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质难》，学中医者必读书目之一

《伤寒质难》是最好的中医书籍之一。

怎样学习中医？中医有很多流派，要找出最科学的流派。到各大中医论坛转悠上几天，就知道网上是经方派的天下。而网下，各大医院却是温病学派的天下，开出的大概99％以上都是温病学方子。这很好理解，网上信息沟通便捷，真伪好辨。

同样是经方派，各人理论，主张还是有些差别，多数人是泥古不化，言必六经传变，这不是我想学的中医。《伤寒质难》是一个例外。在祝味菊看来，中医，西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并对此进行了一番探索。

在看《伤寒质难》时，读到精彩时颇有一些想法，现在要写出来却感觉千言万语无从下笔，现在再去翻书，把有关原文逐个字敲进.txt也累。最好是有现成的电子文档，边看边把读书心得写下来，书看完，心得文章也写完了。于是从网上找来评述《伤寒质难》的文章，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

祝味菊 ( 1885—1951 )，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医学世家，早年悬壶成都，为四川名医。后因避乱到上海，以擅用温补，独树一帜，有祝附子之号。曾任过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等职，生前很受陆渊雷、章次公等时贤之推崇，在近代中医界，具有一定之影响。祝氏学贯中西，毕身致力于中医革命，并不汲汲于著书，据查证，业经手订之著作，约有《伤寒质难》，《伤寒新义》、《伤寒方解》、《诊断提纲》，《脉学举隅》等数种，曾集为《祝氏医学丛书》。从《伤寒质难》来看，祝氏之医学造诣高超，学术风格独特，故其著作，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现仅就《伤寒质难》一书，介绍一下其对伤寒学说的独特见解。

一、对伤寒病理的认识

治外感热病之学的流派，在病因认识上不同，在病理认识上自亦互异，此所以对同一热病，往往有或谓 “ 是寒邪伤人足经，外邪乃从体表循六经逐步传里 ”，或谓 “ 是温邪伤人手经，外邪乃从口鼻按三焦四层逐步深入 ” 的争执。祝氏对此，亦另有新说。

以五段代六经：祝氏论外感热病，以五段言病理，赋六经以新含义，他说： “ 夫仲景六经名词，系代表人体抗邪所发生之六大类证候。六经所固定之证候，初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况，是以后人于伤寒六经之外，又有温病主焦之说，巧立名目，淆惑听闻，以百步笑五十步，其愚等耳。夫证候为疾病之表现，初非疾病之本身，六经证候，既不能包含一切抗邪情形，则六经名称可废也。利用六经名称，以代表各个抗邪程序，则六经名称存之亦可也。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有机之邪，苟其有激，正气末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于意云何，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

二、对伤寒治疗的认识

对热病的治疗，叶派以用清法与护阴津，为二大原则。祝氏主张用温用清，当辨证而定，鉴于时弊，他尤其强调护阳不可偏废，故于温补，最为注重，其议论则具有创见，如，

1、强调匡扶之法：治疗外感热病，特别是在初起阶段，张子和不必说，他如吴又可、徐灵胎，乃致，陆九芝等许多医家，一般都强调祛邪为第一，故有 “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 大凡客邪，贵乎早逐 ”， “ 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 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实 ” 等说法，但祝氏则强调匡扶。他举例说：三人栉风沐雨，冲寒冒暑，所处环境相等，而病否不等，甲者不病，乙者病后不药而岔，丙者病而用药不愈，或甲遇气候剧变而不病，乙遇轻微之变即患病，这说明外感病仍是以

调节机能的强弱，免疫力量的盛衰为主因。故他反复指出： “ 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 “ 古谚有云：上工治病，必先固本。良有以也，” “ 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 ”， “ 伤寒之为病，邪正相争之局也，为战之道，气盛则壮，气馁则怯，馁其气而使之战，是取败之道也，” “ 医之所务，在益人也，去病而伤正，何益之有哉。吾子急切好胜，以为去病即是真理，是不知曲突徙薪，以焦头烂额为上客也。”，

“ 总之，伤寒正邪相博，正胜则邪负，邪祛则正安，正盛邪微，病有自愈之理，正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道。”

