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背一点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
在旧社会，师带徒的方法因人而异，大致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老师采用浅显的读物，如《汤头歌》《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等教材，向学生进行讲授，并要求记诵。
据我了解，凡是用这种教材的老师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偏重传授自己的经验为主，而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讲授，则重视不够。因此，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侧重于临床，而忽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种，与以上正好相反，老师在启蒙教学阶段，就以四部经典著作开始。他们的主张，和《千金方·大医习业一》的精神遥相呼应。所以，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地讲，理论水平较高，而且基础也打得牢固，有发展的潜力，故被历代医家所拥护。
清代的医学大师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一文中指出：“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他说的汉唐以前之书，指的是《内》《难》等经典著作。可见，徐氏也主张先学经典著作为学医的根本。
我是怎样学起中医来的呢?
因为我体弱多病，经常延医服药，而接近了中医，并以此因缘加入了中医队伍。我的学医老师，在营口行医为主，他收了三个徒弟，我的年纪为最小。当时我学的中医课程，现在回忆起来，大体上分为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阶段，共花费了六年的时间。
在理论基础阶段，学了张、马合著的《黄帝内经》《本草三家注》以及《注解伤寒论》和《金匮心典》等著作。
由于我曾读过几年私垫，古文有点基础，所以，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大。但对老师所讲的医理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难题。记得有一次老师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的内容时，尽管老师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却象腾云驾雾一样了。对中医理论基础，我学了整整三年。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些朦胧，但把一些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了一遍，这就对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学到第四年，老师为我讲授了《医宗金鉴》中的临床课程，如《杂病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幼科心法要诀》等。由于这些内容是用歌诀格式编写的，因之老师要求一边学一边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时为止。背书对我来说虽不陌生，但它很压人，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每天早起晚睡付出辛勤劳动。
关于背书的问题，历来也有争论。
我的意见，倾向于应该背点书的。《医宗金鉴·凡例》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它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识清是为了临床辨证。
由此可见，《金鉴》所写的大量歌诀体裁，是为了人们的背诵和记忆，这也就勿怪其然了。然而，中医的书浩如烟海，谁也不能一一皆读。因此就有地区之所尚，或因师传之所异，而不能不有所选择。例如，南方的医家则多宗孟河派的费、马之学，而东北三省，则多把《医宗金鉴》奉为圭臬。
《医宗金鉴》这部书，原为清乾隆太医院右院判吴谦的未成之著，后被政府发展，认为可以作国家的医典，仍指令吴谦、刘裕铎本着'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的宗旨，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纂。大约又过了两年，于公元一七四二年方始告竣。全书共为九十卷，计分十一个科目。它与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和剂局方》可以互相媲美而并驾齐驱。
徐灵胎评价此书有'源本《灵》《素》，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以为宗旨，后乃博采众论，严其去取，不尚新奇，全无偏执'的美誉，也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不仅在东北三省发生影响，而且远及全国和东南亚各地。
在老师的指示下，我买了一部《医宗金鉴》。通过自己的学习，发现其中的《订正伤寒论注》搜集了诸家之长，参以己意，说理明畅，使人读之发生兴趣。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埋首于《伤寒论》的学习。从这开始，方由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学习，而向自学迈出了新的一步。
现在谈自学的问题。
自学是每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不能跟老师一辈于，应该走自己的奋斗之路。
但是，自学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必要时还得有人指点一二。
自学也需要条件，主要的要有时间保证，要争分夺秒，爱惜光阴，要有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如果有上图书馆的条件，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自学也有三忌
