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严耕望:生活、修养与治学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

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

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响学术工作者,拉杂言之。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当然不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二、一心力、惜时光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此如河渠,固定的相当大的水量,放入一条渠中,必然显得流量很大,气势雄壮;若分入数条渠道,各渠势必显得流量减少,气势微弱,无大作用。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惟生活消遣则兴趣颇为广泛,如朋友谈天,遨游山水,浏览报章杂志,看电影电视。但谈天邀游的机会并不多,至于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此外我还有一点分神处,即吾妻体弱,家庭杂务须我分任。不过此与外务不同,只分点时间作体力劳动,不费心力;而且使心神头脑能轻松一下,对于健康也未始无好处!

三、淡名利、避权位

治学贵能一心力、惜时光;然而一般人大多不能注意到这一点,总不免为“名”“利”“权”“位”所困扰,分心力,分时间。当然人非贤圣,名利权位谁不有兴趣,想争取!但这四者的争取,对于学术工作都绝对有妨碍,原因就是要分心力分时间。

四者之中亦有分别。就“名”而言,学术上若真有成就,名不求而自至。不过学术之名只是清名,不能凭以有所享受,而且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若以求名为目的,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更进一层说,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最显著的例子,如顾师颉刚,二十几岁就享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为当时锋头最健的史学家,每天忙得不得了,几乎毫无工作时间。中年以后,他非常后悔。1944 年,我到重庆,在他主持的机构寄居多日,据他自己评论说,他深悔年轻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我想这是颉刚师肺腑之言,但不免过分谦虚耳!

就“利”而言,当然一个人总得有基本生活费,不过我想这非绝大问题。何况现在学术人才荒,学术工作真有表现,绝不至于穷得没有饭吃!我自小学到高中,一直以数理科见长,为师友所看重;文科成绩反极平平。但在高中时代,我的实际兴趣已确定转移到史学方面,所以我决然投考历史系。当时我的想法,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因兴之所之,不能功利主义。现在想来,初出学校几年,诚然有过近于断炊之虞,但总的说来,仍是生活得不错,实出我预期之外!

就“权”与“位”而言,尤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谋取权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时间,而取得之后,仍有麻烦,位愈高权愈重,麻烦愈多,不仅因为有权位就有职务要做,而且世俗趋附,习于请托,有权位必然应酬大增,为职务为应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的浸润在学术中!

四、坚定力、戒浮躁

定力本为佛家名词,我想若希望治学有较大成就,定力也极其重要。治学的定力,可分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就内在的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又逐时尚而动摇,更不可看见他人研究其他方面问题多所创获,而欲跟踪冒进。见异思迁,跟踪冒进,都是定力不够的表现。就对外而言,遭遇到外面的压力,不能屈服,面对外面的诱惑力,也要坚定意志,不能动摇。记得1941 年,我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晚散步中庭,师谓我曰:“你将来治学有成,必无问题。但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务!”这一番训诲,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迄今近四十年,记忆犹新,不敢忘,影响我的治学亦极大!

浮躁可谓为定力的反面。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为治学大忌。因为浮躁的人,行为做事必定虚浮,治学何能例外,自然也是浮而不实,更何能做到勤谨和缓,亦何能有坚强的定力,集中心力与时光在学问上用大功夫?对于问题的探讨也必然浅尝即止,绝不可能锲而不舍的去深入发掘,缜密研究,彻底解决!这种个性的人,如有才气,自可小成,但绝难深入达到较高境界!而且浮躁的人亦易骄满,甚至狂妄,很难永远虚心的求长进!所以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五、开阔胸襟

近代人提起治史,总说要客观。事实上,绝对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总应该向这方面去做,做到尽可能的客观。而客观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开阔的胸襟。有了开阔的胸襟,才能容纳众说,至少能容忍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问题的各种异见;乃至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也当如此。就个别问题的异见而言,各人看法不同,也必各有其相当理据,何妨多方取摄,作参考之用。就理论而言,各种理论都非十全十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一种理论若果已能成立,为一部分学人所尊奉,这种理论也必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可用性,我们绝不能采取轻蔑甚至排斥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反之要采取容受的态度,在某一种情况下,或许有其用处。只是此种理论亦必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的遵用,以为不二法门的神圣法宝!其他任何理论也都是如此,不能蔑视它,也不能迷信其有无边的法力!就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来说,无论对任何人的工作都当予以尊重,不能因为自己不欣赏,无兴趣,甚至自己不懂,而看低他人工作的成就,甚至加以否定;那是专制自隘的态度与思想,不但是品德做人方面的缺点,只就做学问而言,一有此种态度,就很难步入博大之路,甚至愈走路子愈狭,终至逼处一隅,自我陶醉而已!不过反过来说,对于他人的成就——不论古人或今人——也只能采取尊重的态度,乃至佩服采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断与采择,那也是专制狭隘思想的根源,使自己心思不能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于各种理论,各种异见,以及各种学问领域,无所不能容,无所不涵盖,则自己治学才能不自隘,不自满,无止境的向前发展下去。此所谓“有容乃大”,亦“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之意!

六、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著之病。不过我所说的“固执”与“执著”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此。今姑举一事以例之。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于同学中最佩服好友某君。他的天分努力皆在我之上,所以论成绩,尤其国文书法都较我为优,我写文章一定要先请他看过;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我有一日之长。在当时,两人同读《史记》,他于书眉用蝇头小字节录名家评语殆遍;我虽也相当用功,但远不如他的精勤。同读《汉书·地理志》,他能几于成诵;我记忆力特差,只略识各郡县约在何方位而已。同摩绘杨守敬《水经注图》,他笔笔依循不苟;我则大致规摩而已,以为细节处,杨氏亦只以意为之,无所依据。课堂笔记,他书写快捷,故极完备,我则断续不能全。由此可见两人天分勤力,都颇有差距。毕业后,宾四师约我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继续学业,第二学期他也到齐鲁。一日我与宾四师谈到他,深佩其学业,而师则谓彼之前途不如我,令我深感诧异。请其故,师谓彼禀性执著。当时我尚以为疑。不数年,我的工作愈做愈起劲,而他似显诸路不通,无可表现,始服宾师之有远见。再回忆大学时代,两人同习太极拳,我很快即能略得其形似,而他的拳脚伸出始终强劲如少林,教师纠正,亦不能改。此正见个性之差异,表现于动作行事之不同。大约他能刚而不能柔,能认真而不能回环有弹性。也可说,能抓得紧,但不能放得开;用于治学,易执著,不能灵活通变,终至四处阻塞,兴味索然,无可发挥,殊为可惜!归根究源,仍在执著的个性,易走极端,不能裁以中庸,故接受新知,但不能化!观此一例,性情执著之征候略可知晓,足为警戒!

原载《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原标题: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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