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书集 Kunlunbookzone
昆仑书集，一家军事主题书店，位于北京东城区地坛东门雍和宫壹中心A座1层。店内图书以军事为主，兼及历史、政治等，并辅之以军事模型，经常举办军事图书分享和沙龙、讲座以及电影分享，着力打造军迷的精神栖居之所。昆仑书集还辟有专门的“看地坛”咖啡区。
5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系列灾难性历史事件的罪魁祸首，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先例的战争罪犯。他充满愤怒，没有能力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不愿意倾听不同意见，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位领导者，但他成功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并对德国人民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极权统治。他是如何做到的？
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在其所著的《闪击英雄》中，曾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希特勒。
希特勒出身微贱，受学校教育有限，缺少家教，言语粗鲁，举止不雅。这个深受人民信任的人，最享受与他亲密老乡在一起的感觉。最初，在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面前，尤其是当谈起艺术、音乐等话题时，他会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只是到后来，他亲信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素质低下的人，生怕希特勒受到那些出身名门、教养高深的人物的影响，便有意识地唤起他对这类人物的强烈的厌恶感。他们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在希特勒的内心潜藏着一种对年轻时凄凉生活的怨恨；其二是，他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怕这些旧传统的代表人物扯他的后腿，甚至被引入歧路。这就是我们走进希特勒内心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在这种变态心理的驱使下，他日渐远离王公贵族、学者容克和文武官员，拒绝与他们交往。虽然，他在夺取德国权力后的初期，还尽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使其符合上层社会和国际交往惯例，但在战争爆发后，他便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
20世纪20年代的希特勒，他因啤酒馆暴动被捕，此时刚刚出狱
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头脑，具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尤其是对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技术和国民经济方面的数据，他都能倒背如流。他博览群书，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此来弥补他教育上的缺陷。更使人称奇的是，他总能把他读到的或听到的，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后来当上总理和国防军总司令之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六周前和我讲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这句话经常会使对面的人手足无措。因为，凡是有人说出的数据和他的不一致时，他都会搬出当时的谈话记录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先天就有一种本领，能利用简明易懂的方式将其思想表达出来，进而不断重复，将他的讲话铭刻在对方的心中。不管站在他面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还是几个人，几乎每次讲话时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当我1919年决定做政治家的时候……”而在每次政治演讲和训话结束时，都会说：“我不会屈服，绝不会投降！”他天生具有一种超凡的口才，无论是一般的群众，还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被他的讲话打动。他懂得如何巧妙地迎合听众的心理。比如，他对工业家讲话就不同于对军人讲话，对党内亲密同志讲话则不同于对政见不一者讲话，对省党部头目讲话又不同于对小官吏讲话。希特勒最突出的一个特性是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利用他的意志力，迫使大家跟着他走。他的这种意志力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诱惑力，甚至可以对某些人产生一种催眠作用。这种情况我曾经历过多次。在国防军总司令部，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他手下的那些人，要么被永久催眠，如凯特尔；要么俯首听命，如约德尔。但是也有一些十分自信、在敌人面前永不低头的人，也被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不得不屈从于他的逻辑，最后只好缄默不语。当他对少数人讲话的时候，他会注视着每一个人，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当他发现他的话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没有产生诱导效果，换句话说当他发现有“不易接受催眠术”的人时，他就会站在这个人面前没完没了地说，直到把这个人征服为止。如果这个人始终不为其所动，那么这位催眠师便会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喊道：“我没有把这个人说服。”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就消失了。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容不得任何人。
成为德国总理后，希特勒通过窗户向支持者致意