2、阐扬重阳原理：祝氏崇尚二张 ( 仲景、景岳 ) 学说，对叶派每多批评，他认为， “ 阴常有余，阳常不足，非臆谈也，” “ 轻阳重阴，世俗浅见之论也。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邪相争之局，” “ 一切病邪，及其既入人体，即为人体抗力所支配，而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气实则实，气虚则虚。伤寒为战斗行动，故当首先重阳。” 祝氏认为人在未病时，不妨着意营养，以培养其阳，及其既病，则当首

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 他说伤寒初期，卫外之阳不固也”， “伤寒极期，抗力岂有余哉，” “尤拙吾曰，阳明津涸，舌干口燥，不足虞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 他认为伤寒后期，扶阳亦当重于增液，但时医习用滋阴润泽，往往反使阳气受阻，致阳用不彰，阴津不继，欲速不达，适得其反，祝氏认为泊伤寒须自始至终注意扶阳，因为，“ 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扶真阳，即善治伤寒。” 这就是祝氏之心传。

三、对伤寒药物的认识祝氏推崇景岳，重视匡扶，但治感证很少用人参，熟地之类。祝氏用附子，每与龙、磁，麻、桂，枣仁之类配伍，与蜀中喜用附子的名医如沈绍九，陆景庭等人之药法亦不同，这是因为其对治感药物，也有较为独特之见解，如；

1，四性疗人之创说：祝氏认为药之四性，是用来疗人的，药之五味，是用来治病的。他说性与味， “ 一以治病，一以治人，泾谓不分，淆惑之由也，” 药理之妙，不过性能二字面已，善用四性之药者，可使体工无偏胜之患，熟悉药物之能者，可收药到病除之功。” 用药之道，主要是因人制宜， “ 寒热温凉乃调整抗能之药，抗力太过者，折之以寒，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旺盛，有偏亢之势者，和之以凉，抗力衰敞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寒热温凉，扶抑正气之符号。” 唯其如此，故若非里气亢盛，寒凉不可轻投。

祝氏对时医习用轻凉之风气，大为不满，他认为表亢而里气不盛，或局部虽呈热象，但全体抗力不足，都不得以清表、消炎为口实而妄用清凉。因药性是作用于全体的， “药之有凉，所以抑制机能之亢进，一切内服之药，莫不假道肠胃，” “是故凉药入胃，必先寒中，将欲清表，必先寒营，凉药所以抑制亢奋，其抑制之效力，可以普遍遐迩也。是以表亢而里气

不盛者，又安用清为。故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也。” 祝氏认为： “ 扶益元阳之药，多是温煦之品，温字即含有补意。故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 总不离乎温法。” 上述议论，于纠正滥用清凉，泛施阴腻之时弊，诚有发聋振愦之作用。！

2、常用药物之新解：祝氏喜用附子补阳气而不主张用人参，他认为此二药虽均有强心固脱之效，但伤寒机转在表，邪毒以外泄为宜，如因虚而用参， “ 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之路，” “ 是乃拂逆其自然之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 但附子性暴，温而不潜， “ 阳不嫌多，以潜为贵 ”，故必须配之以龙骨，磁石，则鲜僭逆之患，制暴为良，全在处方之得宜。故祝氏治伤寒，常用 “ 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 又鉴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以强之，则扶阳强心，气壮血活，相得而益彰，故此四药为其扶正时最常用。至于熟地，他认为虽能滋荣百骸，但其性阴腻，不利邪机外泄，故极少择取。他说： “ 睿智之士，以为邪机应有出泄之路，清滋方中，佐以宣透，如生地与豆豉同用。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麻，桂之作用，他认为：“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其作用有二，

“ 一为调节体温，二为排泄毒素，因麻、桂促使血液外趋，散温排毒，兼而有之。故伤寒初起，在所必用，因为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有机之邪，然诱因既去，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之邪孤矣。在表解之后，病到了中后期，他仍常用麻，桂，则目的是借发汗以排毒，所以排泄体工因抵抗而产生之老残废物，及血液中来经中和之毒素也。而且，他认为通过促使血液趋势向表，能减轻内部病灶之炎肿，符合诱导原理，病理因之恢复至生理，则愈出自然，故其作用非豆豉、豆卷等药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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