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 | 易剑东：四川承办国际体育大赛正当时，但也别什么比赛都接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今年8月将在成都举行。举办盛大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将为一座城市带来什么？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如何答好这道题？记者与知名体育学者、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易剑东进行了探讨。
易剑东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研究在业界颇有影响，他去年底在北京奥林匹克塔传播空间举行的跨年演讲，聚焦“世界变局·体育大势·中国选择”三大命题，引发广泛关注。他特别提到，未来几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亚洲青年运动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亚洲杯足球赛等数个国际体育比赛将在中国多地举办，相关的不少工作都还有待改善。四川有哪些工作需要改善？如何更好发挥体育赛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易剑东提出中肯建议。
川观新闻记者 邓也
强动能：把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构筑完整
●我国体育产业的产值GDP占比明显偏低，体育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缺乏足够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体育产业发展总体滞后的原因，更多应从支撑产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寻找
记者：现阶段体育事业有哪些新内涵？
易剑东：体育事业最基本的使命，是促进个体身心健康、促成社会团结协作、促使人类价值有机匹配。当前，我国体育有三大任务，即全民健身、奥运争光和体育产业。与此同时也面临三大问题：内生动力唤醒和外部诱致激活问题；技术手段到位，保障服务牢靠问题；产业链条完备，体制机制顺畅问题。总之，制度架构和文化演进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呈现新的特征。
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有哪些差距？东西部相比又有哪些差异？
易剑东：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我国体育产业的产值GDP占比明显偏低。数据显示，大部分欧洲国家体育产业的产值占比约2%到4%，我国2019年体育产业相关数据显示，体育产业增加值在2019年GDP中为1.14%，与旅游产业的GDP占比4.56%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在东部和西部之间，西部体育产业数据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与东部差距明显。整个体育产业在经济体系中都缺乏足够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省市体育产业的比例，大幅超出全国的平均比例。西部有些省份体育产业的产值GDP占比还不足1%，因此在体育产业发展上，东西部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记者：我国体育产业与诸多社会领域的改革发展相比略显滞后，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易剑东：体育本身是一个伴生性和随动性的行业，无论是事业还是产业的发展，都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激励和影响。目前体育产业发展总体滞后的原因，更多地应该从支撑产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去寻找。比如说人们的体育意识不足、社会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组织架构欠缺、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体育知识的局促等。因此，只有把体育产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条件和因素构筑完整，相互之间实现有机协调，才能使社会支持条件和环境得到更好的组织和改善，从而带动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更快地发展。
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现场。川观新闻记者 田为摄
下判断：我国处于举办国际大型赛事比较适宜阶段
●举办一次综合性体育赛事，影响包括旅游、文化、健康、娱乐等众多产业在内的产业链完备和全方位发展
●以赛事为特征的体育服务产业尚属“新兴产业”，大赛留下的场馆后续利用，在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不是问题
记者：通常来讲，举办一次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将为一个城市带来什么？
易剑东：举办一次综合性体育赛事，影响包括旅游、文化、健康、娱乐等众多产业在内的产业链完备和全方位发展。目前来看至少有三方面好处。一是带动旅游业发展，更多国内外观众来到比赛地，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等方式拉动各项产业的发展。二是带动精神文化产业，如提升举办地关注度、激励当地民众的自豪感，以及让更多的产业借助赛事得到发展。三是改善相关的社会硬件和软件条件，为产业链的完善提供机会，提高城市举行重大活动的能力，从而为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当然也不容否认，综合性赛会也有可能带来一定风险与挑战。但总体而言，只要细节运用得当，总体宏观把握到位，体育产业尤其是大型赛事产业带来的效益，基本上是积极和正面的。
记者：一些国家有的城市居民对于举办综合性国际大赛心存顾虑，存在担心耗资太大、破坏生态、影响城市秩序和赛后场馆运营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顾虑？
易剑东：一个城市是否适合举办国际大型赛事，要看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总体水平，当地体育意识和体育健身比赛设施的发展水平，以及举办大型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目前看，我国总体上处于主办国际大型赛事比较适宜的阶段，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赛事为特征的体育服务产业尚属“新兴产业”，有较大发展空间。同时，我国已有如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举办经验。有些发达国家有的城市居民对大赛有所顾虑，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所在城市对于大赛审美疲劳，而且体育赛事已处于饱和状态。第二，大型赛事对聚集有要求，对场馆档次质量有要求，若当地人口规模水平有限，经济发展水平再高，大赛留下的场馆后续利用依然是个难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不存在，反而会成为体育产业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地位的重要契机。