有些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对人们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德国人是易受感召的人。其实，在人类的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之中，都曾涌现过一些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伟人，而且其中有些人用基督观点看也算不上好人。德国人屈从于希特勒的感召力，其主要原因应归咎于战胜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错误政策。这一错误政策给德国带来的失业、割让领土、丧失自由与平等，以及被剥夺防卫权，成了纳粹主义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在缔结《凡尔赛和约》的时候，那些战胜国并没有遵守威尔逊的十四点，他们失信于德国人民，德国人民也不再信赖西方大国。徒有虚名的魏玛共和国虽经多方努力，但一直未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内政上也无法摆脱困境。也就是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向德国人民许诺，他可以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让人民获得解放。于是，他利用内政外交上的许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数人的拥戴，接着他便通过民主手段创建了强大的党，直至执掌国家大权。因此说，面对一种感召力，不是德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为敏感，而是有其客观条件存在的。希特勒向德国人民许诺，他可以在外交上废除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在国内消除失业现象和党派之争。他心里很清楚，这些是每一个善良的德国人最急切想达到的目标。谁不想达到这一目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个每个德国人热心期盼和奋力追逐的明确目标，引导无数民众怀疑起政治家们的能力，以及当初敌人的所谓善心。
当选德国总理后的希特勒拜见总统兴登堡
终有一天，希特勒的纳粹党强大到了无人敢小视的地步。年高德重的总统冯·兴登堡老元帅，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斗争，最后还是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对这位老总统来说，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决定。因为，他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并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言谈举止。一旦当权，希特勒便开始清除反对派。他所使用的手段之残忍，更加暴露了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淋漓尽致地表现他的残酷无情，只是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弱小、分散，不堪一击。结果，希特勒轻松地通过法律手段废止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为实行他的独裁统治排除了障碍。1934年6月30日杀害冯·施莱歇尔将军这一恶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说明德国的法制已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这更增强了他的权力意识。他巧妙地通过一项法律，解决了对兴登堡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巧妙地搞了一个公民投票，最终冠冕堂皇地爬上了德国最高权力的宝座。有人曾经问过希特勒，他是不是想恢复帝制，以此来巩固他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后来，有一次他在柏林对军官们讲话时说，他确实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君主信赖一位首相，并与其自始至终共同治理国家的例子。这位君主应当说是聪明的，首相也是杰出的——这就是威廉一世皇帝和俾斯麦。他说，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具有如此思想境界和开明睿智的君主。他说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过这件事，而墨索里尼则向他描述了他与意大利国王打交道的难处。于是，希特勒决定不恢复君主政体，省得自找麻烦。希特勒通过独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消灭了失业，鼓起了全民的工作干劲，增强了民族意识，消除了党派之争。不承认这些成就也是不公正的。在巩固了国内权力地位之后，希特勒便开始实施其外交政策计划：夺回萨尔，重整军备，军事占领莱茵兰，吞并奥地利。这一切都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同时也是在外国的容忍或者说是认同之下进行的。因为，西方人民出于正义感，已经认识到《凡尔赛和约》是战胜国一个不幸的错误，同时也充分理解了德国人民的合法要求。但是，对希特勒来说，收复苏台德区，解放那里的德国人是一项比较困难的任务，那里的人民已经在捷克民族主义的蹂躏下生活了长达20年之久。捷克与法国是缔结有盟约的。所以，如果两国的盟约受到侵犯，法国就有可能履行盟约义务而进行干预，战争就有爆发的可能。不过，希特勒凭借其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直觉的判断力，以及他长期以来对西方政治家们的印象，认为法国人民及其温和的政治家们，不会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同时他还判断，英国人民的内心深处也是希望和平而不想打仗的。希特勒的估计是正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与希特勒的朋友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与希特勒签署了一项协定，从而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变成了合法。就眼前而论，这项协定维护了和平，但长远看它却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在西方国家面前的自信心，这也使他的野心更加膨胀。希特勒现在已经看到，只要他施加压力，西方政治家们最终都是会妥协的。所以，当有人提醒英国要警惕德国人时，他们却不以为然，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希特勒的态度更加嚣张。
希特勒集会演讲
