已汇聚了无数思路。
在大家打破头地胡思乱想的同时，对这两条千年古路，以及路上的人和事，其实又极为陌生，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心理上虽发着热，脑子却一片空白。
这也不能怪国人无知，一带一路，自来就多谜团，尤以北边这条丝路经济带为甚。
尤根·欧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第九章，曾介绍当时欧洲有个“鞑靼地区”的概念。鞑靼地区并不仅指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而是个更宽泛的地理空间，范围在伏尔加河和中国之间。自罗马以降，鞑靼地区住着“无数民族”，即已是文献上习惯的用法了。只不过，这些民族到底是谁，却又一直争论不休，难以确指。
欧洲人的困惑，我们在阅读诸史《西域传》等文献时也同样会碰到。
首先是范围无定。“西域”可能包含玉门关以西直到印度北部这么广袤的地区，典型例证便是记述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
其次是民族无指。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民族无数，却皆难以确指为何族、居何地。
历来对民族的辨识，一依血统、二依住地、三依风俗文化。但此地民族大抵以游牧为生，居处无恒。即使建立邦国，也仍多属于行国性质，无固定疆域，如匈奴大月氏，本皆行国也。由于移动飘忽，人种之交杂、文化之融合当然也就增多了，如此自亦增加了不少民族辨识的困难。再加上缺乏本身的文献传统，对其民族之描述往往只能仰仗异族人，如中国、希腊、罗马之介绍与转译。语音歧讹、认知有误，乃是必然的。
二、塞人建国乌孙
以汉朝最亲近的乌孙国为例。
这个国家，一般都说是塞人建的。塞人，可能是西方史述中的Sake，或Saythian，其故地在雪山以北。但也有人认为即是释迦牟尼那一族的释种人。据玄奘说，释种于佛灭度后四散，其由西迁往东，逐渐进入中国。
另外，荀济《论佛教表》说：“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允戎居敦煌，早在鲁僖公二十二年以前，这一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又，昭公九年载“故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可见允戎此时已由敦煌迁到河南伊洛。
如果记载属实，则塞种东来已久，在公元前七八世纪时已东抵甘肃、陕西、河南。其事皆在释佛陀以前，因此又颇有人认为塞人是生长于中国的本地民族。
《左传》襄公十四年赵宣子曾描述这一段塞种东迁史，谓是被秦所逐，是战败所以后进入了河南。
塞戎再次西迁，是受到月氏的压迫，往葱岭南奔。月氏当时是受到匈奴的攻击而西徙，路过瓜州时，顺手攻破了那时塞人建立的一个小国家：乌孙。
那时整个塞族分布甚广，乌孙只是其中之一个住在敦煌附近的小国。塞王则在伊犁。大月氏先攻破乌孙，后又击破塞王，占有其地。后来王子得匈奴之助复了仇，再趁单于死而脱离匈奴自立，遂为西域大国。
三、乌孙在西域的地位
大宛国可能也是塞种所建。汉武帝时李广利伐大宛时，乌孙与汉朝关系正好，不得不出兵，但态度消极。只派了二千骑。须知此时南北两道进攻大宛，势在必得，光北道就用兵三万人。乌孙此时约有兵五万，却仅派二千人去，且迁延不肯前，估计就因大宛与乌孙原系同种之故。
另外，塞种建立的可能还有大夏。大夏曾为大宛属地，《新唐书》说它就是吐火罗，所以应当是南下的一支塞族，据说其王为Asii种，其音与乌孙古音相近，似即乌孙之一部，后并于希腊。
乌孙本身则是藉匈奴之力击破大月氏复仇之后，脱离匈奴复国的。
当时乌孙是汉朝在西域最重要的盟友，也是汉朝最早嫁公主去的国家。
昭帝时，车师与匈奴共侵乌孙，公主向汉求救。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于是汉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大破匈奴。
自此以后以后，乌孙便代替匈奴，成为西域的最大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最为强国”。汉朝也尽力扶持它，所以“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莎车遂因此成了乌孙的羁縻。
当时也是汉室声威最盛的时候。《汉书·西域传》说那时“罽宾自以绝远，自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罽宾在犍陀罗一带，亦是塞种所建。距长安二万二千里，是汉代势力所达之西端。到东汉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窦宪大破北匈奴，三年又出塞五千余里。而其所能如此纵横西域，当与乌孙之支持脱不了关系。
