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殇东汉以来
从东汉末年说起，历史上有哪些“名士之殇”的故事？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句话揭露了魏晋之际的残酷性，在那个时代连这些名满天下的士人都无法保全自身，更何况是普通的黎民百姓呢？
由于那个时代政权更迭速度极快，为了巩固政权则为了自己的声望以及名誉便积极地拉拢那些名满天下的名士为自己所用。
然而名士之间的性格、人品都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名士或许出于自己安危考虑热衷于出仕或可保全一命；而有些名士或许比起功名利禄其更看重自己的名声，往往会持不合作的态度，最终沦落为执政者的刀下亡魂，给历史添加了一幕悲剧色彩。
那么在那个年代名士因何“少有全者”呢？今天我们来试着讲述一下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历经百年的名士无故枉死的岁月。
东汉时期，“党锢之祸”下名士的悲痛：欲匡扶社稷而不能
要说起名士的兴起应该是从西汉时期开始，汉武帝重用董仲舒，因而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至此结束，转而呈现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风，而两汉士人因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而衍生出了一种“誓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一种态度，这也是两汉名士和魏晋名士的不同处。
两汉名士的这种风骨也不由得让人敬佩，比起魏晋名士他们身上更多了几分悲剧色彩，然而他们的悲剧却又无法改变那时候的时局，在此之上又添加了悲壮。
东汉中叶，由于“宦官乱政”的缘故，导致此一时期的朝政异常黑暗：西北的羌乱迟迟得不到解决，而朝廷内部卖官鬻爵的现象屡屡得不到改善。值此朝政黑暗之际，一批颇有正义感的士人则以“匡扶社稷为己任”，与把控朝政的宦官与外戚集团做殊死斗争。
历史上把这一历史事件称为“党锢之祸”，然而士人们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可是从一开始他们便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士人内部意见不一致，其中更夹杂有心怀叵测的人，导致宦官提前做好了准备。士人的斗争方式太过单一，往往只会以抨击朝政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不满，这反而会引起皇帝的反感。两次党锢之祸给士人集团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影响：
第一次党锢之祸由于外戚集团需要借助士人的力量诛灭宦官，因而这一次事态并没有扩大化，只是将李膺等人贬为庶民并不再允许他们做官就了事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由于士人背后的力量遭到了打击，导致这一次士人集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士人领袖陈蕃、窦武被杀，数百士子被牵连。在“党锢之祸”爆发的数年后，时任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士人鸣不平，反而遭到宦官的再一次打击，其门生、故吏一律遭到朝廷的打压。
两次“党锢之祸”背后的后果绝对不只是一连串的死亡名单这么简单，其背后还隐藏着诸多危机击垮着东汉王朝：
“宦官乱政”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士人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宦官继续坐大，并击垮了这个王朝。由于朝廷对士子的不公平对待，俗话说“哀大莫过于心死”，由于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因而一些士子宁可醉隐山林也不愿入仕，也间接影响了魏晋名士。
建安年间：欲中兴汉室而不得
东汉末年，积重难返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一系列的问题之中崩溃了，强大的东汉王朝在霎那间被诸侯分崩离析成了大小不等的割据势力，各地军阀为了扩张势力彼此间各自攻伐因而给那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那个时代要成事仅仅靠实力是绝对不够的，还需要获得士族的支持，因而那些经受经年累月的豪门大族以及名满天下的名士则争相成为了各地军阀拉拢的对象。
然而名士们的心性是不同的，有些人行事狂放，有些人心存汉室，而并不是每一个军阀都可以做到大度的，这也造就了东汉末年的名士的又一次“大灾难”。
道不同不相为谋，终饮恨自尽：荀彧提到三国乱世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
曹操和荀彧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刘邦和萧何；刘裕以及刘穆之。往往是曹操在前方征战，荀彧在后方调度粮草，而且其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助曹操下定决心，就连曹操自己也夸赞曹操为“王佐之才”。
然而就是对曹操如此重要的一个人，只因在封王一事上不能和曹操保持一致，终以惨淡收场。
他的悲剧缘于他没有看清曹操的真实性情，他本想借助曹操之手中兴汉室，故而其在一开始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帮助曹操网罗了各类人才。然而事态的发展远非他所能预料的，最终“奉天子以令不臣”终成“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衰微的局面以不可逆转。