到了1938年初，希特勒已经把国家的所有机构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认为，此后能够对他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组织就只有陆军了。所以，在吞并奥地利之前，他就大胆而巧妙地利用“布洛姆贝格——弗里奇事件”剥夺了陆军的指挥权，而军队也未做抗争，便默默地接受了。当时的陆军领导虽说头脑是清醒的，却软弱无力，一直没有敢提出抗议。而其他的大多数将领，甚至是整个军队，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对于此事的真相，大多数将领以至军队也都并不知晓。即使有少数知情者，也将其反抗的念头藏在心里，或充其量将其写入其备忘录中，最后锁进书桌里。因此，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人曾经试图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提出警告或者进行反抗，也没有人将此事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似乎都奉公守法，忠诚正派。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和效忠希特勒的分子不断涌入军队，军队里的反抗力量日渐缩小，军官团也年复一年被年轻的纳粹党人所充斥。随着自信心的日渐增强，国内权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外交上的捷报频传，骄纵傲慢在希特勒身上油然而生，似乎他已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再加上被他安排在第三帝国领导位置上的那些平庸小人的无耻吹捧，希特勒的这种骄纵傲慢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说，他此前还能比较客观地考虑问题，至少还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够与别人交换意见，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一天比一天专横。我在这里举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那就是他从1938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召开过内阁会议。各位部长都是直接和希特勒进行联系的，也就是说每一位部长都是单独接受希特勒的指令，从来没有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集体商议。尽管许多部长都想找机会向希特勒做当面汇报，但从此刻起，他们再也没有或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虽然，部长们都希望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事，但是除了国家的机构之外，又冒出一个与之平行的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原则是：“不是国家指挥党，而是党指挥国家！”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局面，即政府的权力不再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转移到了党的手里，确切地说，是转到了省党部头目的手里。这些省党部头目之所以能够在政府里担任要职，不是凭借其工作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在党内曾取得过某些功绩，至于他们的人品根本就没有人去考虑。于是，许多党的官员也效仿希特勒的样子，为达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全国政治风气急剧恶化，国家行政管理成了一副空架子。
希特勒与纳粹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司法界。臭名昭彰的授权法赋予了独裁者一种权力，他无须经过国会就能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规和命令。即使有国会参加，但自1934年之后国会已形同虚设，无力影响事情的进程。到了1939年春，希特勒的傲慢已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他竟然决定要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保护国合并到德国。对于希特勒的这一行动，英国发出了严正的警告。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的这一步并没有引发一场战争，但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夺回了梅默尔地区。到了这个时候，德国似乎已经强大到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静等民族愿望的全部实现。可希特勒并不这么想。究其原因，是希特勒有一种奇特的预兆，他认为他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得太长。没有太多的时间供我去浪费。我的继承人没有我这样的活力，面对艰苦的抉择，他们表现得软弱无力。我必须在有生之年亲自来做这些事情！”就这样，他煽惑着自己，煽惑着他的同伙，也煽惑着整个民族，向着他所选定的目标马不停蹄地狂奔。他说：“当机会女神从你眼前飘过的时候，你必须跳起来，把她抓住。如不这样，她就永远消失了！”于是，他跳起来了！1939年秋，希特勒决定除掉波兰走廊。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当时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可以说并不算苛刻。但是，波兰人尤其是波兰外交部部长贝克却不想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正当波兰人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向他们做出了担保，于是他们选择了战争。当骰子掷下去以后，英国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法国便对德国宣战了。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本想把战争局限在波兰境内，但现在这个打算落了空。希特勒出于小心谨慎，在波兰战局爆发之前与苏俄签署了一项协定，这样他就不必担心德国的后方安全了。于是，两线作战的危险总算暂时避免了。不过，为了促成这项协定的签署，希特勒出于政治考虑也不得不把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暂时放在一边。正如他在1939年10月一次早餐上对我说的，他对这一步在人民中的反应还没有把握。尽管战争已经在错误的方向上爆发了，但当战争现在真的打响之后，人民尤其是军队对于他争取到的后方安全还是表示十分满意。因为，德国人民和军队并不想跟苏联打仗。当1940年西线战场的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本来有幸从此过上和平的日子。在西线战局结束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已经到达了最高峰。不过，英国远征军大部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还是为德国埋下了后患。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尽管英军在敦刻尔克遭受了损失，但是如果从英国空军对德国空军的作战角度来说，英国的这次撤退仍可以说是一次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上空和后来在英国本土上空，德国空军由于使用不当遭受重大损失，使它起初所具有的一点点空中优势化为乌有。空军在使用上的错误，应归罪于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由于这位空军总司令的虚荣心和自负，以及希特勒对他最得意信徒的百般迁就，使得空军的勇敢精神及其高超的军事技术未能得以充分发挥。直到很久以后，希特勒才逐渐认清了戈林这个人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是才知道原来戈林是一钱不值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希特勒——按照他的说法是出于“国家政策的原因”——依然没有把他从对战争结局最具影响的空军职位上撤下来。人们常说，希特勒十分忠诚于他党内的“老战士”们。这个说法具体到了这位德国元帅身上，还真的得到了验证。希特勒虽然也经常埋怨和严厉指责戈林，也已认识到事情的利害关系，但是一直无动于衷。