四、乌孙人的形象及其后裔
虽然如此，汉人对乌孙并不十分了解。
这也不足为奇，当时西域邦国众多、民族杂居，本来就不易闹明白。加上距离辽远，地理的隔绝与想象力的作用，不免使人产生搜异猎奇的心理。欧洲人在大航海时期流行的亚洲独角兽与巨人传说即生于此类状况中。在中原也流传过一种对乌孙人的描述，那是唐代注解《汉书》的颜师古的一段话：“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
乌孙本塞种，但它取得大月氏居地后，自然也包括了不少大月氏种，已非单一民族。其后与周边诸民族来往通婚，境内有赤须青眼者，并不奇怪。因雅利安民族在汉代亦曾东进至于阗疏勒一带，于阗还可能是希腊的殖民地，大夏且有希腊王。现今新疆与河西走廊还发现过不少希腊钱币与文字，迄今还有不少罗马军团遗留在中国境内的传说，故乌孙国有碧眼儿是完全可能的。
但颜师古以此推论整个乌孙民族都是赤须青眼的，那就完全离谱了。况且塞人本允戎，久居河南一带，岂亦青眼赤须乎？颜师古乃大学者，这些史料及道理不可能不知，所以他把乌孙特殊化的做法，或许只是为了强调乌孙至唐代仍有其影响罢了。
尔后乌孙遗裔在历史上还有许多作为。如北魏时的库莫奚，是辫发射猎的。据杨宪益《译余偶拾》考证，即为乌孙后裔。此民族一直活跃到十世纪后，才不复见于中土。而这时西方历史上却出现了一种库蛮人（Cumani）。西方人称它为淡色或黄色民族，曾在埃及建一个王朝，在保加利亚建两王朝，其文字为一种东方突厥语。因此它可能是库莫奚往西迁徙的结果。未西迁的乌孙后裔则在明代成为瓦剌，在清代成为了准喀尔。
五、多元交流的历史
以上对于塞种人及乌孙的简要描述，必然不能让人满意，内中恐仍有不少矛盾或疑点。但我建议把整个塞族或乌孙放进一个大背景大框架中去了解。
这个大背景大框架就是“多元交流史”。
众所周知：西域乃著名的中西交流孔道，所谓丝绸之路，贯通亚欧两端。但这条路线上，交易的绝不只是丝绸，其起源亦不会晚至秦汉。
例如苏联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文化》提到他们发掘苏联阿尔泰地区古墓，发现了一些中国织物、中国镜、四马驾的马车等，推测可能是汉朝遣来和亲公主的墓。此外他们还获得数千件艺术品，其年代可早到公元前八世纪，而其形制则或许影响到中国的战国镜和秦式镜。
这种中亚草原文化影响了中国的观点。曾是国际学界的主流，中国学界通称为“青铜西来说”，谓青铜技术与造型多由西方传来。可是到底由西方什么地方传来呢？欧洲的学者大抵强调由希腊、苏美、古伊朗来，苏联学者说由中亚来，日本学者则依违于两端。反之，中国学界较倾向说中国自身的独特性，认为主要是自成体系的发展，甚或还有向外传播的例证。
大家的讲法可能都对，只是各得一偏。在这片长条形的土地上，交流频繁，既有由西向东的影响，也有由东向西的，还有许多自己的东西。
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曾记载：元前七世纪前半业，希腊诗人阿利斯铁亚斯曾沿着“斯基泰贸易路”，从黑海沿岸的塔纳伊司出发去东方。翻过乌拉尔山，抵达阿尔泰山脉。在布迪诺伊，见到一座周长五点五公里的希腊殖民城市。在最远的贸易地阿尔吉派欧伊，希腊商人是通过七名翻译，使用七种语言来交易的。
他所说的这条斯基泰路，又被称为黄金之路。因阿尔泰山又称金山，希腊人把住在阿尔泰山的部落称为“守护金山的狮身鹰头兽”。斯基泰人就是来此贸易金子回西方去卖的，希腊人尾随而至，还建立了殖民地。
可见这条商路已非常成熟，而卖去的当然也不只是黄金，来自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亦由此西传。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出土的汉锦，便是一例。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物中，有欧洲风格的毛毯，有斯基泰纹饰的马辔，有秦式镜、中国花鸟图案的丝绣等，也见证了这段交流史。其时间则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
也就是说，西至黑海，东抵蒙古，这条商路早成通衢。而商路上主要的民族，似乎就是斯基泰。具有斯基泰独特纹饰的金与铜制动物纹饰片，由黑海到蒙古绥远都有发现，足堪印证。
斯基泰，或译称伊塞顿、塞克、塞种。据希罗多德说，可分三支：水塞、尖帽塞和牧地塞。水塞居里海附近，牧塞居印度伊朗之间，尖帽塞则居中亚中部。可见分布是极广的，刚好横亘于欧亚大陆之间。
