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这件事应该怎么科学地骂？
比如上个月，一位微博ID叫“@写论文使我快乐_今天写论文了吗”的博主在微博发布了一连串长文，描述了自己因为冠姓权和丈夫产生矛盾最终离婚的故事。
由这个帖子引起的口水和意见与舆论如今复杂和分裂的样子高度类似，甚至更加“硬核”——在后期，基本是围绕着“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婚姻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女性在家庭里的牺牲和付出”等话题进行推进——并没有过渡引申到“为什么这群人动不动就骂驴”、“驴是个什么东西”？
再往前推，早在2017年，也就是全面二孩放开的第二年，“冠名权”就曾经伴随着一个二胎小生育潮引发过争议。
所以即便按照最新的说法，这场最新“冠姓权之争”大概率是一场自编自导的事件营销，但能够被选择为推动营销发展的硬物料，能够被选择为锚定受众的内核，能够快速地走完预设的传播路径，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值得人们“较真”了：
为什么在“女权”这个意涵丰富的话题里，人们会选择“冠姓权”作为最主要的话题切入点，并且赋予了跨越社交网络传播规律的超常规生命力？
比如在德云社，你叫“X鹤X”，甭管认不认识，就一定要管叫“X云X”的叫声师兄。原因无他，家谱就是按照“云鹤九霄，龙腾四海”这样排辈分的，对应着相声体系中的第八、第九、第十代传承人。
而这仅仅是“姓”使用方式的一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日趋复杂，姓又被赋予了几种不同的新含义：
-标记归属。人们对“姓（或者氏）”的使用方式，很直观地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比如远古社会，人们需要“姓”帮助人们标记亲属血缘，从而一方面避免乱伦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旗帜鲜明地指导人们实施外婚制，扩大家族规模，以顺利渡过不断迁徙、狩猎的苦日子。
直到生产力逐渐提高之后，人们有了剩余的生产资料，于是开始想着把财产固定在自己手里，于是姓逐渐演化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标志。比如《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作为家奴进入华府后需要改名为“华安”，就是这种使用方式的典型代表之一，与之类似的是各种X家庄、X家村。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新的使用方式，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重男轻女”思想的诞生。
简单来说，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耕地劳作的生计方式必然使得壮丁男性一般是家庭粮食的主要来源，这决定了当时主要施行的是从夫居（双方结成婚姻后，女子到丈夫家居住）、从父居（婚生子女跟随父亲居住）的婚姻形式。也决定了男性更有作为“生产资料”来用“姓”来标定家族归属的价值。
-标记社会分工。中国的司马、司徒、太史，西方世界里的Mason、Carter、Smith，都是这类用法的代表——当然中国的体系更加复杂，实际上司马司徒更符合“氏”的概念，用来标记家族的身份、出生地、官职等，到后世才逐渐和姓合为一体，这里不做过多阐述。
总之你可以将这种使用方式，理解为“更高级的继承权”，即获得“姓”的人不仅仅获得的是财产、生产资料的继承权，更获得了“生存技能”的继承权——这对于抗风险能力更弱的古人来说，无疑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当然部分也来自于统治者的需要，比如太史氏的世袭，是为了保证监督权的相对独立。在战国前，人们也会可以随着避祸或迁徙到别的封地而改掉自己的姓，与土地分封制有很强的关联。
-标记赏惩。最典型的用法就是赐姓和责令改姓。比如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贵族杨玄感趁农民起义之机造反，兵败身亡，被敕令改姓为枭——这就是要告诉世人：这个人，当过逆贼——再譬如马三保，就是因为航海外交有功，才有机会获得赐姓“郑”，改名正和的。
民间也有类似的用法，比如最著名的“家法”——逐出家门——最硬核的做法就是将其逐出家谱，不得冠以本族姓氏。
或许也正是借鉴了这种用法，历史上也有不少通过“改姓”来表忠心、纳投名状的故事。比如日本战国名将丰臣秀吉，就是为了向朝廷索取“关白”称号，主动认前关白近卫前久为义父，争取到的“改姓”。
正如上文开头所说，“姓氏文化”的兴起与演变，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直观投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姓氏文化”有着破灭的必然。
开始于清末的中国大家族制度的瓦解，就拥有这样的内因。在新时代的社会体系里，人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分工协作，以及以分工协作为基础建立的新型组织，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以“姓氏”为纽带的家族不再是唯一的“抗风险”策略。再考虑到家族制过多的“道德约束”，以及家族制中必然存在着的“利益相关”、“利益垄断”，早期革命者也往往将“姓”作为革命目标，通过“改姓”的方式来象征着旧体制的打破。最不济，也象征着自己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决心。
新中国对于“姓氏文化”的打破更加彻底，最典型的例子是《我爱我家》里1945年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官至局级的老干部傅明老人，说出的那句颇具时代感的口号——“亲不亲，阶级分，怎么能按姓氏分呢”——这种群体思潮促成了对“冠姓权”里程碑式的解放，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现行的《婚姻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人民群众对于那场解放运动也是喜闻乐见的，并给予不亚于“援朝”、“抗美”、“卫国”的热情。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国人，不少都选择随母姓，比如性社会学家李银河。
