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起源与中原
关于医学文化
医学文化，是指为涉及保健与疾病的各种正规的人类学活动，包括从生物学和文化角度研究人类行为与保健、疾病标准之间的关系，生物现象、社会文化现象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原医学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中原医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医文化起于中原兴于中原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中原成为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从此，中医药文化形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黄帝内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南阳医圣祠
王安邦(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逐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灸法和外治法等。在中原地区，有几位传说中的人物，留下了有关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制医药”、“以疗民疾”，黄帝和大臣岐伯、雷公等讨论医药理论问题。到夏商周三代，医学理论已经萌芽，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治疗方法已是丰富多彩。这为战国以后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些充分说明中医的起源是在河南。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相继问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著作主要是在中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方剂之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使医圣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和完善。北宋在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院”、“尚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医官院”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在无言地向世人述说中原医学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郭德欣(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对医药学术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战国至明末，史传中有籍可考的全国5700多位名医中，河南就占912人之多。东汉时期南阳人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南齐时河南阳翟(今禹州)人褚澄，进一步阐述了中医基础理论。隋唐之际，河南籍的医家甑权(扶沟人)、孟诜(汝州人)、崔知悌(鄢陵人)、张文仲(洛阳人)，在国内享有盛誉。宋金元时期，王怀隐、郭雍、王贶、张从正、滑寿等，对推动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河南民权人张从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攻下派”的代表;河南许昌人滑寿，其在经络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河南开封人李濂、固始人吴其浚、夏邑人杨、长葛人李守先、孟津的平乐郭氏等，以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丰富了中医药文化宝库。此外，还有大批长期在中原地区从事医药活动的大家，如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三国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南北朝时期的针灸家皇甫谧，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药王孙思邈等，都曾在河南行医采药，著书立说。
蔡永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中原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辖区)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誉。而由之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百泉药王庙会，成了我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故自古就有“不到百泉药不全”之说。禹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地历史悠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药过禹州倍生香”之说。自清康熙年间相继建成众多会馆，成为禹州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
龙门石窟药方洞
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始建于北魏，唐代建成，历时200余年，洞内刻有100多个药方，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120多种药材，可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多种疾病。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洛阳药方洞见证了中原医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中华医药文化的灵魂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郭德欣：中原医学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既是医学的中医，更是文化的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明确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方法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郑启仲(濮阳市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中原医学文化，有着显著的人文思想的特征，这些也是中华中医文化的特征。
第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文化的形成。如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儒家“孝仁”思想清晰可见。
第二，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用大量篇幅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
第三，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袭着崇古尊经的作风，这种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
蔡永敏：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已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第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的医疗实践。第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文化经过后人传承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王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谈到中原中医药文化不得不谈《希氏内科学》，其出版后立即风靡全球，广泛流传，不能不称其伟大。《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尊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唐代《伤寒杂病论》等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日本尤为推崇备至，认为“伤寒论作为东洋医学的祖典，实为治疗万病的规矩”，并形成了“汉方医学”，成为今天日本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西欧一些国家对此学习研究亦相继而起。英译本《伤寒论》作者指出，其可与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欧几里得原理在几何学中的地位相媲美。可见其在人类科学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而《伤寒杂病论》问世至今，各种研究数量之多，实为其他学说所不能比拟，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程到南阳拜谒医圣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和影响。
在继承创新中发展中医文化
中原医学文化以其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要传承医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必须把握其本质特点，弘扬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使中医文化真正作为国粹不断发扬光大。
田文敬(河南省民间文化保护抢救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所长)：近来有人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活动，引发了社会关注。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其地位、作用及科学性不容置疑。
其一，中医药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经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成为中国的国粹，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二，中医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必须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使之发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理论来源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这种传统以及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中所产生并形成的任何文化分支并不需要别的文化来推导、评判，更不能人为地去抹杀取消，中医只能是在坚持自己特色中研究外来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郑启仲：由于西医药出现的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多，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日益凸现，很多西方医学家重新把目光投向自然疗法，投向中医药，希望从中医药中找到解决的办法。这说明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并将目光转向东方。这说明中医是有生命力的。
曼·波克特(著名汉学和医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医学科学。而西医学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韩新峰(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副局长)：中医药文化包含的天人共适、人际和谐、和衷共济，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我们当代构建和谐要求相符合。中华医药文化中的人类观、自然观、哲学思想、认知方法、辨治体系，还有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衷共济的思想主张，以及生命科学、医学原理、临床实践、方术技艺、医药器物，还有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特有伦理价值和人文关怀，还有随同中华医药文化的人格化趋向而化生的大批名医大家，如张仲景、李时珍、孙思邈、华佗、扁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漠视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正是我们应当向世人展示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加以保护、挖掘、传承与发展。
王旭东(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医药着眼于整体、注重调节人体内部环境的治疗理念有其卓越之处。但中医研究现在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太“现代化”，用现代科学生硬地“解剖”中医，在不理解中医精神内核的情况下，片面地研究中医的“零件”和“技术碎片”;二是盲目复古，认为多读中医古籍就能解决问题。
韩俊钦(河南省民间文化保护抢救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正确处理继承、创新、发展的关系。应把传承医学文化放到实施中医药文化强省这个大前提下去认识。继承中医文化，须保持特色，中医药事业才有根基、底气。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与要求。一方面要认真继承研究中医药核心理论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要弘扬中医药文化，还需要重视中医药文化宣传普及，使中医药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使人们经受中医药文化的熏陶，进一步加深中医药文化在民众中的文化认同感，强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等。（中华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