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解开历来一些困惑。例如塞人族源及居地，过去许多人视为是西来的，且是雅利安或日耳曼民族；有些人则据《史记》《汉书》等中国史料，主张是由祁连敦煌间向西迁的。实情或许两者都对。塞人分布既广，其族源可能在西；但东来已久，于殷周之际即已久居敦煌。秦人逐之则西走、晋人抚之则内附。
这一支以外，其他地方亦有塞人各部。故小国乌孙虽在敦煌，伊犁河谷一带却自有塞人王国。大月氏灭乌孙，又破塞王，占有其地。其地正是塞人古商道之中心，以致小王子离匈奴之后立即回取其地以重建乌孙。
六、乌孙商道
伯思斯坦《塞族考古》说伊犁河流域曾是塞王之境，又为乌孙前身，大抵近乎此意。他据伊犁克湖出土人骨推测其中八成属欧罗巴型，其他却多是蒙古种的短头型特征，可见塞人因久与蒙古利亚种为邻，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便已逐渐蒙古利亚化了。人种与文化一样，有着交流的痕迹。
远古的塞人商道，后来也一直承担着这种交流功能。目前大家所说的丝路，指的是汉武帝在河西设立四郡后，经河西走廊通过塔里木盆地的这一条。但原来的塞人商道依然热络。据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考证，在唐代，穿越哈萨克草原的丝路是由敦煌至蒲类（巴里坤），经北庭（吉木萨尔），达轮台（乌鲁木齐）。然后分为两道，在伊犁弓月城（阿力麻里）会合后，往西到碎叶。
乌孙之都赤谷城，是这条商路的必经之地。一九六六年发现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记：“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一次竟可以提这么多绢向外运，可见丝绸贸易之发达。
由弓月城到碎叶，既是如此商贸繁荣，自无怪乎唐代诗人屡屡吟咏了。大诗人李白生于碎叶，其父名李客。历来对其身世有许多猜测，认为若非贵族西逃避祸，那就很可能是因经商才来到碎叶的。由其身世，亦可侧面证明当时此一路在东西交流上的作用。
碎叶于唐代隶属西突厥汗国，玄奘亦曾路过其地。公元八世纪末，西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施部统治其地，建为突骑施汗国，并以碎叶为大牙帐、以伊犁之弓月城为小牙帐。依此建制看，当时伊犁河流域已以突厥文化为主了。
七、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曾经统治过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四周的民族，有乌孙(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2世纪)、突厥(6世纪中叶)、葛逻禄、回鹘(10世纪～12世纪)、哈刺契丹(12世纪)、克烈、乃蛮、钦察(12世纪末～13世纪)等。西突厥汗时期，乌孙与康里、杜拉特、乌古斯、铁勒、葛逻禄、拔悉密、突骑施诸部便已俱归其辖。疆域辽阔，位处唐、印度、波斯、东罗马诸大国间，纵横捭阖，商贸十分发达。
除了主宰东西交通经济命脉外，其主要成就是城市建设和创造了古突厥文。据玄奘说其文“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寖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这古突厥文，是西域许多文字的先导；十九世纪以来出土了不少史诗性突厥文碑文，亦可证明那就是哈萨克史诗之雏形。
由早期塞人文化发展到乌孙、突厥的一条链索，可以观察到许多文化与绵延与变迁的问题。
但这其中最不可忽视的链索，就是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中原早在殷商时与西域之交通就极频繁了，曾大量采玉于天山、崑仑山，其器形因而对此地塞族有所影响，并不奇怪。苏俄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曾说卡拉苏克时期叶尼塞河中游的居民，属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低或扁平的鼻子者占相当大的比例，接近华北型东方人。这会不会是殷商移民呢？谁也不知道。但显然在铜器上已留下了交流的印记。
乌孙原是西戎一支，《尚书·禹贡》早已说过：「织皮、崑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可见那时接触的西戎已深入新疆各部。殷商又往西大量采玉，《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俘商旧玉，亿有八万」。玉是殷周礼祭重器，如此大规模的玉石贸易，说明了当时此地与中原之关系已极为紧密。因此张骞到西域，已见到蜀中贩来的笻竹杖。