一忌浮：指自学之人，心不专一，不能深入书中，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一下，当然这种学习是没有什么结果可言；
二忌乱：指自学之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和步骤，一会儿看这本书，一会儿又看另一本书，好像蜻蜓点水，这种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学习，也必然学无所成；
三忌畏难：指自学之人，在自学过程中，有的内容看不进去，发生了困难。
殊不知，凡是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正是知识贫乏的具体反映。如果不以钉子的精神向难处深钻以求解决，反而畏难自弃，必然柱费一番心机，半途而废。记得古人鞭策人们学习，说出许多的格言和警句，如什么“石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啦，“精神一到，铁石为开”，“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啦，部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有坚持学习而不鼹难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本着这种精神，我刻苦自励，寒暑不辍地学习中医知识。我阅读了很多的医学名著，如金元四家和清代的伤寒注家和温病学家以及明、清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使我眼界大开，学识随之不断提高。
在这里，我再谈谈学与用的关系。学中医理论，目的是指导临床去解决防病和治病的问题。因此，在学习中就贯穿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清人陈修园为什么主张白天看病、夜晚读书呢?不过是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罢了。
我很喜欢《三国演义》舌战群儒时孔明对东吴谋士程德枢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发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
孔明在这里嘲笑了那些读书虽多，而不成其经济学问，尽管终日吟咏，而于事实无所补的人。
学习中医也最忌纸上谈兵。
应该看到，不论任何一家名著，也都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都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在实践中发展的问题。如果离开实践，就很有可能造成盲目的崇拜，或者粗暴地加以否定。对这种学风，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以《伤寒论》来说，它是一部公认的经典巨著，是中医临床的指南。但由于医学的不断发展，临床资料的大量总结，我们发现它在叙证方面有的则过于省略。例如，五个泻心汤的'心下痞'是以无痛为主，但从临床上来看，痛的与不痛的两种情况皆有。这是事实，用不着大惊小怪。
另外，心下痞，还可出现心下隆起一包，形如鸡卵太小，按之则杳然而消，抬手则又随之而起。这个包起伏不定，中实无物，不过气的凝聚或消散。所以，也管它叫'心下痞'，而不能另叫其他的病名。关于这个特殊的心下痞症候，也没能写进书中。
我认为通过临床实践去验证理论的是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为此，我想把
《伤寒论》存在争论的两个问题
提出来讨论一下：
一个是六经的实质是否与经络有关，一个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是去桂还是去芍。
这两个问题向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多是从理论上进行了辩论，而在临床实践上则很少有人加以说明。为此，应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以求得到问题的解决。
(一)穴经与经络是否有关
有一年，我在天津汉拈农场巡诊至北泊的一户农民家中，恰巧这家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发烧而且头痛。试其体温39.6C，切其脉浮，舌苔则薄白而润。乃直告其父：你的孩子患的是风寒外感，吃一服发汗的药就会好的。其父说村中无药，要中药须到总场。惟时已午后，且交通不便，只有俟于明日。他又说：“先生为何不用针灸治疗，而何必用药？”他不知道我对针灸并非所长，姑应其请，以慰其心。于是，为针大椎、风池、风府等穴，而实未料定能效，然令人惊奇的是针后患儿竟也出身汗，热退身凉而病愈。
我本不是针灸医生，因为到农村，诊箱内备有一套医针，以为偶尔之需。至于我的配方选穴，是遵照《伤寒论》的“先刺风池、风府”和“当刺大椎第一间”的精神进行的。
通过针灸发汗解表的事实告诉了我，太阳与经络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再重温足太阳膀胱经络脑下项，行于腰脊和“太阳、三阳也，其脉连风府，故为诸阳主气”的一句话，是说得多么中肯。
循经取穴的方法，经在前而穴在后，所以有穴必有经络的存在。太阳主表的关键，在于它的经络行于背后而连于风府，故为诸腑主气。以此推论，则经府相连以及膀胱为水府，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故有'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气津皆行于表的说法。由此可见，太阳，实际上是膀胱与经络的概括，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这就是中医的传统理论。否则，那就违背了中医的理论，而实为中医之所不取。
(二)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争议
《伤寒论》第28条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医宗金鉴》认为去桂是去芍之误。从此，遵其说者大有人在，形成了去桂和去芍的两种观点而纠缠不清。我想通过以下两个病例，证实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确实无误，使这个问题得到澄清。