不过，在举办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资源调配、效率效益提升等问题，以避免大型赛事带来较大风险。避免这些风险，国外已有经验，我们只要稍加研究和利用，大体可以避免。
记者：未来几年多个国际体育比赛将在中国各地举办，承办城市需重点注意哪些方面？
易剑东：一是需要进行专业赛事的成本核算与效益评估，二是需要确立职业赛事的空间布局与赛制稳定，三是需要创新商业赛事的盈利模式与运作机制，四是需要改革业余赛事的举办模式与服务效率。
记者：体育产业属于绿色产业、健康消费。如何借举办综合性国际大赛，进一步促进和释放大众体育消费空间？
易剑东：对于体育产业来说，虽然提升体育消费能力需要体育消费意识、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体育产业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和水平，这样才能够拉动体育产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提高其在GDP中的占比。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奢望由总体上消费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提高来拉动体育消费，而应提高体育自身在拉动体育消费和改善体育服务质量方面的基础。只有提升体育健身意识和体育消费观念，才能提高体育消费水平，进而使体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
鸟瞰成都高新区体育中心。川观新闻记者 何海洋摄
提建议：四川应多举办赛事品质和商业价值较高的比赛
●只有把所有公园嵌入体育、健康、运动的元素，才能够更好实现公园城市的人本理念，为城市体育提供最根本支持
●有不再功利的体育文化和持续产生经济动力的现代职业体育经济制度，中国的城市体育产业才有良好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有专家曾提出，申办的赛事要与城市文化气质相契合。成都承担了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重要使命，体育赛事如何与公园城市有机结合？
易剑东：公园如果只是一个被动娱乐场所，那公园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有“无城市不体育”或者说“无公园不体育”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公园内嵌入体育、健康、运动的元素，才能够更好实现公园城市的人本理念，为城市体育提供最根本支持。公园城市需要更多的体育公园，更多公园需要有体育内涵。不切割体育和公园，才是公园城市和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最好动力。
目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场地设施人均面积是我国的数倍以上，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提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因此将公园总体纳入为城市体育提供支持的建设体系，而不是只建设专项体育公园，也应该是重要的意识转变。
记者：近年来，成都高水平举办第18届世警会、国际篮联三对三世界巡回大师赛、ATP250成都公开赛、成都马拉松等67项国际赛事。对于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易剑东：第一，积极主动申办和承办举办国际大型赛事是好事，但一定要有所选择，要多举办赛事品质和商业价值较高的比赛，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拉动和影响。第二，一定要开门办赛。哪怕是某一系统或领域的比赛，也可以引进各方面的人才和力量，更好地保障比赛品质，提升比赛价值。第三，举办大型赛事非常考验综合协同创新能力，在这方面，必须要展现城市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协同能力，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国内外合作。
还须特别注意的是，举办大型赛事需要较大的投入来持续推进，如果相关的理念制度和能力得不到提升，就可能给城市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拖累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四川球迷众多、球市也曾火爆，但与之不匹配的是，四川足球领域一直缺乏顶级联赛球队，篮球领域除了2016年的CBA冠军外，长期徘徊在中下游。如何改变这一现象，重新激发成都乃至四川球市的盛况？
易剑东：球市最基本的支撑环境其实是体育文化，最根本的支撑条件是体育产业，唯有体育文化的繁盛和体育产业的兴旺，才能让职业体育观赏市场可持续繁荣发展。当前，体育文化和体育产业在四川乃至全国都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从体育文化来看，我国竞技体育的功利取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举个例子，前国际足联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在15岁就喜欢上他家乡的一支足球队，直至生命终点。虽然这支球队很少拿全国冠军，但却是包括阿维兰热在内的很多当地人一生的最爱。而在我国，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爱好者，在队伍没有拿到冠军或者期待的成绩时，往往就会感到沮丧，从而逐渐转移对球队的支持和关注。我们既要关注功利要素，更要关注球队的精神品质、球星的意志品质和球队表现出来的体育文化活力等等这些软性的精神因素。因此，祛除竞技体育的功利心，是我们建构一个长期稳定的体育文化环境的重要任务。
记者：体育产业方面呢？
易剑东：从体育产业来看，让城市体育俱乐部和体育运动队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比如，既要提高训练竞赛水平，也要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在我国绝大部分俱乐部中，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和工作精力都放在训练和比赛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与俱乐部息息相关的经济管理工作，如球迷的联络、会员的管理、赞助商的管理、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的维护等，这些都是事关俱乐部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几乎没有一支中国体育俱乐部实现运营管理团队规模超出训练竞赛团队的情况，这说明我们还停留在专业体育年代的球队建设管理水平，而不是俱乐部综合运营管理的现代模式。
与我国恰恰相反的是，在美国的体育俱乐部中，训练竞赛管理团队占所有工作人员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是常态。他们大部分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机制和工作重点都放在运营管理团队、运营管理要素，以及运营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真正把职业体育球队当成现代企业，才是整个职业体育联盟和俱乐部产业发展的动力。
因此，有了不再功利的体育文化和持续产生经济动力的现代职业体育经济制度，中国的城市体育产业才有良好发展的可能性。只要认准目标，确立核心理念，积极推动改革的实施和进程，也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实现职业体育经济、文化和运动成绩的多元互动和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