前文所述殷商青铜器对塞人的影响，亦可见交流之一斑。汉武帝元封年间细君公主嫁至乌孙，更扩大了这层关系。公元前六十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后，从政治体制上看，其地更已不折不扣纳入中国版图了。
而这又绝非军事及政治上强力之行为，实有深厚之文化渊源与认同基础。因为一九九五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就出土过一方蜀锦护臂，上用隶字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与另一方「讨南羌」护臂可合为一幅。这句话出自《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此锦在新疆出土，充分证明了此地人已自居中国，以讨南羌。
唐代后期，伊犁地方的主体民族是突厥旧属葛逻禄部。葛逻禄与回纥、牙格马部曾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它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但其钱币上显示其汗自称「东方与中国之君」。其渊源即本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此地人民自居中国，亦是不言可喻的。
另外，史谓黄帝曾派伶伦往嶰谷伐竹制笛以吹凤凰之声。嶰谷，一般认为即是今克什米尔地区。这虽是传说，但《竹书纪年》等书曾载西王母屡赠中土君主白玉管，亦当是玉笛之类乐器。正式把西陲音乐纳入体制，则见于《周礼·春官》之鞮鞻氏。这种乐官专掌“四夷之乐及歌声”。其中西戎之乐名为“高”，又译作侏离。足以证明至迟在周代，中原与西戎的音乐歌舞交流已体制化了。
到汉代，交流的规模愈大。《西京杂记》卷三载，刘邦的戚夫人侍儿贾佩兰“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绶”，似乎于阗乐当时即已流行。而汉乐府所用横吹曲，更是明确使用胡角。
《晋书》记：“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于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张博望就是张骞，其所传摩诃兜勒曲，可能即来自乌孙。李延年的二十八解，则至晋犹存黄鹄、出塞、折杨柳等十曲。
到了隋朝，西域音乐传入更多，《隋书·音乐志》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娑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这当是鄯善、疏勒一带流行之曲，婆娑伽儿则应出于娑伽儿。娑伽儿又译为塞克或塞人。塞人也就是汉唐时期久居伊犁河谷的乌孙人。
这些是西域传入中原的。中原传入西域的也不少。最明显的是解忧公主嫁到乌孙，后来曾送所生女回长安学音乐，而此女又嫁给了龟兹王。《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公主遣女来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公主，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即指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嫁到乌孙的公主，无论解忧，还是细君，都是精通音乐的高手。唐李颀《古从军行》说：“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讲的就是乌孙公主。后来人们常想到的王昭君抱着琵琶唱歌出塞情景，其实就是把乌孙公主的事张冠李戴而成的。
据晋人《琵琶赋》说：“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唐人《乐府杂录》也说：“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解忧公主七十岁以后才返回汉地，两年后去世，又十八年后才有王昭君出嫁的事呢！
多元文化交流格局中的乌孙，亦因如此才特别值得我人玩味。乌孙是一个剪影，通过这个剪影，或许你也可以理解活在这条商路上的其他民族。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