在了解了曹操的真实心境之后，荀彧终感汉室无力回天，而根据史书之上的记载荀彧之死和曹操有很深的关系，他的死是曹操的痛，曹操少了一个良臣；也是汉室的痛，少了一个忠于汉室之臣。
儒家的卫道士：孔融小时候我们常听过一个故事：“孔融让梨”，其本意是教导我们要尊老爱幼，而其中故事之中的主角孔融在其长大之后更是成为了享誉天下的名士，名列“建安七子”之首。
出身孔孟之家的孔融其身受儒学的熏陶，因而其也成为了各地军阀争相拉拢的目标，而由于其忠君之理念，其只能被迫成为曹操一方的人。然而由于其政治立场、家世、以及思想都与曹操成对立状态，也造就了他和曹操之间的矛盾：
孔融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孔子的二十一世孙，而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那个时代曹操的出身一直被人诟病，这也造就了他和曹操的矛盾。孔融由于受儒家文化思想，故而其忠君之理念深入其心，然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显与其理念背道而驰，也造就了他们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孔融自身出身孔孟世家，故而其恪守儒家之礼节，而曹操的行事作风又不拘礼法。因而这种种原因之下，导致了曹操和孔融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平定袁绍前曹操还不能杀孔融，因其影响太大贸然杀之会导致其政权不闻，故其一直对其放任自由；而在曹操统一了北方之后 ，此时曹操已经不需要孔融这一个道德君子来帮助其提高声望了，故而对于这一个经常忤逆他心意的道德君子再也不必留他性命。
在赤壁之战爆发的前一年，享誉天下的名士孔融死于曹操之手。而在东汉末年死于曹操之手的名士有数人，除了荀彧、孔融之外，还有崔琰、毛玠等人。
魏晋时期：欲醉隐山林而不得
魏晋时期名士的代表按时间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何晏、夏侯玄为首的正始名士；另一类则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与东汉名士的遭遇所不同的是，东汉名士如果政建不同至少还可以醉饮山林，而魏晋名士他们希望醉隐山林不涉朝政的愿望都未能实现。
正始之音：夏侯玄之死说起“正始名士”的代表，无非就是何晏、夏侯玄，然而比起何宴在生死攸关之下对司马懿的卑躬屈膝，还是夏侯玄更具代表性，今天就来说说夏侯玄。
“高平陵政变”之后，曹爽一党被司马家尽数诛灭，而夏侯玄由于不是曹爽一党的核心成员幸免于难，然而夏侯玄本人也知道一时的安全并不代表着永远安全，司马家迟早会除掉他：
夏侯玄忠于曹魏，而司马家欲图谋朝篡位的话两者之间必然会起冲突。夏侯玄是曹魏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杆支柱，其名声享誉朝野，司马家也不可能让其成为他们的障碍。这两点造就了夏侯玄的悲剧，也让其无法在朝堂之中得以善存。不久魏帝曹芳欲借李丰等人之手铲除司马师，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之职，然而司马家的眼线早已布满整个朝堂，又岂是李丰等人可以颠覆的。
曹芳的想法很美好，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不久李丰、张缉等老臣相继被司马师诛杀，而此时夏侯玄的处境则颇为尴尬：他没有直接参与李丰等人的密谋，按道理来说他是无罪的，然而李丰等人的密谋之中又希望利用夏侯玄来取代司马师，此举无疑也是证明了其也是李丰案的参与人之一，因而夏侯玄也因此被牵连而入狱。
司马师早年和夏侯玄是至交，然而政治场上的友谊往往会因为政见不同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其权衡利弊之下，享誉朝野的名士夏侯玄终以“谋反”被夷三族，而值此乱世之秋，天下又少了一个高风亮节的名士。
广陵绝唱：嵇康由于司马氏在禅代之路上的手段过于残酷，以至于其被天下人诟病，同时由于玄学的兴起导致一大批的士人不再以入仕为初心，他们转而追求“道法自然”，其行为便如同汉代的“隐逸名士”一般，热衷于醉隐山林。
然而为了消除自“高平陵政变”以来的负面影响则必须需要借助名士的声望来助其巩固政权：
魏晋名士多为士人家族，拉拢他们就等于拉拢了他们的家族。名士本身具有良好的声誉，拉拢其为自己所用可以帮助其挽回声誉。因而在此情况之下，竹林七贤作为天下名士的代表自然成为了司马家族的拉拢对象，与汉代所不同的是，司马家族并没有那么好说话，其对竹林七贤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因而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家族利益考量，热衷于功名的山涛、王戎等人在不久之后纷纷出仕，阮籍等人也为了身价性命不得不挂几个名誉性的职位。而在“竹林七贤”之中唯有嵇康是一个例外，无论司马家族如何的威逼利诱他就是拒不出仕：有一个关系是他是曹魏的皇亲，就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其和司马家势不两立的局面。
为了表明其和司马家势不两立之局面，甚至和相交多年的山涛一刀两断，固然他此举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可是其也为自己的死亡埋下了祸根。
在公元260年的一天，嵇康因吕安而被牵连，已经对嵇康忍无可忍的司马昭在钟会的教唆下下令处死了嵇康，与之一同受刑的还有其挚友吕安，也是一个享誉天下的名士。
行刑那天，数千人为其求情，然而帝王的心境是冷酷的，临刑前，嵇康镇定自若的弹奏一曲，最终一曲“广陵绝唱”响彻人间。
在那个年代名士的悲惨遭遇也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连那种享誉天下的名士往往都无法保全自身，更遑论黎明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