希特勒正在接受人们的欢呼和崇拜
1940年的西线战局又显露出希特勒的另一种特性。希特勒在筹划他的计划时异常大胆。比如，对挪威的作战就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装甲部队对色当的突破也称得上大胆。在这两次行动中，他都采纳了最大胆的建议。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只要他一遇到困难，就会突然变卦，这与他在政治上遇到困难时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他本能地感到自己在军事领域缺乏天分的缘故。在对挪威作战行动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纳尔维克形势趋于恶化时，本应保持冷静，不要放弃。正当希特勒犹豫之际，多亏冯·洛斯贝格中校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使形势转危为安。在色当作战中也是如此。当德军出乎意料地取得重大战果时，最重要的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有力地扩展战果。我曾于1940年5月15日，接着又于17日两次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要求我停止前进。我没有停止，继续向前推进，这并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最为糟糕的是在敦刻尔克前方的阿运河停止了前进。正是由于这一停止，使英军躲进了敦刻尔克要塞，接着登舟逃回英国。假使我们的装甲部队有权自主行动，那么我们就有极大的把握抢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将其退路切断。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将是对英军的一个重大打击，同时也能大大增强德军在英国登陆的把握，进而迫使我们的敌人、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屈膝求和。我们在接下去的行动中，又连续犯了一系列错误：平白无故地与法国达成停战；在尚未到达地中海海岸前就结束西线战局；放弃在非洲的登陆；在法国战局结束后放弃对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的进攻。这一切都印证了我上面提出的看法：希特勒在制订计划时表现得十分大胆，甚至有些鲁莽，但在将其军事企图付诸实施时，又踌躇不决，畏首畏尾。如果反过来，他能在制订计划时做到审慎周密，在行动时迅速坚定，那么德国会从中获得更大的益处。还是那句话：“三思而后行！”在非洲行动上出现的问题，则是出于另外的两个原因：其一，希特勒认为必须顾及墨索里尼的看法；其二，受大陆思想的束缚。由于他的眼界受到局限，因此对世界的认识甚为肤浅，对于和制海权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理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读过美国海军将军马汉的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但是，不管他是否读过，事实说明他所采取的行动和书中的观点是相悖的。
纳粹狂热分子集体打砸后的犹太人的商店
正是由于上述错误，希特勒在1940年夏的时候，面对如何才能给他的人民带来和平的问题时，表现得手足无措。他不懂得如何与英国人打交道。他看到，已经动员起来的国防军已准备就绪，整装待发，而与此同时军队却无所事事。军队急于行动的状态给了希特勒极大的压力。能给他们找点什么事干呢？于是，他发现，在东方的边境线上，一个是他思想上的宿敌，还安然无恙地矗立在那里。此时，正好在西线战场取得暂时性的胜利，尚无战事，在时间上为他提供了保障。于是，他忽然觉得此时正是他和苏维埃来一个彻底清算的大好时机。他十分清楚，以苏联为代表的、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对欧洲和西方世界构成了重大威胁。他也知道，他的这一认识与他的大多数人民乃至许多欧洲国家都是一致的。至于他这一思想在军事上是否可行，则另当别论。如果说，他的这一想法起初只不过是突发奇想，那么，久而久之他就真的开始加以认真对待了。他异常活跃的幻想力，使他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他认为，地面和空中的机械化为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已无法与瑞典的查理十二以及拿破仑时代同日而语。他还认为，只要第一次打击就取得成功，苏维埃体制肯定就会顷刻瓦解。然后，俄国人民就会转而信仰他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当战争真的打响之后，却发生了太多太多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如意算盘也随之一个个被打碎。德国纳粹党和政府高级代表们在占领区内粗暴对待当地的居民；希特勒企图将俄国肢解，并将俄国大部领土并入德国版图——这一桩桩的事情，将所有俄国人逼到了斯大林的旗帜之下。现在，他们同仇敌忾，同心协力，为保卫自己的祖国与外来入侵者拼死奋战。他之所以会犯如此重大的错误，主要归咎于他对其他种族和民族的蔑视。这在他战前残酷对待国内犹太人的行动中已经暴露无遗，而现在则更是变本加厉了。这说明他目光短浅、残酷无情不计后果，招致恶果也是必然。如果问，是什么东西损害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德国的伟大事业，那当属这种疯狂和愚蠢的民族政策。希特勒想统一欧洲，但是他对各民族间差异的蔑视，以及他采取的中央集权制的做法，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对俄国的战争爆发不久，就暴露出德国实力的局限性。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迷途知返，停止其行动，或者起码缩小行动的规模，他反而变本加厉，跳进一个无底的深渊。他决心采取最为残酷的手段迫使俄国屈膝称臣。接着，他又鬼使神差地挑起了对美国的战争。当然，罗斯福总统“射击命令”的下达，实际上已近似一种开战状态。但是，此刻德国距对美国宣战本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如果不是希特勒的骄横跋扈，美、德之间的战火不会这么早就被点燃。随着他迈出这可怕的一步，他便在莫斯科城下遭到对俄开战以来的首次重大失败。希特勒战略的破产，应归咎于他缺乏连贯性和计划性，朝令夕改，举棋不定。最后，他只有用严刑酷法对待自己的部队，去弥补失去的东西。这种做法起初还有效，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把德国人民的利益与他自己的利益相提并论，可是他连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