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真相 皇姑屯事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得手是谁策划的

  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不是某个人所为,也绝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东北、分裂中国的步伐,特别是推行田中义一“强硬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之后, 日本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酝酿谋杀张作霖。

  1925年11月,直奉激战之中,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前线突然倒戈,率兵出山海关直取沈阳。张作霖发兵阻止,均大败而归。无奈,张作霖求助于日军出兵,才得保不败。事后, 日本人以功为荣,屡屡胁迫张作霖给予回报。“张氏不肯作日本之工具,将日本所欲得之种种特别权利,坚持不与,且又建筑打通铁路,日本以为大有妨碍于该国之利益,故决定除灭张氏,以利日本在东三省与东内蒙之计划也。”①

图为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经过皇姑屯。

  1927年6月, 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之意见》,提出要使张作霖“就既设铁路之经营及新线之敷设缔结新约”,“如若踌躇,则推举帝国认为胜任者为东三省长官,使之实现本要求”。同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在《关于中国时局对策之考察》的报告中,也提出要抛弃张作霖,另外寻找日本在东三省的代理人。他认为:“张作霖是个没有任何政治手腕的武夫;在中国本土没有威信,这在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之间已成定论。而且他长期扶植起来的势力在东三省也是最不得人心的。”“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消长,并不像某些人的看法那样,取决于张作霖本身的兴亡。”“帝国应尽快把张作霖个人的浮沉同维护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的问题,截然区别的予以考虑。”东方会议期间,许多侵华分子也主张抛弃张作霖。东方会议制定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张作霖自然成为了绊脚石。

  1928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4月19日,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再次出兵山东。4月20日,关东军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报告》,其中提出:“我军应不失时机地将驻扎师团之主力进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两军(张作霖和蒋介石军队)之何者,均以武力阻止其进入。必要时,解除其武装后准许通过。”5月3日,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蒋介石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张作霖军节节后退,败局已定。

图为火车在行驶中突然间爆炸,烟火四起。

  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内阁于5月15日、16日连续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措施案》,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5月18日,日本政府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觉书》(备忘录),声称:“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有受其影响之虞。维持满洲之治安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出现扰乱该地区治安之祸因,当发生此种事态时,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因此,当战乱发展至津、京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所谓“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即不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并解除东北军的武装②。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国民政府随即都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了强烈抗议。

  5月18日,日本关东军决定派遣第十四师团乘火车前往锦州,准备阻止败退的东北军进入东北或解除其武装。同时,调混成第四十旅团移驻奉天(沈阳),并向陆军中央部作了报告。日本陆军中央部考虑到向铁路附属地以外出动军队,属于向国外出兵,需要有“奉敕命令”。参谋总长铃木庄六与田中首相协商后,决定21日上奏天皇。于是电示关东军,向附属地以外出兵,需在21日以后。为了便于指挥,参谋长斋藤恒率关东军司令部于20日由旅顺抵达沈阳。21日晨,关东军主力已在沈阳附近集结完毕,等待“奉敕命令”。但斋藤恒等人一直焦急地等待到半夜,“奉敕命令”并未下达。22日,仍无消息。

  23日,日本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田代皖一郎抵达沈阳,传达了铃木庄六的意见,希望关东军中止出兵锦州的行动。关东军则立即电请参谋本部下令行动。但直至26日,陆军中央部正式下令关东军“中止既定方针”。

图为皇姑屯火车道和火车炸的粉碎。

  关东军原计划等张作霖兵败后,在锦州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一举解决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问题”。失去这个机会,张作霖转危为安,以后日本再想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都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决定暗杀张作霖。

  关东军原想让日本华北驻军杀掉张作霖,但华北驻军认为事关重大,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故而不同意此计划。关东军只好派人在北京观察张作霖行踪。在得知张作霖行将败退回关外后,将张作霖的行程密告关东军总部。

  关东军随后即选择暗杀张作霖地点。最初选定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上,但派人侦察后发现,铁桥被奉军严密防守,不易下手。于是,关东军又将地点选定在皇姑屯附近京奉线与满铁线交叉点的三洞桥。因为,此地有满铁线经过, 日本军人出入此地,不易引人注意。在交叉点南边,有一个日军的监视哨所,便于观察周围动静。地点选定后,关东军为防留下日军暗杀张作霖的把柄,决定用炸药炸车的方法袭击张作霖的专列。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回沈阳的情况,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除派竹下义晴参谋赴京,同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一起进行侦察外,还派遣石野芳男大尉前往山海关。石野的任务是用无线电将张作霖专列通过的情况随时报告。由于站台与岔线的关系,新民以东不能更改列车编组,所以河本又派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中尉前往新民,确定张作霖专列到达后的情况。

  6月1日,竹下参谋密电河本,称张作霖将于6月3日由北京出发,当晚11点左右抵达沈阳。接到情报后,河本令工兵于2日晚在京奉和满铁交叉点陆桥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安放了至少200多公斤黄色炸药,拉线开关安装在三洞桥南日本警备队的一所瞭望台上。为防万一爆炸不成, 日军还在京奉线上安置了两条脱轨器,以使张作霖专列脱轨,脱轨器由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负责。虽然根据中日间协议,南满与北宁铁路交叉点上方的南满铁路归日军警备,下方的铁路由中国军队警备。但此时, 日军阴谋准备就绪后,三洞桥“由日军严重警备,禁止所有华兵入内警备中国路线,任何人等,非携有日军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不得通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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