1．陈修园在清嘉庆戊辰年间，曾治吏部谢芝田先生令亲的病。症状是头项强痛，身体不适，心下发满。问其小便则称不利。曾吃过发汗解表药，但并不出汗，反增加了烦热。
切其脉洪数。陈疑此证颇似太阳、阳明两经合病。然谛思良久，始恍然而悟，知此病前在太阳无形之气分，今在太阳有形之水分。治法，但使有形之太阳小便一利，使水邪去而气达，则外证自解，而所有诸证亦可痊愈。乃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服一剂而痊。
2．我校已故老中医陈慎吾，生前曾治一低热不退的患者，经他人多方治疗，而终鲜实效。切其脉弦，视其舌水，问其小便则称不利。
陈老辨此证为水邪内蓄、外郁阳气、不得宣达的发热证，与《伤寒论》28条的意义基本相同。乃疏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三剂小便畅利，发热随之而愈。
通过这两个治例，完全可以证实六经和经络脏腑有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也是没有错误之可言。
趁此机会，我想顺便淡谈如何学习《伤寒论》的问题。
学习《伤寒论》应先打好一定基础，其中包括学好《内经》中的阴阳辨证思想和方法，以及学好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知识。同时把《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和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学懂吃透，并要背诵如流，牢记不忘。这是第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白文(指不带注解的原文)。《伤寒论》原文，是以条文形式写成。据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有398条之多。《伤寒论》既然用条文表达辨证论冶的思想方法，因此，学习《伤寒论》就有一个理解条文和条文之间相互关系的意义而为基本要求。
应该看到，《伤寒论》398条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条文之间，无论或显或隐，或前或后，彼此之间部是有机的联系着。
作者在写法上，充分运甩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参证互明，宾主假借的文法和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的方法表达无余。
由此可见，学习《伤寒论》先要领会条文和条文排列组合的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组文布局的精神，要从条文之中悟出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相共鸣。这样，才能体会出书中的真实意义。
白文最少看它四五遍，并对其中的六经提纲和一百一十三方的适应证都熟背牢记方有妙用。在这一阶段，可能感到枯燥无味，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坚恃下来就是胜利，这是第二步。
在熟读白文的基础上，然后就可以看注了。《伤寒论》的注家不下数百之多，看哪一家为好呢?在认识上也不一样。我以先看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为好。因为成注的优点是在学术上不偏不倚，以经解论，最为详明，说理比较中肯。成氏写的还有《伤寒明理论》和《方解》两种书，同《注解伤寒论》)鼎足而立，缺一不可。所以，在看成注之前，这两种著作也应认真地看一看，才能对它选写的五十个症侯，在定体、分形、析证、辨非等环节上有所认识，以加强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运用。
成氏三书读完后，可以看看徐大椿（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
以上的三位注家，在伤寒学中影响很深。他们的注解，或以方归类，或以证归类，或以法归类，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可以开拓思路，实有破迷解惑的作用。
柯注的优点，从原则上讲，他指出了《伤寒论》不专为伤寒一病而没，而六经辨证实能统摄百病。他的话卓识灼见，而能与仲景的思想相共鸣。他的不足之地，误把经络解为经略，又别开生面将《伤寒论》的太阳膀胱经当作心阳来论，未免牵强附会，有失仲景之旨。
尤注的魄力似逊于柯，在文字方面也不及柯氏的笔墨纵横淋漓尽致。然而，尤氏得马元一先生的真传，构思精辟，言简而赅，对脏腑经络、气血荣卫之理与正邪变化之机，上逮《内》《难》，下历百家，而极见功夫。他比柯氏更为扎实，惜乎人之不识也。
此外，如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钱璜的《伤寒溯源集》，皆是知名之著，亦可加以涉览。
以上几个专著读后，可以再看一点综合性的作品，其中应以日人丹波元简著的《伤寒论辑义》为理想。这是第三步。
通过上述的三个步骤，而又能坚持到底，对《伤寒论》这部经典著作也就可以说学的差不多了。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备起课来，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发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对于读这本书的人来说，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
归纳一下我以上所讲的内容：那就是学中医先从学习经典著作入手，不要怕难，要有一点精神；二是对于中医学的原文和汤头、药性及歌诀，既要明其义而又要背其文。不背一点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三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自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一生奉行；四是要树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对中医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