当然也有比较“温和”的策略。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到 2018 年底，有110 万人的姓名中同时包含父姓和母姓。在 2017 年出生的新生儿里，尝试用新复姓取名的孩子已经超过了4%。孙杨、秦牛正威、蔡徐坤都是一种例子，而《2019 姓名全景报告》指出，这背后可能意味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个体意识觉醒，同时也带来的家庭和经济地位的提高。
（这篇写于2014年的论文至今仍不过时）
西方围绕着“姓”的解放运动，尤其是围绕着“冠姓权”的解放运动就相对复杂很多。
一方面，早在19世纪中叶，女性平权运动就选择了以“夫姓”为突破口，号召女性姓氏与丈夫姓氏进行解绑，进而获得更加独立的公民权、财产权、继承权等等。
到今天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西方女性选择婚后保留姓氏，并这种权利也开始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支持（包括美国的不少“保守州”），也在子女冠姓问题上形成了“Hyphenated Last Names”（连字符姓法）等有建设性的选择方案。
但受到宗教等传统思潮的影响，“冠姓权”的解放并没有伴随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发展同步进行，而是出现了反复。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就曾经通过调查发现，在马萨诸塞州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有23%的人在婚后仍保留自己原来的姓氏，到2000年，下降到17%。
因此当我们回看西方以“冠姓权”为主题的平权运动，很容易品出很多“实验性”、“解构性”、“反宗教”的色彩在里面，比如2005年左右由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里格萨发起的“新姓运动”，就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分享姓”的概念。
（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港台地区，也拥有改姓传统；图为前WHO总干事陈冯富珍）
总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在以“姓氏”为主题的平权运动中，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对“姓氏”解放是冲击父权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但它更像是一个突破口——是一系列复杂议题所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一系列复杂议题的主因。
而基于这个共识，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形成许多“看上去三观极歪”的新策略形成，比如“放弃父权”。
在一份2016年瑞典提交的立法审议中，有人提议在女人被允许堕胎的孕期内（也就是孕期18周），胎儿的生理父亲可以通过签署法律文件的形式，分割自己与这个胎儿的一切法律关系，其中就包括“冠姓权”，当然也包括“抚养权”以及子女未来对其的“赡养义务”。
平权运动是有必要的，对于“姓氏文化”的消解也必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但如何参与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对于papi酱事件产生巨大反感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是不允许你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谩骂嘲讽，看起来都不是推动正向结果产生的有效参与方式。
换句话说，那些在高喊着反对的人，大概率也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偶然翻到了一个12年前的“冠姓权”贴，当时的画风是这样的）
很难说这种现象到底是谁的错。毕竟在papi酱之前，类似的谩骂（包括“驴”这样的称呼）就已经出现在了泛女权话题当中，即使“营销”真的存在，其作用也更倾向于“开发利用”而不是“创造”，单纯地甩锅给papi酱并不比那些叫骂着的“拳师们”高明到哪里去。
“互联网的普及”可能是更现实的答案。
当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发展，不断打破原本由地域、气候、财富、教育等因素构建起来的群体边界，人类开始完成大量的第一次接触，也开始形成一轮大规模的集体误解：
将“旁观”的权利，与“参与”的能力互相混淆了。
于是本来应该由教育程度更高、认识更深刻、执行更效率、规划更科学的人群所完成的“平权运动”，开始被普通网民们“主动接手”，发展成为一个低参与门槛的公众话题，从而形成一种“错位关注”的假象。
与“真实关注”相比，这种“错位关注”带来热度很难转化为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像民间会传说皇帝用的是“金锄头”，缺乏理论体系系统支撑的参与者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基于自己已有认知的“逻辑自洽”，并将这个“逻辑自洽”的结果看做是事件本身的内核。
再回到开头我们所说的几个热点，就很容易看出问题的真正所在了：所谓的争议更像是一次巨大的集体浪费，一方面消耗了公众对于原议题的耐心与潜在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快速将原议题快消品化，错位地兑现了原本应有的价值。
最后再补充一个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探讨了原始人的心智结构后提出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人脑中是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分类结构，比如“天/地”“水/火”“我/他者”等，分类是秩序的起源。而人类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改变先验的东西，而反直觉的思考才会带来思维的进步和启发。这个意思也许是说，对任何极端的、二元思维都保持警惕，才能有反抗和理解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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